文学的重新定义(一)

文学的重新定义(一)

８０年代以来，我们毫不犹豫地将纯文学观念作为“现代”、“正确”的文学观念加以拥戴，不耐烦政治的纠缠，发誓要一刀切断文学与政治的联系，要挥手将政治的影响彻底打发掉。一句话，我们要让“文学回到自身”。与此同时，我们逐渐地建构了一个纯文学的知识制度。然而，实际上文学并不是先验地存在的。纯文学的概念，它必须，并且也只有在一个知识的网络之中才能被表述出来。文学实际上是一个在历史中不断分析和建构的过程，它是在与其它知识的不断区分之中被表述出来的。纯文学的观念只有在科学、道德、艺术分治的现代知识图景之中才能建立和凸显出来。实际上，在这些区分的后面，隐含着一整套现代知识的建制。在纯文学的背后，包含了复杂的现代知识分化的过程。文学的概念并不是不言自明的，文学的概念在历史的过程中不断地移动。乔森纳·卡勒指出：“文学就是一个特定的社会认为是文学的任何作品，也就是由文化来裁决，认为可以算作文学作品的任何文本。”①他说：“文学作品的形式和篇幅各有不同，而且大多数作品似乎与通常被认为不属于文学作品的相同之点有更多的相同之处，而与那些被公认为是文学作品的相同之处反倒不多。”在西方，现代的纯文学观念实际上也是晚近才诞生的。直至１９世纪，比如在阿诺德看来，文学仍然包括了广泛的著述范围。乔森纳·卡勒说：“如今我们称之为literature（著述）的是２５个世纪以来人们撰写的著作。而literature的现代含义：文学，才不过２００年。１８００年之前，literature这个词和它在其它欧洲语言中相似的词指的是‘著作’或者‘书本知识’。……如今，在普通学校和大学的英语或拉丁语课程中，被作为文学研读的作品过去并不是一种专门的类型，而是被作为运用语言和修辞的经典学习的。……比如维吉尔的作品《埃涅阿斯纪》，我们把它作为文学来研究。而在１８５０年之前的学校里，对它的处理则截然不同。”②与审美主义的宣称相反，审美并不是文学的惟一目的。班纳迪克·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指出，小说阅读在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创造中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卡勒说：“在１９世纪的英国，文学呈现为一种极其重要的理念，一种被赋予若干功能的、特殊的书面语言。在大英帝国的殖民地中，文学被作为一种说教课程，负有教育殖民地人民敬仰英国之强大的使命，并且要使他们心怀感激地成为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启迪文明的事业的参与者。在国内，文学反对由新兴资本主义经济滋生出来的自私和物欲主义，为中产阶级和贵族提供替代的价值观，并且使工人在他们实际已经降到从属地位的文化中也得到一点利益。文学对教育那些麻木不仁的人懂得感激，培养一种民族自豪感，在不同阶级之间制造一种伙伴兄弟的感觉能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最重要的是，它还起到了一种替代宗教的作用。”③五四文学革命被称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实际上，文学革命包括了完全不同的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白话文运动，是与现代个人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创造这一主题相关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运动；另一方面是在科学、道德、艺术自治这一现代知识分化规范下的文学独立观念的确立。胡适等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主张以白话文为媒介，建立现代的国语文学／国民文学和“人的文学”，以现代民族国家／现代个人为坐标建立一种新的文学想象和价值空间。同时，他们（更主要的是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通过对“文以载道”观念的批判建立现代虚构的、想象性的和自律的纯文学观念。也就是说，在与传统文学观念的对立和断裂过程中，五四建立了一种新的文学认识。这一文学革命是以“西化”的表达方式来完成的。朱希祖在《文学论》里说：“自欧学东渐，群惊其分析之繁赜……政治，法律，哲学，文学，皆有专着；……故建设学校，分立专科，不得不取材于欧美或取其治学之术以整理吾国之学……在吾国，则以一切学术皆为文学；在欧美则以文学离一切学科而独立；……吾国之论文学者，往往以文字为准，骈散有争，文辞有争，皆不离乎此域；而文学之所以与其他学科并立，具有独立之资格，极深之基础，与其巨大之作用，美妙之精神，则置而不论。故文学之观念，往往浑而不析，偏而不全。”④相对于现代的纯文学观念来说，传统的文学观无疑是“混沌”的。然而，所谓纯文学的概念并不是自明的，它不仅是历史地生成的，而且它本身也处于一个特定的知识网络

之中。王国维的纯文学观念是在一定的知识条件下才得以浮现出来，而黄远庸也正是从现代知识的分化中来谈论和“发明文学独立”的。五四文学革命的发生导致了传统文学观念和传统文学制度的崩溃。伴随着五四文学革命发生的是“文学的定义”，也就是对于文学“本质”的探求。在《文学旬刊》第１号上，郑振铎开宗明义发表了《文学的定义》一文，郑振铎从与科学的对立中来定义文学。茅盾在革新后的《小说月报》上发表了《文学和人的关系及中国古来对于文学者身份的误认》一文，试图廓清传统对于文学的“误解”，并且重新寻找“正确”的文学定义和建立“正确”的文学认识。郑振铎《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不满中国传统的文学知识，用“正确”的现代西方文学的眼光看来，中国传统的文学知识是“混乱”的：“中国的书目，极为纷乱。有人以为集部都是文学书，其实不然。《离骚草木疏》也附在集部，所谓‘诗话’之类，尤为芜杂，即在‘别集’及‘总集’中，如果严格的讲起来，所谓‘奏疏’，所谓‘论说’之类够得上称为文学的，实在也很少。还有二程（程灏、程颐）集中多讲性理之文，及卢文、段玉裁、桂馥、钱大昕诸人文集中，多言汉学考证之文。这种文字也是很难叫它做文学的。最奇怪的是子部中的小说家。真正的小说，如《水浒》、《西游记》等倒没有列进去。他里边所列的却反是那些惟中国特有的‘丛评’、‘杂记’、‘杂识’之类的笔记。”这两种陌生的、不同的文学知识的相遇，使人想起福柯的《事物的秩序》中中国关于事物分类的奇怪和荒唐。文学革命是传统文学知识的否定，是对于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的认同。郑振铎说：“我们研究中国文学，非赤手空拳，从平地上做起不可。以前的一切评论，一切文学上的旧观念都应一律打破。无论研究一种作品，或是研究一时代的作品，都应另打基础，就是有许多很好的议论，我们对他极表同情的，也是要费一番洗刷的功夫，把他从沙石堆中取出，而加之以新的发明，新的基础。”⑤文学革命是新的知识型的构造。新文学倡导者们通过对于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的认同，建构了新的、现代的、“正确”的文学观念。文学革命既是传统文学观念及其内在秩序的崩溃，同时也与整个社会建制和文学生产方式的变革相关。文学革命后，出现了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等新的纯文学社团，出版了纯文学期刊，“文学创作”得到了凸现：“将文艺当做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终身的事业，正同劳农一样。”⑥在现代合理化的规范下，文学成为了一种分业。１９２８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爆发，发生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历史转折，与此同时，否定了五四的文学资产阶级观念及其知识规划，提出了“重新来定义文学”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