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如归去_张衡_归田赋_赏析

游都邑以永久，无明略以佐时。徒临川以羡鱼，俟河清乎未期。感蔡子之慷慨，从唐生以决疑。谅天道之微昧，追渔父以同嬉。超埃尘以遐逝，与世事乎长辞。

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隰郁茂，百草滋荣。

关嘤嘤。于焉逍遥，聊以娱情。

尔乃龙吟方泽，虎啸山丘。仰飞纤缴，俯钓长流。触矢而毙，贪饵吞钩。落云间之逸禽，

于时曜灵俄景，系以望舒。极般游之至乐，虽日夕而忘劬。感老氏之遗诫，将回驾乎蓬庐。弹五弦之妙指，咏周孔之图书。挥翰墨以奋藻，陈三皇之轨模。苟纵心于物外，安知荣辱之所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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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衡：《归田赋》庙堂与江湖一向是士人们生命的两极，庙堂居高，显赫与危险如影随形，江湖处远，逍遥与寂寞亦不可分割。庙堂与江湖互为终点，芸芸士子，来来往往，千年不绝。志在何方？情归何处？庙堂？还是江湖？求证、选择、挣扎，欲罢不能，挥之不去，几乎是古代士人们的宿命。

“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易也”（《论语·微子》），儒家有“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的执著和“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论语·卫灵公》)的胸怀，但也有“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论语·泰伯》）的自我调整。而老庄之道，讲究“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庄子·知北游》），“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道德经》），本来就有“无为即自然”的境界和“相忘于江湖”（《庄子·大宗师》）的洒脱。孰是？孰非？后代的士人们在先贤典谟中一次次地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他们也企盼在现世人生中能寻找到一方可以让自己心平气和的静土。公元138年，东汉，一个有着科学家身份的士人在38年宦海漂泊后，在许多科学发明创造之外，在文学上有了一个突破性发现，他关于人间静土的憧憬是那样的让人一读沉醉，并且辉映千年，这个憧憬是：归田。这个直行于科学和文学之间的人就是张衡。他的抒情小赋《归田赋》是文学史上第一篇描写田园隐居之乐的作品。于兹开始，田园成为古代士人的栖心之所，经陶渊明、王维、孟浩然、苏轼等大家的实践与追寻，开创出文学的又一片天地，士人们的生命也因此更加柔软丰满充盈。

看过张衡一生，或许，才能看透归田之情。

张衡，字平子，南阳西鄂人。“衡善机巧，

不如归去——

—张衡《归田赋》赏析

雒晓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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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致思于天文阴阳历算……遂乃研核阴阳，妙尽璇机之正，作浑天仪，著《灵宪》、《算罔论》，言甚详明”。“复造候风地动仪……验之以事，合契若神。……于是皆服其妙”（《后汉书·张衡传》）。

一个不断发明创造的人一定是一个热爱生命、真心拥抱生活的人，也一定是一个胸怀大志、心系苍生的人，张衡正是这样的人。少年苦读，游学三辅，“入京师，观太学”，直至“通五经、贯六艺”，所有这些脚踏实地的准备，都是为了理想的实现。“精思博会，十年乃成”的《二京赋》有因“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的讽谏目的，但主体还是“润色鸿业”的颂扬，在对朝会、郊祀、祭庙、亲农、大射、田猎、大傩等盛典礼会细致入微的陈述中，在对汉帝国君主的崇尚懿德、对帝国的显赫声威、对国势的繁荣强盛所做的淋漓尽致的描绘和赞叹中，可以证明作者对汉帝国的由衷热爱之情，也可以看出作者对国事的深切关心和青年时代的勃勃雄心。三年之后，作者又满蕴炽热乡情创作了《南都赋》，在浓墨重彩描绘南阳的丰饶物产、奇秀山川、风情民俗时，也充分而积极展现了南阳人民和乐安康的生活、昂扬奋进的风貌。但这样一幅太平盛世的图景其实并非实境，张衡生活的安帝、顺帝时期，正是东汉由盛转衰之时，朝政日非，民不聊生，各样矛盾危机不断暴露，帝国的前景已是江河日下，《南都赋》的描绘，是对帝国往昔盛世的怀忆，这中间的叹息与自豪同样是作者追求崇高社会理想和强烈爱国忠君之情的证明。

此时、诸事，皆无关田园，然而田园还是首先由张衡发现了，这与他的性格有关。“虽才高于世，而无骄尚之情。常从容淡静，不好交接俗人”（《后汉书·张衡传》）。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只有性情恬淡的人才可能听到心底的声音，张衡又是一个不慕名利的人，“永元

中，举孝廉不行，连辟公府不就……大将军邓骘奇其才，累召不应。”只有这样的人，才能领悟“触矢而毙，贪饵吞钩”之理，才可能舍得放手。汲汲于名利场的人既无法端正为人，也不可能埋头做事，张衡不求位置，但求做事，所以，张衡步入仕途之后，“所居之官辄积年不徙。自去史职，五载复还。”当然有许多的不解与嘲笑，他便作《应间赋》自白，“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夥，而耻智之不博”，志如皎月，不染红尘。“捷径邪至，我不忍以投步；干进苟容，我不忍以歙肩”，正道直行，胸怀坦荡。《应间赋》语淡气平，一无所怨，而痴心不改，张衡以做实际的事作为对理想的一种追求，一边发明浑天仪、地动仪、候风仪、木鸟、土圭，一边撰写科学著作，他用自己在天文、历法、气象、地震、数学、地理、机械制造乃至测绘、画图等一系列科学领域的重要成就实现了对理想的坚守。

然而，这远不是理想的全部。他更担忧的是日趋横溃的国势。“时政事渐损，权移于下”（《后汉书·张衡传》），皇帝昏庸、宦官奸诈、外戚豪横、官僚腐败，还有装神弄鬼的方士、独霸一方的豪强，魑魅勾结，国事颓落，足以让任何一个士人重新定位人生，明哲保身、退避三舍，或者趋炎附势，甚至沆瀣一气，都可以讲出点理由。张衡官居郎中、两任太史令，都是中下层职位，以职责而论，亦不属谏言议事之位，置身事外原本顺理成章，但他却在复居太史令五年、七年、八年时连续上呈皇帝《上陈事疏》、《论贡举疏》、《请禁绝图谶疏》，指陈时弊、揭露腐败，胸怀磊落，风骨凛然。上疏自然没有结果，不肯

”（《楚辞·渔父》）的个性使张衡处境变得艰难。“（帝）尝问衡天下所疾恶者。宦官惧其毁己，皆共目之，衡乃诡对而出。阉竖恐终为其患，遂共谗之”（《后汉书·张衡传》）。多年宦海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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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积极入世、想有所作为的张衡终于明白，现实政治与理想政治之间的距离，比此岸与彼岸之间的距离更为遥远，自己终究无能为力。

还是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远离这个权力的漩涡为好，顺帝阳嘉三年，张衡上疏，请专事东观，撰写《汉记》，远在十年前，谒者仆

《汉记》，曾上书请他参加这一工作。不久两人相继谢世，此事就搁置起来，这回张衡几次上书想复做此事，顺帝都没有批准。“吉凶倚仗，幽微难明”（《后汉书·张衡传》），张衡进退维谷，不得不“常思图身之事”，作于此际的《思玄赋》就表现了这样苦闷矛盾心理。

世事溷浊，黑白莫辨；天不可攀，神仙虚妄；“

”，要全身远祸，只有改变志向了，修德、致学，洁身自守也好。只是，曾经那么热切地追求过，很难说放弃就能放弃，何况张衡这样有极强责任感的人。不久，他被排挤出京，外放河间相，“时国王骄奢，不遵典宪；又多豪右，共为不轨。衡下车，治威严，整法度，阴知奸党名姓，一时收禽，上下肃然，称为政理”。河间的清平丝毫无助于挽回汉王朝没落的颓势，在河间的第二年，张衡先后写了《四愁诗》和《髑髅赋》，“时天下渐弊，郁郁不得志，为《四愁诗》，效屈原以美人为君子，以珍宝为仁义，以水深雪氛为小人，思以道术相报，贻于时君，而惧谗邪不得以通”（《四愁诗序》），壮志难酬，痛苦、无奈、不甘。“死为休息，生为役劳……况我已化，与道逍遥……合体自然，无情无欲”，推究生死意义而以生不如死作结，达观的背后是极度的失望、哀痛。张衡对于官场彻底厌倦了，河间相三年，作《归田赋》，上书乞骸骨，未果，次年，居尚书卒。归隐田园，之于张衡，终于无奈地止步为一个愿望。但其中的志向和情感，后人却感受得很分明，所以，萧统的《文选》将其归为“志”类。赋文对清新宁静悠闲冲淡田园生活的描述，启发后代士人由此开拓出平衡人生的新境界。

“衡游京师，四十不仕，顺帝时阉官用事，欲归田里，故作是赋”（〔唐〕李善《文选注》卷十五作者名下注）。显而易见，《归田赋》迥异于汉大赋的“铺张扬厉”、“平正典雅”，而是饱含情感、宣寄心志。“游都邑以永久，无明略以佐时”。平淡的概括下隐藏着对官场非同一般的厌倦之情，“时”已衰世，明略原无用武之地，作者说“无”，实是空怀明略的激愤之语。“徒临川以羡鱼，俟河清乎未期”。前句典出《淮南子·说林训》，“临河羡鱼，不如归家织网”。后句典出《左传·襄公八年》，“周诗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寿几何？’”相传黄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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