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与《春秋》关系考证

《左传》与《春秋》关系考证

一、历代关于《左传》是否解经的争论

《左传》是“春秋三传”之一，所谓“传”就是阐释经意的意思，即我们常说“依经作传”。但是关于《左传》的性质，自刘歆争立其经学博士地位以来，历代都有争论，尤其在汉代争论尤为激烈。

（一）两汉关于《左传》是否解经的争论

西汉宣帝之后，《公羊》和《榖梁》都被朝廷立为官学，设博士，而《左传》没有获此殊荣。西汉末年以刘歆为代表的一些经学家极力主张将《左传》也列为博士。哀帝时，刘歆与当时朝廷所设的五经博士就《左传》是否应该设博士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大司空师丹“奏歆改乱旧章，非废先帝所立”，左将军公孙禄斥其“颠倒五经，变乱家法。”面对强烈的反对声，刘歆自身也遭到了谪贬“惧诛，求出补吏，为河内太守。”[

注释：

[1]（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8月.第408页.]直到西汉后期王莽把持朝政以后，《左传》才由于特殊的政治背景而被立为官学。

东汉光武帝建武年间，由于尚书令韩歆关于《左传》应该立为博士的提议，《左传》是否解经的问题再次被推上了风口浪尖，成为了当时经学家们争论的焦点。据《后汉书》记载，博士范升持相反的意见：“《左氏》不主孔子，而出于丘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

且非先帝所存，无因得立。”[[2]（刘宋）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8月.第364页.]公羊派学者李育也对《左传》的解经性质提出了异议，“虽乐文采，然谓不得圣人深意，以为前世陈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图谶，不据理体，于是作《难左氏义》四十一事。”[[3]（刘宋）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8月.第759页.]虽然如此，《左传》还是在陈元等人的极力争取下被立为官学，但是由于继承者寥寥无几，到《左传》博士李封死后，《左传》的官学地位也就渐渐淡化。

（二）汉代以后关于《左传》性质的主要观点

汉代以后，关于《左传》是否解经的争论仍在延续。晋代杜预通过为《左传》作注的方式，详细的讲解《左传》是如何传《春秋》的。在《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中他提到：“左丘明受《经》于仲尼，以为《经》者不刊之书也。故《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辨理，或错《经》以合异，随义而发。”[[4]（晋）杜预.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同时他还从《左传》中总结出“春秋义例”共计“五十凡”。至此，《左传》为《春秋》作传的观点遂成正统。但是杜预的这一观点在当时就遭到了同时代学者的否定，晋代王接便认为：“《左氏》辞义赡富，自是一家书，不主为经发。”[[5]（唐）房玄龄.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6月.第1435页.]唐宋以后更是有许多学者对杜预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唐代刘知几认为：“观《左传》之释经也，言见《经》文而事详《传》内，或《传》无而《经》有，或《传》缺而《传》存。”

[[6]（唐）刘知几.史通.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85册第10页.]南宋大儒朱熹也认为《左传》并非解经之书：“《左氏》史学，事详而理差；《公》、《榖》经学，理精而事谬。”[[7] （宋）黎靖徳.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南宋末年的黄震亦不同意杜预：“左氏虽依《经》作《传》，实则自为一书，甚至全年不及《经》文一字者有之，焉在其为释《经》哉？”[[8]（宋）黄震.黄氏日钞.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7册第868页.]

（三）清代“《左传》伪书说”的兴盛

清代以后，很多学者也不同意杜预的观点，力辩《左传》是解经之作的观点。其中刘逢禄是其中的代表。他撰《左氏春秋考证》，认为：“《左氏》以良史之材，博闻多识，本来尝求附于《春秋》之义。后人增设条例，推衍事迹，强以为传《春秋》，冀以夺《公羊》博士之师法，名为尊之，实则诬之，《左氏》不任其咎也。余欲以《春秋》还以《春秋》，《左氏》还之《左氏》。”[[9]（清）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续修四库全书.第125册]同时他也开了“《左传》伪书说”的先河，后来的康有为等人从其说而将《左传》斥为伪书，认为《左传》是刘歆杜撰的，其真实性尚待考证，更不用说它是解经之作了。

二、《左传》与《公羊》、《榖梁》异同比较

比对《公羊》、《榖梁》，《左传》阐释经意的特征确实不是那么明显，甚至确实容易使人产生《左传》不解经的误解。

（一）《左传》与《公羊》、《榖梁》解经方式比对

《公羊》和《榖梁》是完全依经立传，他们对于《春秋》义理的阐释往往是一字一句进行解说，文字是紧紧依附于《春秋》经而生成的。如隐公元年，《春秋》经文言：“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10]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第一册第7页.]《公羊》对此经的阐释相当具体“及者何？与也，会及暨皆与也。曷为或言会或言及，或言暨？会犹最也；及犹汲汲也；暨犹暨暨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仪父者何？邾娄之君也。何以名？字也。曷为称字？褒之也。曷为褒之？为其与公盟也。与公盟者众矣，曷为独褒乎此？因其可褒而褒之。此其为可褒奈何？渐进也。眛者何？地期也。”[[]（汉）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5册第21—23页.]《榖梁》对此句的阐释没有《公羊》具体，但是也是一字一句进行解释“及者何？内为志焉尔。仪，字也。父，犹傅也，男子之美称也。其不言邾子何也？邾之上古微，未爵命于周也。不日，其盟渝也。眛，地名也。”[[]（清）钟文杰.春秋谷梁经传补注.北京.中华书局.上册第8页.]其中逐字逐句对经文进行阐释的特点彰显得非常清晰。而再看《左传》，“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书爵。曰‘仪父’，贵之也。公摄位而欲求好于邾，故为蔑之盟。”[[]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第一册第9页.]

再看一例，仍是隐公元年，《春秋》曰：“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第一册第7页.]对于这段经文，《左传》将它扩充为一个非常完整而动人的故事，但《公

羊》与《榖梁》仍旧停留在阐释经意的层面上，《公羊》言：“克之者何？杀之也。杀之则曷为谓之克？大郑伯之恶也。曷为大郑伯之恶？母欲立之，己杀之，如勿与而已矣。段者何？郑伯之弟也。何以不称弟？当国也。其地何？当国也。齐人杀无知何以不地？在内也。在内虽当国不地也，不当国虽在外亦不地也。”[[]（汉）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5册第23—24页.]《榖梁》说：“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杀也。何以不言杀？见段之有徒众也。段，郑伯弟也。何以知其为弟也？杀世子母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为弟也。段，弟也而弗谓弟，公子也而弗谓公子，贬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贱段而甚郑伯也。何甚乎郑伯？甚郑伯之处心积虑成于杀也。于鄢，远也。犹曰取之其母之怀中而杀之云尔，甚之也。然则为郑伯者宜奈何？缓追逸贼，亲亲之道也。”[[]（清）钟文杰.春秋谷梁经传补注.北京.中华书局.上册第10-11页.] 通过以上两例的比较，《左传》与《公羊》、《榖梁》在对《春秋》经义阐释上的区别显而易见。《公羊》、《榖梁》力求跟随《春秋》经文的步调，对经文进行逐字逐句的解读和阐释，而《左传》解经并不拘泥于此，它比较偏重于对《春秋》所载历史事件的材料进行补充，或者为理解《春秋》的经文提供一定的背景材料。正因为有这样的解经宗旨，导致《左传》慢慢独立于《春秋》之外，甚至被后代学者诟病为“非解经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