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本能

道德本能

南方报业新闻时间: 2009年12月10日来源: 南方周末

我们的某些心理方式很可能会阻碍我们得出最为正当合理的道德结论。道德感,就跟其他感官一样,在错觉面前不堪一击。人类的道德感原是一种相当复杂的结构,无独有偶,它还体现出了自身进化的历史和它的神经生物学的基础。

□作者:史蒂芬·平克(StevenPinker)□译者:朱力安

下面几个人中,你觉得谁最可敬?是德兰修女、比尔·盖茨,还是诺曼·博洛格?而他们之中,你又觉得谁相对来说最不那么可敬?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决非难题。德兰修女,因在加尔各答行善,帮扶穷人而受到梵蒂冈的赐福,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在一次美国民调中被列为20世纪最可敬之人首位。比尔·盖茨,因给其用户带来的蓝屏死机和Office软件的跳舞别针(早期Word软件的蹩脚屏幕助手)而臭名昭著,其肖像在“我恨盖茨”网上惨遭毁容。至于诺曼·博洛格……诺曼·博洛格又是何方神圣?

然而再往深处想一想,你可能就会重新考虑你的答案了。博洛格,“绿色革命之父”,采用农业科学来缓解世界饥饿,被誉为十亿生命的救星———历史上再没有谁像他这样拯救过如此之多的生命。盖茨,在决定如何使用他的财富时,出人意表地,把钱投入到抗击发展中国家常见病中,希望以此来减轻大多数人的苦难。而德兰修女,则弘扬了苦行的美德,并据此来经营她的资金周转不灵的使团:他们的病号主顾得到了许多的祷告,但生活条件严酷,没有镇痛剂,医疗设备也原始得令人命堪忧。

不难发现,这三个人的道德名声跟他们所行的善何其不成比例。德兰修女是神圣的化身:白色的袍子,哀伤的目光,禁欲克己,照片中的她常与大地上的贫苦人群相伴。盖茨则是一个书呆子中的书呆子,还是世界首富,他要是能上天堂那骆驼都能钻过针眼了。而博洛格,现年93岁,一个农学家,把一辈子的时间都花在了实验室里和非赢利组织中,极少走上媒体舞台,因此也就压根没走进过我们的视线。

我怀疑上述例子可能连一个人都说服不了,没人会承认盖茨比德兰修女更圣洁。不过这些例子足以反映我们的头脑是会被神圣的光环所左右的,因此而无法对于行为本身———无论是让人贫困还是让人富裕的行为———做出客观公正的评断。仿佛我们在道德错觉(moralillusions)面前是不堪一击的,这迷惑人的道德错觉无异于麦片包装盒上的不真实的广告图片,或者是心理学课本上的变幻线。

今天,一个新的领域在利用错觉揭开第六感———道德感(是非观念)的面纱。人们的道德直觉已经在实验室里、互联网上和大脑扫描中被抽离出来加以研究,人们更试图以博弈论、神经科学和进化论生物学来分析道德直觉。“有两种东西,我越是经常持久地对之凝神思索,就越是使我内心充满常新而日增的爱慕和敬畏,”康德写道,“天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令。”如今人们越探索道德准绳,心里就越发感到敬畏,至于是否还能爱慕就不得而知了。人类的道德感(是非观念)原是一种相当复杂的结构,无独有偶,它还体现出了自身进化的历史和它的神经生物学的基础。

是什么触发了道德感

要承认人的心理有专门的一部分作用于道德,就得先认识到人们对事物的既定的道德评价与他们对其他事物的成见是截然不同的两样东西。道德化(moralization)是一种心理状态,就像一个开关,可开可关。当这种道德开关被打开的时候,一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模式便驾驭了我们的思考。这种思维模式使我们将某些行为视作是不道德的,而不仅仅是难如人意的,或不合时宜的,又或者是不太明智的。

道德感的首要特征是:被援引为规则的道德信条通常被视作是普适通用的。比方说,禁止强奸、禁止谋杀,这不会被人们视作一种当地风俗,而更具普适而客观的公允。

道德感的另一项特征是:人们觉得那些犯下不道德罪行的人理应受到惩罚。对那些违反道德律的人施加人身伤害仿佛是天经地义的；相反,让他们“侥幸脱逃”才是一种过错。因此人们可以毫无不安地奉上帝之名或假国家之权来伤害那些他们认为不道德的人。伯特兰·罗素曾写道:“让道学家们兴奋不已的,莫过于心安理得地对人施以残暴———也正因此他们才发明了地狱。”我们都体会过当心中的道德开关被打开时的感觉———正义之光在闪耀,愤怒火焰在燃烧,有种力量在感召。心理学家罗津(PaulRozin)曾经设计了一组对照,研究举止相仿却具

有不同的“道德触发法则”的两类人,以此来探索触发道德感的开关之所在。健康素食主义者为了实际的目的而避免食用肉类,比如为了降低胆固醇,避免摄入毒素。而道德素食主义者禁食肉类则是出于伦理的原因:不做屠夫的帮凶。而当他们被问及对肉食行为的感受时,罗津指出,道德动机的不同引发了见解的重重差异。道德素食主义者倾向于视肉类为污秽之物,他们也更倾向于认为人人都应当是素食主义者,他们还会给他们的饮食习惯添上德行的色彩,比如坚信素食可以使人远离兽性,不起恶念等。

推理与人为合理化

常常有待商榷的,不仅是我们道德评判的内容,我们使用道德评判的方法也问题多多。人们通常不会进行道德推理,他们只进行道德合理化:从结论出发———从无意识的感情迸发出的结论出发,然后再回过头来编织一套似是而非的正当说法。

人们的迷信与他们为使其正当而强作的辩解之间存在着差距,这在道德心理学家的新近设计出的“沙盘”2中一览无遗,这便是由哲学家福特(PhilippaFoot)和汤姆森(JudithJarvisThomson)设计的思想实验,叫“有轨电车难题”。在您晨起散步的时候,你看到一辆失控的有轨电车沿轨道呼啸疾驰,列车员无力操控,颓然兀坐。电车前方轨道上有五个人正在修铁轨,显然涉险。您此刻站在道岔旁,可以拉动操纵杆将电车导向另一个岔道,挽救五个人的生命。不幸的是,电车将轧过在该岔道上工作的一个工人。那么,是否可以扳动开关,杀一而救五呢?大部分人的回答为“是”。

现在再考虑另一个场景。您此刻在一座桥上俯瞰铁轨,发现了失控的电车轧向五名工人。现在能制止电车的惟一方法是掷下重物阻挡电车的前路。而手边够得着的重物只有站你旁边的一个胖子。你是否应该把胖子从桥上扔下去?您面前的两个困境都是牺牲一人挽救五命,因此,从“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功利标准来说,这两个困境是伦理等价的。不过大多数人可不这么认为:虽然他们会扳动第一个困境中的开关,他们不会去动第二个困境中的胖子。尽管如此明显的有效差别在哲学家们的实验中实属罕见,但若非要测试者们说出个所以然的话,他们也说不出什么言之有理的东西。

哲学家兼认知神经学家格林(J.D.Greene)认为,进化论使人们具备了一种对粗暴对待无辜者的反感。这种本能,他指出,倾向于压倒一切关于人命得失的功利的计较。这种反对伤害同类的冲动同样也可以用于解释其他案例:人们禁绝牺牲一个来挽救多人的做法,比如让一个住院病人安乐死,然后收获他的器官来挽救另外五个急需移植的病人；或者把人从拥挤的救生艇上扔下去以免小艇下沉。

就其本身而言,这不过是说得过去的一家之言,但格林跟认知神经学家科恩(J.Cohen)和另外几个普林斯顿同事们做了一项研究,他们用功能磁共振成像窥探人的大脑,试图找出人脑中主感情的区域(让人在同类相残面前退缩部分)与人脑中主理性分析的区域(计较人命得失的部分)这两部分的区域相冲突的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