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 !

论董仲舒哲学思想的特点

董仲舒的哲学思想作为一个体系，既是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相互交流的产物,也是他对当时社会现实深刻反思的结果，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一、世俗儒家思想的神学化
用神学化的儒家学说改造汉家制度，实行“更化”政策，是董仲舒思想体系的重要内容。鼓吹“君权神授”和儒家学说的“托天改制”二者并不矛盾，都是为了巩固和强化封建统治制度,。

二、对先秦诸子思想的扬弃和融合
董仲舒思想是战国晚期以来“道术统一”、诸子学说交流、融和的产物。更适应于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王朝的需要。

董仲舒用阴阳家主观演绎的方法和阴阳终始灾异之变理论，将儒家那种博而寡要的学说进一步思辨化、模式化、神学化，将其从社会领域推衍到整个天人关系中去，构筑了儒家学说发展上第一个真正具有系统理论框架的完整哲学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董仲舒思想是一种独特的、阴阳化了的儒家思想。

董仲舒思想中的这种诸子合流的现象，说明了逻辑的进程同历史的进程的和谐与统一。

三、“究天人之际”的哲学体系
董仲舒思想体系是围绕天人关系问题展开的。因此天人关系是其理论机制的逻辑起点。

“天”在董仲舒思想体系中是一个被赋于实实在在内容的、既具体又鲜明的人格神的形象。如在形体上，因为天之副乃在人，人其实就是天的“副本”。

关于“天道”：（一）道是完美无缺的观念形态；（二）天道是恒常不变的；（三）天道是有规律的，可知的。它通过阴阳、四时、五行的消息终始体现出天的意志、气质和情感；（四）天道有政治、道德属性。

这样，董仲舒的“天道”较之先秦道家思想体系里的超感官、反理性的玄妙的“道”来就显得更明确而具体化了。



天人之间形数相副相参以及二者阴阳之气的协调统一，这就是董仲舒天人哲学的基石——天人同类论。

董仲舒哲学的第二个层次，是天人感应论。董仲舒认为，凡同类事物之间都存在着一种交互感应的关系，如同马牛之间同类相应，声音乐器之间可以产生共鸣一样，天人之间也必然存在这种感应联系。

董仲舒“天人感应”论是一种神学目的论。他是企图将这些自然现象推衍、比附到天人关系中去，用来证明天人感应目的论的合理性。



董仲舒天人哲学的第三个层次，是他的“天人合一”理论。

董仲舒认为，要做到天人合一，首先要合于“天之数”。这样才能使社会安定。

天人合一更为重要的，是阴阳二气的彼此协

调一致。由于天是贵阳贱阴、任德不任刑的，所以人间的帝王也必须注重德治教化，行仁政，而不应专施刑法滥于成罚也，而应当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也应使王道之三纲（君臣、父子、夫妇）上法于天道，做到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就进一步将封建宗法关系绝对化为天的神圣意志了。同时，董仲舒还认为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尊卑贵贱关系应当限制在一定界限内，否则，也会引起阴阳失调。


董仲舒反复强调的“中”“和”原则，固然是为了维护封建宗法制度，但也有其深刻的社会现实意义。董仲舒时代正是西汉王朝由凋敝走向强盛的时期。随着社会繁荣的到来，潜在的社会矛盾，阶级矛盾也日益尖锐激化，贫富的差别已经到了“富者田连阡陌，而贫者无立锥之地。”他试图找到一种调节制约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度”，在维护阳尊阴卑封建宗法关系的前提下，保持这二者之间的某种稳定。这自然是一种迂腐的政治幻想。



董仲舒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

董仲舒的思想对后代有极其广泛的和深远的影响。首先，董仲舒的学生极多。有的弟子靠大弟子传递教诲，不能亲聆他的教诲，而连学生以外的学者对他也特别尊重。司马迁也曾经听过他的讲学，他认为，从汉高祖到汉武帝的五世中，只有董仲舒一个人可以说是精通《春秋》这部经书的，是他继承了公羊氏的学问。董仲舒的学生据说比孔子还要多，有六七千人。而学有所成的，就有上百人。而当中级官吏以上的就有一百多人。《公羊传》影响之大，与他的一大批学生的宣扬有密切的关系。

董仲舒的思想影响，从他死后二十多年的西汉盐铁会议上也可以反映出来。他的观点被文学贤良之士所重复，有时也被辩论对方所认可。由此可见，董仲舒的新儒学在当时西汉的全国各地甚为流行，他被称为“儒者宗”。

西汉后期的刘向父子对董仲舒也非常赞赏，刘向称“董仲舒有王佐之材，号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佑，殆不及也。”刘歆和班固都认为：“仲舒遭汉承秦来学之后，六经离折，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壹，为群儒首”。东汉著名哲学家王充认为，董仲舒“虽无鼎足之位，知(智)在公卿之上”，论君臣政治得失，“虽古圣之言，不能过增”。又说：“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实际上把董仲舒摆到了旷古少有的圣人的位置上。这与刘向所说“管、晏弗及、伊、吕不加”的评价是完全一致的。董仲舒由于没有行政权力，在政绩方面远不及伊、吕、管、晏，但在思想影响方面则远远超过伊、吕、管、晏。

其实，董仲舒的学

说思想对东汉的影响，也是很广泛的。他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官方的影响，一是对民间的影响。对官方的影响是反映在《白虎通》中，对民间的影响主要反映在《论衡》一书中。在《白虎通》中经常引《春秋》经传和其它经书，虽不提董仲舒名字，但它采用董仲舒的观点与论述，却是可以经常看到的。如，在《爵》中说：“王者有改道之文，无改道之实。”这就是从董仲舒对策 “论道”中改变而来的。所谓“士者，事也。”则是从《深察名号》中抄来的。《白虎通？封公侯》中，所谓“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与《春秋繁露？爵国》所说一致。在《五行》中，以中央配土，以土为最尊贵。这也是董仲舒的创造。《五行》说：“地之承天，犹妻之事夫，臣之事君也。”董仲舒也多次以天地比作君臣。董仲舒的灾异谴告说，也被《白虎通》收入《灾变》篇。关于性情阴阳之说，也被辗转收入《情性》篇。这里略举以上数例，足可见其相互联系。

东汉的民间也受到董仲舒思想的广泛影响，如许慎所撰《说文解字》就多次采用董仲舒的说法，如说：“士，事也”。“情，人之阴气，有欲者。” “性，人之阳气。”“性，善者也。”特别是“王”字，许慎还指名道姓说明注文的来源。注云：“王，天下所归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者。’孔子曰：‘一贯三为王。’凡王之属皆从王。”这是显而易见的。王充对今文经学注意比较多。他特别赞赏董仲舒。在《论衡》中，他认为董仲舒“策文最善”，“策既中实，文说美善。”就是说，他击中时弊，文章又美。“董仲舒虽无鼎足之位，知(智)在公卿之上”。王充甚至把文王、孔子和董仲舒作为一脉相承看待。他说：“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还说，董仲舒论“君臣政治得失，言可采行，事美足观”，可以与经传并列，“虽古圣之言，不能过增。”董仲舒讨论政事所发表的意见，古代圣人也不能超过他。王充大量地吸收了董仲舒的哲学思想，并在《论衡》中得到了极为明显的反映，可见他受到董仲舒的深刻影响。其他则无须多论了。

董仲舒思想对魏晋南北朝的影响。在魏晋玄学盛行时，儒学受到了冲击。南北朝时代佛学盛行，儒学无法独尊。但董仲舒学说的合理性经得起思想浪潮的激荡，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周书》的一段记载中看得出来。《周书？苏绰传》载，苏绰在大同年(公元544年)提出六条施政纲领：“先治心”，次“治身”，“凡治民之体，先当治心”，“凡人君之身者，乃

百姓之表”；“敦教化”，“天地之性，唯人为贵”，要通过教化，使人民慈爱、和睦、敬让； “尽地利”，衣食足在于尽利，尽地利在于官吏善于领导人民进行生产。“民者冥也，智不自周，必待劝教，然后尽其力”“擢贤良”，苏绰的办法是： “今之选举者，当不限资荫，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厮养而为卿相，……苟非其人，则丹朱、商均虽帝王之胤，不能守百里之封，而况于公卿之胄乎?苏绰以为“求贤之路，自非一途”，贤人也要在任职的实践中加以考察；“恤狱讼”，人受阴阳气以生，有情有性，性则为善，情则为恶。以善恶为赏罚，“赏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苏绰反对苛暴。他说：“栲讯以法，不苛不暴，有疑则从轻，未审不妄罚。”他主张“与杀无辜，宁赦有罪”，认为“为吏宁酷”者，“皆奸人也”。又说：“夫人者，天地之贵物，一死不可复生”，“刑罚不中，滥害善人，宁不伤天心，犯和气也!”但对于太坏人，“杀一利百”，还是要杀的。他说：“刑罚不中”会“犯和气”，导致阴阳不适；“均赋役”。苏绰提出“不舍豪强而征贫弱，不纵奸巧而困愚拙”，使负担赋役“平均”，明确反对“致令贫弱者或重徭役而远戌，富强者或轻使而近防”。苏绰这六条施政纲领，条条与董仲舒思想相应，说明他受到董仲舒思想影响之深。而北周文帝对这六条政纲也极为重视，“常置诸座右”，当作座右铭，作为当时官吏的守则。在汉代经学受到玄学冲刷而所剩无几的魏晋时期，董仲舒的思想竟能保存在南北朝的苏绰中，还能对当时社会产生广泛的影响，甚至还影响到隋朝。这充分说明董仲舒的思想，对南北朝乃至隋唐政治思想界的影响也是很深的。

董仲舒的思想对宋明时代的影响，还是很大的。王安石实行政治改革，提出“三不足”，其中有“天不变不足畏”。这说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灾异谴告的思想，对北宋统治者还有很深刻的影响。当时的二程(程颢、程颐)也都推崇董仲舒，认为他“最得圣贤之意”。从北宋各派言论来看，董仲舒的思想对那时思想界有很深刻的影响。

南宋时代有著名的三大学派，一是以陈亮、叶适为代表的功利学派，一是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学派，一是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学派。董仲舒的学说思想对这三派都有明显的影响。“天人感应”论对陈亮的影响很大。他不比董仲舒逊色，真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董仲舒对宋代理学影响极为明显，尤其是义利观。朱熹把“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写入学规，用来教育学生。他把这句话，作为天下万事的根本原则。他

认为，董仲舒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句话，是《春秋》之大法，多次引用，广为宣传。朱熹称董仲舒“醇儒”。董仲舒的基本思想路线和精神，为宋明理学家们所继承，天理是董仲舒的伦理思想的反映，气论也是董仲舒的伦理思想的属性。从而可见，董仲舒思想对宋明理学的极大影响。董仲舒对陆王心学的影响也很明显。陆九渊在《政之宽猛孰先论》中说：董生“三策之辞，大抵粹然有皋、夔、伊、傅、周、召之风，使人增敬加慕。其首篇“王者宜求端于天，任德不任刑”之说，尤切时病。”这就是陆九渊对董仲舒《天人三策》的思想内容加以赞许。由此可见，董仲舒思想对宋明理学的影响。

董仲舒思想对清代的影响。从魏晋到宋明，在公羊消沉的情况下，受董仲舒的影响却常有可见。清代的公羊学复兴，董仲舒这位公羊大师自然也显赫起来了。董仲舒成了相当于圣人的角色，被许多治公羊传的学者称颂着。他们认为董仲舒是历代儒家最卓异者。魏源称：“抉经之心，执圣之权，冒天下之道者，莫如董生。”康有为还编了一本《春秋董氏学》，旨在发扬光大董学。皮锡瑞则以为“孟子之后，董子之学最醇”。唐晏也说：“西汉儒者仲舒最为大宗，所言皆天道性命之旨，孔门之微言也。……仲舒之学亦偏乎五行阴阳之术。古云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不通人，曰技。仲舒之异于李寻，翼奉者，正以此尔。”清代研究公羊学的著名学者较多，如孔广森、庄存与、刘逢禄、龚自珍、魏源、凌曙、陈立、王阉运、廖季平、康有为、苏舆、皮锡瑞、唐晏等。梁启超认为，康有为研究公羊传、董氏学，对思想界的革命起了重要作用。他说：“康先生……著有《春秋董氏学》、《孔子改制考》等书，于新思想之发生、间接有力焉。”又说：“综校清代春秋学之成绩，《左》、《谷》皆微不足道，惟公羊极优良。诸经除《仪礼》外，便算他了。今文学运动以公羊为中心，开出晚清思想界之革命，所关尤重。”

总之，董仲舒思想影响大体上有三种情形。一种思想符合某一政治家的政治斗争需要，可以由于权势的推动，而形成一种狂热的思潮。另一种思想适应一定的社会条件，当这种社会条件存在的时候，这种思想就有存在的必要，也就有它的合理性。董仲舒的“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的思想适应了中国封建集权专制，只要这种专制存在，人民无权监督当权者，这种思想就有它存在的必要。如果没有这种思想，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皇帝就会失去控制和制约，就很快腐败、毁灭。还有一种思想反映了社会普遍规律，

那么只要社会存在，它就有合理性。思想往往是比较复杂的。董仲舒的公羊学思想盛行于汉代。他的调均思想、选贤才思想、办教育思想，则有较长的生命力。从内容上看，董仲舒思想体系有较多合理性，影响也比较深远。儒学在发展中适应时代的需要，而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主干。董仲舒使儒学由诸子而成独尊，由一家而融汇百家；在承前启后中起了关键作用。董仲舒的思想学说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的确立与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并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极其久远深邃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