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传统思维方式与修辞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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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传统思维方式与修辞特征

王 苹

(宁波大学中文系,宁波市315000)

摘 要:民族思维方式的不同,决定了语言结构上的差异和语言运用上的特色。汉语修辞与汉语语法一样,深受汉民族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和制约,具体表现为:汉民族具象性、比附性思维方式使汉语修辞体现出生动形象的特征;汉民族重整体、直观感悟的思维方式使汉语修辞体现出简约含蓄的特征;汉民族求同一、重和谐的思维方式使汉语修辞体现出整齐匀称的特征;汉民族讲对立、求统一的辩证思维方式使汉语修辞体现出错综变化特征。

关键词:思维方式;修辞特征;比附性;直观感悟;对立统一

分类号:B80:H0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939(2000)04-0008-04

众所周知,汉民族在几千年漫长的社会发展中,经历了与他民族不同的历史实践,形成了一系列有别于他民族的基本观念,如孝悌忠信的价值伦理观念,“天人合一”、“天地人相参的宇宙整体观念”,“一阴一阳之谓道”、“生生之谓易”的社会发展观念等等,这些观念规定和制约了汉民族思维的整体内容和形式,形成了带有自己民族特点的思维模式:八卦思维、混沌思维和太极思维,呈现出整体性、直观性、具象性、比附性和辩证性的思维特征。¹

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是思维的外在体现,同时也是思维必不可少的工具。思维方式的不同,历史地决定了语言结构上的差异和语言运用上的特色。关于语言结构上的差异,学者们多有共识:印欧语言具有繁复丰满的词法形式、形态标志,词类与句子成分之间—一对应,句子的组织以动词为核心。而汉语则不象西方语言那样形式化,汉语语法表现出明显的以意统形、留意轻言、讲求意合的特征。只要语义上搭配,事理上明白,交际双方理解,就可组词造句,很少考虑形式上完整与否,汉语语法从词、短语到句子都缺乏形式上的标志。º我们认为,汉语修辞与汉语语法一样,深受民族文化、民族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和制约。具体表现为:

一、汉民族具象性、比附性的思维方式使汉语修辞体现出生动形象的特征

中国的传统思维,习惯于“以近知远”“以实推虚”“观物取象”“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以通万物之颐,以通神明之德”,即从可用感官感知的具体事物入手,进而通过联想、比附,达到对事物的本质认识。这是一种具象性的比附思维。这种思维方式的突出特点是:它对事物的认识基本上表现为一种形象的运动,人们根据事物的相似相近点来进行一种类比推理,从而在一种形象的运动与转换中完成一个由已知推出未知的过程。而汉语修辞中的比喻无疑成了体现汉民族这一思维方式的最为重要的手段,或者说,它本身就是这一思维方式的组成部分。

比喻是汉语中运用得最为广泛而且取得极佳表达效果的一种修辞方式,是语言艺术中的艺术,语言艺术中的花朵。它的历史渊远流长,从《诗经》、《楚辞》到汉赋、唐诗、宋词、元杂剧、明清小说及现代文体的各类文章,都运用了大量的各种各样的比喻,明的、暗的、标准的、变体的,融汇在词汇中与体现在句子里的比喻可以说是比比皆是,汉民族几乎到了不比不说话的程度,古人云:“无譬不能言”(《说苑・善说》),“以其所知,喻其所不知,而使之知之”,源于这种由此及彼的思维模式所产生的比喻,以其化抽象为具体、化枯燥为形象、化朦胧为清晰的表达功能,赢得了人们长久的青睐。如:

(1)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诗・卫风・硕人》)

(2)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孔雀东南飞》)

(3)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秦少游《浣溪沙》)

(4)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着轻纱的梦。(朱自清《荷塘月色》)

作为形象思维的产物,这类比喻都具有比附的特征,所“比”的是自然或自身中已知已见的直观的具体的现象,所“附”的是自然中或自身中未见的抽象的事物或现象。值得一提的是比喻中用来作比的喻体愈是往前追溯就显得愈是实在,宋代以前的比喻,多是借自然外物具体的性态作比,是从事物最明显最近似的特征联想开来,本体和喻体间的距离和跨度不大,侧重刻画事物的外形特征。表现出来就是喻体在用词上多用具体的名词和动词,不纯粹使用抽象词汇。例(1)(2),它们的喻体都是实义的名词“凝脂”“蝤蛴”“磐石”“蒲苇”,代表的是有形有质占有三维空间的物质实体。而从宋代开始,则萌生了一种以虚喻实的比喻方式,即用有关感情、心理、性质等抽象或无形质的事物去比喻本体事物,喻体所选用的词汇是抽象词汇或无形质的词汇,使得描绘的对象空灵、形象,诱发人的无限遐想。例(3)(4),以无形无质的“梦”,描绘有形有质的飞花、叶子,表现其轻柔;以抽象的“愁”描绘可视可触的无边丝雨,表现其缠绵,使描写对象具有朦胧之美、飘渺之美。比喻方式的变化,反映了民族思维方式的变化,早期,人类的抽象思维水平还较低,只能诉诸直观形象,从外形、色彩等较易认识的特征为相似中介去说明或描写对象物。随着认识能力的提高,人们的思维不再执着于事物的外部形貌,而是深入到其内部,去把握事物的内在品质、韵味,在基本依靠类比的前提下,实现具象的形象化的思维方式的进一步飞跃,使得语言表达形象生动。

上面所举的是以实喻实或以虚喻实的比喻方式,汉民族还有以实喻虚的比附法。如同写一个“愁”字,历代文人对它就有许多不同的比喻法。杜少陵“忧端如山来,鸿洞不可掇”,越嘏“夕阳楼上山重叠,未抵闲愁一倍多”,这是以山喻愁者;李颀“请量东海水,看取浅深愁”,李后主“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秦少游“落红万点愁如海”,这是以水喻愁者;还有把这几者结合起来运用的,如贺铸“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贺铸的比喻更为形象生动,贴切新奇。作者用“一川烟草”来比附“闲愁”的广阔、深远和迷惘,用“满城风絮”来比附“闲愁”的众多、紊乱和飘忽不定,用“梅子黄时雨”来比附“闲愁”的漫长、浓密和缠绵,接连三个比喻,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描绘了“愁”的情状及“量”和“质”,使人觉得这愁情的确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剪不断,理还乱”。这三组景物,既是比喻,又是写景;是景语,更是情语,情语景语融为一体,堪为比喻佳句。

二、汉民族重整体、直观感悟的思维方式使汉语修辞体现出简约含蓄的特征

中国的传统思维,本质上是一种直觉思维,这种直觉思维不同于西方的理性思维。中国人不象西方人那样习惯于琐细繁密的逻辑推理,而是偏重于对物象的整体把握,喜欢通过心灵的“悟”去感受大千世界。在感受过程中,汉民族习惯于依据自己的价值取向,在经验的范围内作出综合性的、直接性的、跳跃性的、快速性的结论,从而一下子达到意境的升华,完成主客体之间的彼此认同,使得表达艺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种重整体、直观体悟的思维方式可以说是贯穿于汉民族传统思维发展的始终的,它极大地影响到中国哲学、文学、绘画、书法等诸多领域。中国许多艺术的表现都讲求“气韵第一,用笔第二”,不追求表面的形似,不看重细则的真实,而看重神似,崇尚“传神写照,正是阿睹”。因而戏曲上尚“化工”,而弃“画工”,舞台布置,演员动作都以虚拟为主,一根马鞭挥舞,似骏马狂奔,一支水桨划动,如小舟缓行;绘画上也是“计白当黑”,以求“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书法上主张“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心手达情”。从中可见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对其文化深刻的渗透性,这一点在修辞上也体现得相当明显。温庭筠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马致远的“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就是这种意合性思维方式运用的典型。“鸡声、茅店、人迹、板桥、月、霜”,“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它们之间没有任何逻辑联结词,既无主语,也无谓语,各由六个独立的、意象性的词语组成,犹如六个“分镜头”的排列组合,却把一幅荒村野店游子早行;秋深岁晚,游子漂泊无涯的画面简洁含蓄地描绘出来,突出了凄清空远的整体意境美。这里,读者完全是凭自己的感悟将这些彼此孤立的意象合并起来,进行重新整合,从而体验领略出诗中意境的,没有思维方式的指导,这种感悟便不复存在。古典诗歌中这类词简意密、以少胜多的名词意象性组合句举不胜举:

(5)孤村落日残霞,轻烟老树寒鸦。(白朴)

(6)巫峡啼猿数行泪,衡阳归雁几封书。(高适)

(7)袅袅城边柳,青青陌上桑。(张仲素)

(8)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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