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悲剧与反悲剧意识

中国古代悲剧与反悲剧意识

：柯汉琳

摘要：中国古代悲剧没有发展为巍峨的艺术殿堂，根源于传统精神文化中存在着一种强大的反悲剧意识，儒、道、佛及天命观等共同铸造了这种意识，不断冲淡着悲剧意识。中国古代悲剧诞生于悲剧意识与反悲剧意识的交接面，是这两种意识由对立走向调和统一所形成的文化内隐模式的外显形态，因而既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又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

关键词悲剧意识反悲剧意识内隐模式自觉意志

从宏观角度看，世界上很少有一个民族象中国这样享有如此丰硕的艺术财富。但是，中国艺术也有其局限性。中国古代悲剧（本文所论悲剧是美学范畴的悲剧）就没有发展为巍峨的艺术殿堂，也较少留下具有雄浑风格和巨大影响力的作品。

这一特殊的艺术现象可以从中国特殊的文化体系中去考察。美国文化学家克罗伯曾指出：“文化体系一方面可以看作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则是进一步活动的决定因素。”（1）就是说，后代文化形式的发展变化是由先前形成的文化形式预先决定的。他又进一步指出，文化由“内隐”与“外显”的行为模式所构成，而“内隐模式”指的是历史地形成的、带有价值色彩的思想观念，它又是决定艺术等文明形态的内在依据。这一学说对于我们理解不同民族的艺术发展轨迹和风格，无疑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中国古代悲剧的成就和局限及其总体风格，从文化学的角度看，正是由历史地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直接决定的，具体说，是由历史地形成的悲剧意识和反悲剧意识既对立又调和统一的“内隐模式”直接决定的。

长期以来，一些学者否认中国存在着悲剧，其中有一种立论依据是，中国“没有悲剧意识”。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中国悲剧曾有过它的“黄金时代”，“优秀悲剧成批出现”过。前一种观点看不到中国悲剧意识客观存在的事实，由否定中国悲剧产生的心理基础进而否定了中国悲剧的存在；后一种观点又显然看不到中国强大的反悲剧意识对中国悲剧繁荣发展的阻碍作用和对具体悲剧作品悲剧性艺术魅力的消解作用，夸大了中国悲剧的成就；此外，有的学者甚至把本属于反悲剧意识的观念例如一味追求“圆满”的“团圆主义”观念当作悲剧发展的积极因素，抹杀中国悲剧的局限性。这些观点都是片面的。

毫无疑问，悲剧产生于悲剧意识。一个缺乏悲剧意识的民族是不可能产生悲剧的。中国并非缺乏悲剧意识的国度，中国人也不是没有悲剧意识的民族。

何谓悲剧意识？悲剧意识或悲剧精神，不是指关于悲剧艺术的理论意识或悲剧观念，而是指对于人生的悲剧感和积极寻求对悲剧人生进行艺术观照和抗议的心理能量、动力和意向的总和。它应包括三个心理层次：首先是对悲惨现实人生的深切体验和由之产生的悲哀情怀，即现实的“苦难意识”或“人生悲剧感”。这是构成悲剧意识的浅层心理层次，却又是悲剧意识的基础。一个民族如果面对悲惨现实人生麻木不仁，悲剧意识就决不可能形成。但是，现实的苦难意识和人生悲剧感并没有产生悲剧艺术的必然性，仅有对苦难现实人生的体验和深哀，而没有对不幸加以追问和抗争的意志，甚至面对苦难逆来顺受或消极逃避，悲剧意识便荡然无存。真正的悲剧性心理图景的发光点在于那种既发现理想与现实不可避免的悲剧性冲突，又面对苦难而不屈地挣扎、不倦地追询、勇敢地反叛并积极寻求自我拯救的心理意向。这是悲剧意识的核心精神，即深层心理层次。最后，悲剧意识还包括刻意表现苦难人生、陈示罪恶、高扬正义的艺术热情和勇气。它既是悲剧意识的一个构成或层次，又是引发悲剧创作意志的直接心理动力，没有这种心理动力，悲剧也不会诞生。

中华民族并不缺乏悲剧意识。千百年来，她和世界上许多民族一样，曾遭受过深重的苦难。

尼采说，一个痛苦的世界对于悲剧是完全必需的。2）因为悲剧意识只能产生于悲惨的现实世界：残酷的阶级压迫与奴役，频繁的战祸与动乱，血腥的杀戮与毁灭，曾弥漫于中国古代社会；那“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城头烽火不曾灭，疆场征战何时歇”（蔡琰）、“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杜甫）……。一页页记写着中国苦难的历史。中国人对这种悲惨现实人生有着至深至哀的体验，只要翻开一部精神文化史，就时时可以感受到这种至深至哀的体验和叹息：“人之生也，与忧惧生”（庄子）、“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屈原）、“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古诗十九首）、“伤今感昔兮三拍成，衔悲畜恨何时平”（蔡琰）、“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阮籍）、“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凄凉”（苏轼）……。这是对苦难现实的深切体验和由之而生的对生命存在形式的低贱空幻、漂泊无依的“忧患意识”，是最深沉的“生命悲剧感”，它仿佛一条粗大的长线贯穿于世世代代中国人的心路历程。正是这种“忧患意识”和“生命悲剧感作为一种心理“基因”历史地培育了中华民族的悲剧意识。

中国人对悲惨现实人生也并非缺乏追询、抗议的勇气；对生命存在形式的意义、价值和正义之所在也绝不缺乏探究的热情。从《诗经》的变风变雅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开始，在历代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到，这种追询、抗议和探究从没停止过；从“诗可以怨”到“意有所郁，不得通其道也”，到“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等的艺术主张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人对不幸、不平现实的抗议的艺术热情，《窦娥冤》的悲剧主角临刑前发出的“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这惊天动地的嘶喊，正是中国人对苦难现实强烈抗议的悲剧意识的集中体现，千百年来，这种悲剧意识一直在我们民族的心灵中搏动着。正是这种悲剧意识，使我们民族诞生了自己的悲剧艺术，其中也产生了象《红楼梦》、《水浒传》、《窦娥冤》、《桃花扇》、《赵氏孤儿》、《娇红记》、《雷峰塔》等这样优秀的悲剧作品。如果我们不是把希腊或文艺复兴时代的悲剧概念当作一张“普罗克拉斯铁床”来规范中国的戏剧，而是正视我们民族历史形成的悲剧意识和建立在这种悲剧意识上的艺术事实，那么，就没有理由否认中国悲剧的存在。

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本来，如前所述，中华民族也许是遭受苦难最多的民族之一，中国人对现实人生的忧患意识和悲剧感也许是最深沉的，因而也是最可能走向辉煌灿烂的悲剧艺术世界的，但是，中国古代悲剧终于没有走上这条道路，它既没有早熟，也没有得到繁荣发展，而且多数悲剧作品缺乏震撼人心的悲剧性艺术力量，“大团圆主义”的结构模式屡见不鲜，悲剧主角普遍缺乏自觉意志的悲剧选择和斗争精神，悲剧冲突缺乏伟大宏壮的崇高感，等等。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存在一种与悲剧意识相对立的，根深蒂固的反悲剧意识。中国古代悲剧实际上是在悲剧意识与反悲剧意识的夹缝中艰难挣扎成长起来的，又是在这两种意识的交接面上诞生的。一方面，悲剧意识浇灌培育了中国悲剧之花；另一方面，反悲剧意识又以一种强大的反作用力压制着这朵艺术之花的正常成长，同时也给在艰难中成长起来的悲剧作品注下了一种消解剂，冲淡了中国悲剧的悲剧性色彩。

那么，这种反悲剧意识是怎样形成的，其文化思想渊源是什么，它又是怎样影响中国悲剧的？中国反悲剧意识的根子无疑是早已形成的中国特有的宇宙观、人生观、道德精神，特别是儒、道、佛的学说。下面试作分析：

如所周知，悲剧产生于不和谐，产生于不可克服的现实矛盾和难以调和的冲突。然而，中国传统文化却始终以和谐为理想。和谐观念萌芽于殷周时代，渊源于“天人合一”、“天人一体”的宇宙观，其本义指的是人与自然、人与神的协调融合。后来由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推及社会、政治、伦理、美学各个领域，并作为最高的理想范式，其中以道德精神为核心，要求绝对按照和谐的理想规范个人的伦理行为，即所谓中道中庸、执用两中、不走极端、适可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