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学的思维模式

第12卷2期1999年5月 中国科技翻译CH I N ESE SC IEN CE &T ECHNOLO GY TRAN SLA TOR S JOU RNAL

V o l .12.N o.2

M ay 1999

・科技翻译理论探索・

翻译学的思维模式

侯向群

(南京气象学院基础科学系　南京市　210044)

摘　要　本文根据思维科学的发展和翻译学的研究现状提出翻译学建立过程中应遵循的五种思维模

式:11系统分析与系统综合相结合;21纵向与横向相结合;31精确与模糊相结合;41辐射与辐集相结合;51反思与超前相结合,以促进这一学科的建立。关键词　翻译学 研究 思维模式

Abstract T he paper puts fo rth five th ink ing models in the establishm ent of translato logy ,a new branch of science .T hey are :1.the com binati on of system analysis and system synthesis ,2.the com bi 2nati on of synch ronic study and diach ronic study ,3.the com binati on of accuracy and fuzziness ,4.the com binati on of divergence and centrality and 5.back seeing and fo reseeing .Key words translato logy research th ink ing models

科学发展史也是一部思维发展史。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每一次科学上大的进步和突破都是伴随着思维科学的发展和突破而发生的。思维科学向人们提供认识客观世界及其运动规律的方法和范式,从而促进科学的发展,而科学的进步又向思维学提出了新的任务,反过来促进思维学的发展,这种良性循环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目前,人类各学科知识的发展已进入一个系统综合时期。各个学科的知识相互渗透、融汇、交叉、综合,形成大批的新学科,这是与思维学的发展分不开的。正是这种新的思维模式使得科学展现出如此生机勃勃的局面。收稿日期:1998—01—19—11　系统分析与系统综合相结合

传统的分析方法与综合方法是人们认识中经验论与唯理论长期争论而形成的带有形而上学特征的方法论。它们也恰恰代表了东西文化模式的特点,季羡林曾在《神州文化集成序》中指出:“东西方两大(文化)体系有相同之处,也有相异之处,相异者更为突出。据我个人的看法,关键在于思维方式:东方综合,西方分析。所谓‘分析’,比较科学一点的说法是把事物的整体分解为许多部分,越分越细。这有其优点:比较深入地观察了事物的本质。但也有缺点: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所谓‘综合’,就是把事物的各部分联成一气,使之成为一个统一的整

体,强调事物的普遍联系,既见树木,又见森林。”

分析方法和综合方法虽然在具体运用中是不同的,但作为思想方法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当我们使用系统综合时一定要依靠系统分析作为依据,而使用系统分析时又必须考虑到系统综合对它的宏观指导与制约。回顾以往的翻译研究,我们会发现,人们头脑中尚未形成系统分析与系统综合相结合的思维方式,即辩证的思维方式,往往偏持一方,甚至走向极端。例如,重定性分析的人排斥定量分析,斥之为“雕虫小技”,或“对翻译研究造成误导,只能生产语言上对等而毫无文学价值的译品”,反之搞定量分析的人会认为搞定性分析的人只能提供系统的看法,缺乏科学性,缺乏具体指导意义和可操作性,不足以服人,其译品也是自由主义的,等等。因此,艺术派与语言派长期争论不休,论战不止。如果回顾建国以来翻译界的情况,大体上可以说在文革前,甚至到本世纪上半叶,以中国传统文论为指导的翻译思想占据主导位置。这段时期的论述多以定性为主,即综合方法为主。而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西方语言学各种新学科的引进又使翻译研究的重点转入定量分析阶段,人们热衷于搞语言分析,如语言成分分析、语篇分析、话语分析、就是等值论也把语言分为十几个平面,进行层层对比分析,以求等值,显然变成了分析方法的天下。这段时间,有关整体思想,系统观念受到冲击,尤其是传统的中国译论不得

不保持沉默。应该说,直到现在,人们也没有形成系统分析与系统综合的新思维模式。这对于翻译学是极不利的。可以说,缺少分析的综合和缺乏综合的分析都不可能形成正确的思维方法。我们的观点是必须把系统分析和系统综合有机地结合起来,让它成为翻译学的正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2　纵向与横向相结合

纵向与横向并不仅仅是指共时性与历时性对翻译本身的研究,对我们更有启发的是拓宽翻译研究的视野,变“封闭空间”为“开环空间”变平面为立体,变静态为动态的问题,是大力开拓翻译与其相关学科的“边缘地带”,变小空间为大空间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促进思维学的进步,而思维学的进步又会有助于翻译学的建立。在我们以往的翻译研究中,人们只把注意力放在原作与译作这封闭的两极之中。研究的重点只在语言的对应关系上。而现在研究的空间已大为拓宽,如有文本的研究,也有读者的研究,有语言的研究,也有文化的研究,有有声语言的研究,也有副语言的研究,有语义的研究也有语用的研究,有各个语言单位的研究也有篇章话语的研究。不仅如此,研究的边缘领域也已广为拓展,人们已开始从与翻译有关的学科去探讨翻译学了,如与信息学、传播学、文艺理论、社会学、心理学、思维学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这对翻译学的建立十分重要,因为现在任何一个学科都不再是一个孤独的流浪汉,都成了大的学科群中的一员,与其他学科有着多方面的联系。

现在有些翻译学领域还未真正得到发展,如口译学,机器翻译学等,它们的开发与有些横向学科的关联性会更大,如口译学与语用学,文化学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会比普通书面翻译更为密切。而机器翻译与计算机科学和信息学科学会更有关系。真正的翻译学建立是不能把这些内容排除在外的。所以,翻译研究不仅本身有着纵向的深入和发展,还有横向的发展。这样才能让翻译学的大厦迅速地建立起来。

3　精确与模糊相结合

精确与模糊是相对而言的,精确是没有止境的,模糊也绝不是“不清不楚”,“不明不白”,它强调的是一种普遍性的联系和整体观念,它们分别代表了东西方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这与历史上形成的分析方法与综合方法有密切关系。但如前所述,这两种方法必须是辩证的统一,这样才有利于科学的发展,过于笼统,过于抽象,过于模糊会令人抓不到头绪,不知所云,以至引起争论。例如,关于翻译标准的提法,中国往往以一个字或几个字就概括出来,如信,达,雅,神似,化(境),等等。这样的标准可以说是“一听就明白,一问就糊涂”。因为人们对它的理解可以说各不相同,争议性自然很大。以“信、达、雅”为例,可以说,从它提出的那天起人们就一直在争论,这个争论到目前也不可以说就停止了,或者说就争论清楚了。而且它又不易给译者以具体的指导,也难以用它来衡量译文。但奇怪的是人们却执着不放,因为它反映了中国人的一种思维习惯的方式,有着汉语一贯重意会,重整体的文化特点。这种重整体的思维模式的特点正在这种模糊性上。它的有利方面与不利方面都是明显的,要克服不利因素,我们就必须引入精确的思维概念。对事物的种种现象,结构层次加以分析,以使达到一个清楚和精确的认识,如季羡林所说对事物的本质有更清楚的认识。

实际上,近些年来由于西方学术思想的引进,我们已学会了不少分析的方法。例如人们对语言各层面的分析,已使原来的翻译理论的抽象内容变得充实多了,以等值翻译为例,吴新祥等人把语言层面进行细致的划分,分为词,词组,句,超句体,篇章五个等级,语义深层,语用修辞,语符表层等三个层次,共形成十五个层面,这就是十分典型的分析方法,是向精确的进步。但精确与模糊必须结合起来,即用普遍联系和有机整体的意识来控制它,不然就会把翻译活动变成一种繁琐的机械式的操作,似乎翻译是不必有主旨思想,也与外部世界割断联系的纯语言切分与拼合。所以精确与模糊必须结合起来才行。这一点,西方学者也认识到了,他们在科学发展的今天,开始认识到他们一直奉若神明的分析思想,精确意识在今天遇到了挑战,转而感到东方尤其是中国哲学思想的魅力。例如,美国著名学者格莱克曾写一本《混沌:开创新科学》一书,从此,混沌学被称为继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之后本世纪的第三伟大发现。它就是告诉人们分析已到了头,求精确求到一定程度就精确不下去了,必须回过头来注意普遍联系和有机整体,说明有序与无序,确定与随机等都是相对的,精确与模糊也是相对的。所以,我们在翻译研究中也不要一味去强调分析得越细越好,越精确越好,这两种方法必须结合起来,让

2 中国科技翻译 12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