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文观念视阈下的文学经典文本解读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摘

要：互文观念是西方20世纪出现的一种文学文本释义理念，它十分关注文本解读过程中，当前文本

与先前文本、历史文本及历史文化记忆的多重关联，在比较中凸显当前文学文本的文化蕴意。中国古代也有“互文”思想，但主要是一种文学创作修辞技巧和文本释义句法理论。囊括中西学术思想的新型互文理论对于阐释文学经典文本的语言美和多重文化意蕴具有方法论指导意义。

关键词：互文性；文本；文学经典；解读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10)05－0118－05

一、互文观念与互文性理论

互文观念是西方20世纪兴起的一种文本阐释理论。与传统解读理论相较，它更加关注文本之间的多方面联系与读者理性思考的介入。互文观念的出现与“互文性”概念密切相关，就问题的实质来说，互文观念主要就是研讨互文性关系，并以此揭示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和文本间的多方面联系，从而颠覆传统封闭的文本观。“互文性”概念最早由克里斯特娃于1969年在其《符号学》中提出：“每一个文本都把自己建构为一个引用语的马赛克，都是对另一个文本的吸收与改造。”［1］即每一个文本中都包含了其他文本涉及的因素，每一个文本都不可能是一个与外界绝缘的封闭的语言体系，而是与其他文本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互文性涵义本身颇为复杂，并且随着人们认识的变化而有所发展。大致看来，互文性有广、狭两层涵义：狭义观点认为，互文性是指一个文本与存在于本身中的其他文本之间所构成一种有机联系，其间的借鉴与模仿是可以通过文本语言本身验证的。

该观点的代表人物是以研究结构主义叙事学而闻名的热奈特。广义观点认为，互文性是指文本与赋予该文本意义的所有文本符号之间的关系，它包括对该文本意义有启发价值的历史文本及围绕该文本而存在的文化语境和其他社会意指实践活动，所有这些构成了一个潜力无限的知识网络，时刻影响着文本创作及文本意义阐释。这种观点的代表理论家是以鼓吹解构批评而闻名的罗兰·巴特、德里达和克里斯特娃等人。经历过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思潮的乔纳森·卡勒也认为对互文性的全面理解要注意两点：一是文本与文本之间存在的可验证的有机联系，二是文本与文本之外社会意指实践活动的多方面关系。“‘互文性’有双重焦点。一方面，它唤起我们注意先前文本的重要性，它认为文本自主性是一个误导的概念，一部作品之所以有意义仅仅是因为某些东西先前就已经被写到了。然而就互文性强调可理解性、强调意义而言，它导致我们把先前的文本考虑为对一种代码的贡献，这种代码使意指作用（signification ）有各种不同的效果。这样互文性与其说是指一部作品与

2009山东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文艺学方法论的哲学反思”、鲁东大学教改项目“《文艺学方法论研究》教学

综合改革”（Y0501）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董希文，1969年出生，男，山东东营人。中华美学学会、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中国马列文论研究会会员，鲁东大学汉语言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学理论、美学研究工作，出版专著一部，发表专业论文四十余篇，其中部分篇目被《新华文摘》等各类文摘转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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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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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前文本的关系，不如说是指一部作品在一种文化的话语空间之中的参与，一个文本与各种语言或一种文化的表意实践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个文本与为它表达出那种文化的种种可能性的那些文本之间的关系。”［2］在卡勒看来，后者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它作为文本阐释的语境虽无以名状，甚至不可寻绎，但却时刻发挥着重要作用。离开了它们，文本可能无法理解或得出离题千里的谬解。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结构主义理论家对互文性多持狭义理解，而解构理论家则多从广义角度谈论互文性；前者注意揭示互文联系的可验证性，而后者则更关心互文意识的存在，而个中原因就在于他们对文本的认识观点迥异。一方面，这种歧见显示了互文性是一个开放的范畴，而另一方面，其由狭义走向广义的历程也正好吻合着批评领域由结构理论走向解构思潮的历史现状。我们对互文性的理解，应该取其广义。

从学理层面来说，“互文性”概念虽由克里斯特娃提出，但互文性思想却早已存在，其源头可以追溯到索绪尔、艾略特和巴赫金。索绪尔理论是一切现代语言学、符号学理论的源头，他认为语言符号是一套关系体系，语言的意义产生于各符号之间的区别与差异。因此，语言意义并不指涉外物，而是指向本身。这说明，一方面语言符号具有自指性，另一方面也暗含语言具有非指涉性，其中后者对互文性理论至关重要。在传统认识中，文本再现现实、表现情感，其价值评价标准是真实性。制约文本意义产生的是外部客观现实，因为外部现实世界中的每一事物都具有唯一性、独特性和不可重复性，因此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便很少被关注，研究者也较少涉及该类问题。但当文本被确认为一个非指涉性的语言织物时，那么，其评价标准乃至意义就会被认为产生于文本内部，语符差异的无限区分性及语符间关系便变得十分重要，而语言内层面的互文便产生于此。如果说索绪尔理论从语言内层面指出了文本中必然含有互文性因素，那么，艾略特和巴赫金则从文本生产角度论述了文本间存在互文性的可能。艾略特认为诗歌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因为优秀诗歌不在于表现了多少独特东西，而在于怎样实现了与历史的有机联系，优秀诗歌都表现了历史中出现的共性因素，都是对历史传统的承续和“模仿”。若从此角度来看，此在文本必然与同类历史经典文本之间具有互文性关系，理解此在文本必然涉及经典文本中相关因素，此在与历史便千丝万缕地连在一起。克里斯特娃是1965年从保加利亚来到巴黎的，并因介绍西方人不太了解的巴赫金思想而一举成名，其“互文性”概念就直接来自巴赫金理论。巴赫金反对独白性语言，因而对语言具有独白性特点的诗歌不太关注。但他对小说、特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却持有浓厚研究兴趣。他认为小说语言是一种对话性语言，其中充满了多种声音并进行着多层次的对话：有人物之间的对话，也有作者与人物的对话，有时在人物话语的后面隐含着作者的潜台词。因此，小说语言具有“复调”性、对话性和狂欢性，类似于中世纪的民间狂欢节，人们可以任意以粗俗的民间俚语对抗甚至颠覆传统语言及其背后的等级次序，实现语言的狂欢。拉伯雷的民间故事之所以受到巴赫金青睐，原因也正在于此。基于这种认识，文本就不会是一个封闭的、稳定的独白式客体，而是遍布裂隙，以此为对话和潜台词提供存在空间。语言的狂欢性也决定了文本结构不是一种稳定存在，而是解构性的，在解构的过程中重新建构、释放文本中可能存在的多种意义，并与其他文本建立多种关系，甚至是文本与外部世界的联系。

从历史背景来看，互文观念的出现有其特殊的文化原因。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主体的衰落和文本理论的勃兴。20世纪以前的西方哲学特别关注人的存在问题，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更是把人如何认识世界作为研究的重心。在20世纪初期的哲学中，作为世界“主体”的人也得到了空前关注，卡西尔《人论》、胡塞尔的“主体间性”理论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但是到了20世纪中期，结构主义文本理论的兴起彻底改变了这一状况，文本分析和客观结构研讨成为主流。二、结构主义向解构主义的转向。在文本分析方面，结构主义坚持认为文本是封闭而稳定的体系，文本解读就是发现自身的结构规律。而在20世纪中后期，解构观念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局面，文本分析意在打破封闭结构，寻找此在文本与其他文本的多样联系和文本释义的多种可能性。三、对读者的关注和意义理论的转型。西方现代文论依次经历了作者中心论——

—作品中心论——

—读者中心论的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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