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庄公为人及政治智慧

郑庄公为人及政治智慧

前言

在春秋初期的历史舞台上，郑庄公同时兼具是一个有才干的政治人物，又是一个雄鸷阴险、虚伪狠毒的统治者。冯李骅说是「春秋初年，郑庄公枭雄，为诸侯之冠。」在〈郑伯克段于鄢〉一事中，便可见一斑，他明知道其弟的计谋，却不加劝阻，反而故意放纵，让共叔段掉入其设好之陷阱，借机消灭其势力。但这却无法让我们忽略他在政治上的表现，其表现在人前的与内心的世界，常常是南猿北彻的，可说是一位极具争议性及值得讨论的人物。

郑庄公简介

郑庄公，名寤生，郑武公之子，是春秋初年的郑国国君，公元前743年至公元前701年在位。他曾平定其弟共叔段的叛乱，继武公之后，为周平王的卿士。后来，周平王为了削弱郑的力量，分政于虢，任虢公忌父为右卿士，由郑庄公为左卿士，于是周、郑之间发生了矛盾，双方互派人质。不久，周平王死去，继之者周桓王打算让虢公单独执政，结果双方发生争执，公元前707年，周桓王罢了郑庄公左卿士之职，郑庄公进行报复，不去朝见周王。于是桓王率领蔡、卫、陈三国之师伐郑，战于繻葛，被郑军打得大败。到了公元前701年，郑庄公居然召齐、卫、宋会盟于恶曹(今河南延津西南)，几乎当上的春秋初年的霸主。

一《左传》中对〈郑伯克段于鄢〉的记载

首先是《左传》中，〈郑伯克段于鄢〉的原文：

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公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对曰：「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公子吕曰：「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欲与大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公曰：「无庸，将自及。」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廪延。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公曰：「不义不昵，厚将崩。」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遂窴姜氏于城颍，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颍考叔为颍谷封人，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公曰：「尔有母遗，繄我独无。」颍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公从之。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遂为母子如初。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

〈郑伯克段于鄢〉描写了一场萁豆相煎、同室操戈的残酷斗争。这场斗争发生在郑庄公与其母武姜、其弟叔段之间。叔段的一切举动都是在其母武姜的策划和摆布下进行的，所以，作品实际上是集中描写武姜、庄公之间在不同的心理动机支配下的行为对抗。人物的心理动机并不是由历史家进行主观分析，而是由历史人物自身的行动来说明，通过外在行为，我们仍可清晰地透视出人物的心理动机，推论出人物的性格特征。

（一）对武姜的描述

作品在首先介绍了武姜与庄公、叔段的母子关系后，立刻明白点出武姜对两个亲生儿子的截然相反的情感态度：「恶」郑庄公，而「爱」共叔段。这里作者并没有违背史学家的外观视点，因为武姜的「爱」、「恶」是一种不加掩饰的外露情感。在这种外露情感背后，隐藏着一种畸形的，变态的母性心理。武姜憎恶庄公，仅仅是因为生庄公时难产，使她受到惊吓和痛苦。这完全是由于生理原因造成的，作为新生婴儿的庄公不应该承担任何罪过。至亲骨肉，理应爱无差等，一视同亲。但是贵族阶级的生活和意识，已使武姜的母性心理堕落到极端自私的程度。她根据极端的个人利害，来决定对一切人和事的看法与态度，甚至对自己的儿子也不例外。她仅因「庄公寤生」就对庄公恨之入骨，并给庄公取名叫「寤生」，以志不忘，而把整个心之所爱，投放到小儿子叔段身上。正是这种畸形的、变态的母性心理，种下了骨肉相残的祸根。

在这种自私的母爱支配下，武姜开始为小儿子争夺政治地位，并且步步为营，愈演愈烈。武公在位时，她多次请求废长立幼，试图让叔段取代庄公的继承权。庄公继位后，她又为叔段指名索取地势险要、便于攻守的军事重地制，企图使叔段有一个安身发展之所，等待时机，据险兴兵，用武力除去庄公。在遭到拒绝后，又为小儿子求得地富人广的京城，以便于继续发展她的政治阴谋。当叔段在京城准备好甲兵卒乘，「将袭郑」时，武姜又充当了小儿子的军事内应，「将启之」。

从武公在位时「亟请于武公」，到庄公即位后的「请制」「请京」，直至「将启之」，武姜在不正常的爱恨心理的支配下，一步一步发展成小儿子军事叛乱的同谋，大儿子政治统治的政敌，最终酿成了一场同室操戈的残酷斗争。

（二）对庄公的描述

相比之下，庄公的心理动机则隐藏得很深。但从他即位后对武姜「请制」、「请京」的不同态度，仍可透视出他的险恶用心。

从庄公出生的那一天起，武姜就憎恶他，而且时时刻刻想让叔段取代他的继承权。可以想见，这一切早已在他心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在他继位之后，武姜和叔段更成了他君权的最大威胁。他对武姜和叔段早有戒心，不会放松一丝一毫的警惕。因此，他在即位之初，就识破了武姜之计，不肯封叔段于制。庄公并不怕母亲和弟弟联合作乱。他除掉弟弟、报复母

亲的恶毒愿望，绝不会比武姜的政治阴谋产生得更晚。如今，作为一国之君，更可置武姜、叔段于死地。但是他深知，此时武姜和叔段的阴谋还没有显露出来，过早地除掉他们，师出无名，就会失去人心，不利于自己的统治地位。如果「匿其机而使之狎，纵其欲而使之放，养其恶而使之成」，让武姜和叔段的阴谋彻底暴露，庄公就有充分的理由，名正言顺地除掉他们。既解了心头之恨，又可以保证自己的统治地位，且不至损伤自己的名声。他存心要陷叔段于可伐之地，但制邑太险难除，而京城则是虽广易克，特别是京城地广人众，正好「纵其欲」、「养其恶」。所以，庄公委婉地拒绝了武姜的制邑之请，却爽快地让叔段入居京城。此后，庄公便听任叔段在京城扩土聚众、秣马厉兵而不闻不问。但是当叔段忘乎所以，起兵袭郑时，庄公却突然兴师问罪，先发制人，一举把同胞兄弟赶出了郑国。「导之以逆而反诛其逆，教之以叛而反讨其叛，庄公之用心亦险矣，」

作品最后叙述了庄公母子的握手言合。这是一个极不自然却又极其自然的结局。它出乎读者的意料，令人难以置信，但却符合双方的思想性格和心理动机。所谓的「母子如初」是由于庄公之「悔」而引起的。为了发泄几十年的仇恨，庄公流放了自己的母亲，但是他「既而悔之」。庄公之「悔」与武姜的「爱」、「恶」一样，也是一种外露情感，而且更不加掩饰，急欲为人所知。庄公决不会为自己报复母亲的行为而感到后悔。这场骨肉之间的残酷斗争以庄公的胜利而告终，但庄公并不会因此而稍释其恨。从他流放母亲时发下的「不及黄泉，无相见」的恶毒誓言可知，既使亲手杀死母亲也难解其恨。他后悔，绝不是悔他报复母亲的手段过于残酷，而是悔这种手段过于「真诚」，未加掩饰，不仅违背了「父慈、子孝、兄爱、弟敬」的伦理道德，而且敲碎了罩在自己脸上的假面，露出了阴险残酷的真容，这样会使他失去人心。作为国君又难以违背誓言，收回成命。他故意露出的悔意，不过是为了蒙蔽国人的一种虚伪表示罢了。这时颖考叔出面为他想了一个自欺欺人的办见」的誓言。为了将自己打扮成善良的孝子，重圆业已敲碎的假面，庄公欣然采纳了颖考叔的妙计。武姜从分娩庄公那一刻起，就对庄公恨之入骨。现在经过一场生死搏斗，自己败下阵来，爱子也被赶出郑国，糊口四方。她对庄公的仇恨有增无减。但是武姜一切都是从极端的个人利害出发的。正是由于自私，她才痛恨自己的大儿子。现在为了维持自己安逸舒适的生活，为了将自己打扮成宽容的慈母，她也没有拒绝颖考叔的主意。于是，武姜和庄公，这对刚刚经过一场生死搏斗的母子兼仇敌，出于各自的目的，藏起几十年的大恨深仇，又以「慈母」和「孝子」的身份，在阴暗的「大遂」之中，彼此心照不宣地握手言「和」了。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左传》的作者始终是从旁观者这个固定的视点，客观地、外在地叙述整个历史事件。除了对人物不加掩饰的外露情感点到为止之外，对人物的心理动机绝不作判断式的直接说明，仅仅描述这种心理动机在历史事件中所完成的行为和举止。出于极端的自私的心理，武姜竟对难产的大儿子恨之入骨，而对小儿子溺爱无度。这种非正常的爱和恨，促使武姜最终充当了小儿子军事叛乱的同谋，大儿子政治统治的政敌。为了实现除掉弟弟、报复母亲的恶毒愿望，庄公纵容他的弟弟走向犯罪道路，陷之于可伐之地。时机成熟，便兴起重兵，赶走弟弟，流放母亲。同样出于各自的目的，武姜和庄公这对刚刚经过一场生死搏斗的母子兼仇敌，又怀着刻骨仇恨，装模作样地握手言和。人物的历史进程和心理进程紧密地统一在一起，所有的行动和语言都是其内在本性、思想、意志和情感的反映。历史的视点使人物的内在心理都隐没在外在行动之中，但它们却是外在行动的支架，就如同看不见的骨骼是人身体的支架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