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北易帜”前后析张学良的政治才干

从“东北易帜”前后析张学良的政治才干

作者：郑毅

来源：《时代青年·视点》2018年第06期

摘要：1928年对东北奉系军阀而言，是决定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在此危难关头，少帅张学良展现出一个优秀政治家的政治才干，一方面成功团结奉军上下，避免了分裂；另一方面，则积极展开与南京国民政府的“易帜”谈判，对日本则采取隐忍与决绝的两手外交策略，最终实现“东北易帜”，国家统一的夙愿。

关键词：张学良；奉系；东北；日本；蒋介石

1928年，少帅张学良展现出一个优秀政治家的政治才干，一方面成功统一奉军上下，避免了分裂。另一方面，则积极展开与南京国民政府的议和谈判，对日本则采取隐忍与决绝的两手策略，最终实现“东北易帜”，国家统一的夙愿。张学良将军在“东北易帜”前后的政治表现，无疑是值得称道的。

一、以“宽忍”为用——张学良团结奉军上下的政治努力

1928年，张作霖被被日本人炸死。张的暴亡使得东北军突然失去主心骨，而奉军主力还在关外，东北内部空虚，日本随时有可能发难。这个时候，奉军上下没有慌乱，反而以协助张学良返沈为中心任务，展开了秘密行动。少帅张学良与杨宇霆决定，由张学良本人立即返回奉天主持大局，杨宇霆继续留在关内，指挥撤军事宜。

1928年6月1 8日，张学良返回沈阳，19日正式就职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长。这期间，由于不知道张作霖的生死，日本未敢轻举妄动，实现更大的阴谋。可以说，正是张学良等人临危不乱，精心筹谋的安排，奉军上下度过了最初的难关。

对于东北军内部的山头斗争，张学良本人是清楚的，老将张作相德高望重，巨头杨宇霆虽然才能卓著，但为人骄横跋扈，如何对待这些“老前辈”，是实现张学良“东北易帜”的关键。张学良采取依靠基本盘，争取“老前辈”，以“宽忍”为用的策略。

张学良恭请张作相出任东北保安部队总司令，对此，张作相拒绝接受这一职务，反而发誓辅佐支持张学良。不久，杨宇霆也发来通典拥立“汉帅”张学良。这样，奉系内部各个山头都统一到张学良旗下，1928年7月1日，张学良正式就任东北保安总司令，同时兼任东北大学校长。开始了统治东北的少帅时代。日本妄图分裂奉系，进而吞并东北的野心也暂时破灭。

二、“曲折往来”——对南京政府谈判的“义利并重”

1928年7月1日，少帅正式致电国民党，表示愿顺从民意，实现国家统一，并派代表赴北京谈判。谈判的焦点在热河的归宿问题上，热河作为东北的门户，关系东北的安危，因此，张

学良志在必守。而南京政府对此则采取，一边答应张学良的全部条件，要少帅立即“易帜”，双方初步商定7月下旬举行“易帜”；另一方面，蒋介石又积极调兵遣将，向热河进军。

就在此时，日本方面对张学良将军施加了压力，7月13日，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秉承田中首相的旨意，拜会了张学良，提出了日本的警告。在内外压力下，张学良授意汤玉麟7月19日宣布热河易帜，但东三省全部易帜时间延后。少帅企图是用热河“易帜”，打掉蒋介石武力攻占热河的图谋。

张学良一再延期易帜，并没有迫使蒋介石在热河问题上让步，他拒絕了张所提停止热河军事行动的请求，指示白崇禧：“前方部队中止前进的底线，是张学良让出热河。”。双方你来我往，进行了艰苦的拉锯谈判，“东北易帜”的时间也一拖再拖，直到1928年10月，国民党方面才最终同意了东北方面的“易帜”条件，其中核心的热河省正式划归张学良管辖，成为东北第四个省。这样，少帅张学良既实现了国家统一的大目标，继而又实现了掌控东北的区域小目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胜利，少帅在东北的地位由此得以巩固。

笔者以为，谈及历史事件，决不能脱离该事件所处的历史时代背景。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处于军阀割据混战的背景下，张学良将军首先是一位爱国的、拥护国家统一的政治家；这毋庸置疑。其次，他也是奉系军阀的首领，是一派地方军政集团的代言人。因此，他所作的任何决定，必然带有二者共同的利益交集。在坚持国家统一的基本立场不变的前提下，积极扩大奉系集团的利益，因为这不但是张学良将军本人的诉求，也是奉系军阀集团上下的共同追求。如果不能有效的维护集团利益，张学良下台也是必然的。正如以“江浙财团和黄埔军校”为基础的蒋介石集团，山西阎锡山集团、广西白崇禧集团等等，都是国家利益和地方利益的交集追求者。因此，在“东北易帜”问题上，张学良积极追求奉系集团的利益，无可厚非。

三、“软磨硬顶”——张学良对日外交的两手策略

“东北易帜”必然面临日本的激烈干涉，这是张学良将军意料之中的事情。日本处心积虑、苦心经营扶持奉系军阀，是绝不会甘心将即将到手的肥肉吐出来的。“在皇姑屯炸车案发生前的5月末，日本既已由朝鲜调来一个旅团到东北，加上关东军原有第14师团的所有兵力全部集中奉天业已一月有余。张学良暂时放下了父仇，对日本选择了隐忍不发的“韬晦”路线。1928年7月19日，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拜会张学良，进行威胁恐吓。张学良采取拖延敷衍的策略，告知林，如果违背东北民意，“他本人必将陷入困窘地步，甚至被迫辞职。”8月4日，日本前驻华公使林权助作为田中以首相特使身份，前往沈阳与张学良会面交涉“东北易帜”问题，其态度之蛮横，气焰之嚣张，至今读来都令人愤慨。他对张学良强调，日本在满蒙有特殊利益。张学良仔细耐心的听他讲完后，向他解释，尊重日本人的“劝告”，但决不能因此违背东三省人民求统一的愿望和意志。林权助当即发飙，大声嚷叫，日本已经下定决心，即便冒干涉中国内政的嫌疑，也在所不惜。少帅听罢，勃然变色，这时日方的一位代表又进一步恐吓，日本将不惜在东北使用武力。张学良强硬回应：“绝不做违背中国人民意愿的事。”

面对日本的威逼恐吓，少帅悲愤交加，背地里潸然泪下。但为了东北安危，只能延期“易帜”。张学良认为日方所说“如不听我方之劝告，即诉诸武力”，确非空言恫吓，必须进行斟酌。即“不给政友会的田中义一首相以‘军事介入东北的机会，来转移民政党等的攻击，延长其政治口实的政治判断’。”

果然，不出少帅的预料，田中内阁对华的蛮横态度，在国内外激起了强烈的反响。不仅重新引起了遍及中国的经济抵制，“抵制日货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日中贸易持续萎缩，沉重打击了日本的经济扩张。”同时也引起其他列强的疑虑。与此同时，日本国内政治反对派也对田中内阁展开猛烈攻击。

面对国内国际一片抗议浪潮，田中内阁被彻底孤立。于是被迫调整对华政策。正是在这种内外有利的环境下，10月12日，少帅正式宣布东北易帜。

结论

东北易帜后，日本帝国主义并未放弃侵略东北的野心，随后向东北当局提出铁路交涉问题，少帅对此胸有成竹，以东北外交问题盖由中央全权负责，地方当局无权过问，加以巧妙推脱。日本当局对此无可奈何。“杨常事变”的爆发，体现了少帅“宽忍”性格的另一面——“决绝”。通过霹雳手段，迅速解除了东北当局的内患，不失为高明。这种性格在后来的“西安事变”中，也表现的淋漓尽致。“中东路事件”固然被评论为“无故挑衅，又无故投降，辱国丧权，莫此为甚，国际地位即从此降落。”，笔者却认为，张学良将军力争收回东北权益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对于双方实力的误判，过不在少帅，日本在二战中也是经过了“张鼓峰”等系列事件，才确认了苏联的真正实力，从“北上”战略改为“南下”战略。而少帅在战败后，跳过中央，立即展开对苏谈判，力争弥补损失，也是其灵活外交的体现。

对于“九一八”事变的责任，笔者以为，其根源还是当时军阀割据这个大的历史背景造成的。以史明鉴，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这是中国民族自立于世界的根本利益之所在，任何时候强调这一点都是不为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