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战略)日本财政的发展与改革

日本财政的发展与改革

1. 战前、战时的财政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府实行地租改革（1873—1881年），增加了政府的收入，但是，由于大力推行殖产兴业政策，导致财政支出急速增加，使整个财政陷于支出大于收入的状态。明治10年（1877年）爆发了西南战争，政府为筹措军费而大量发行不兑现纸币，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又造成对外贸易入超和金银外流，使近代日本经济首次面临危机。明治14 年（1881年）明治政府采取了“超紧缩、超均衡”的财政政策，取消不兑现纸币，发行兑换券，增加对烟酒等商品的征税，停止由国家经营工厂和矿山，大幅度削减财政支出。这是日本财政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正式的财政政策。其时任大藏大臣的是松方正义，因此，后人称该政策为“松方财政”。松方财政（1881—1885年）制止了通货膨胀，带来了通货的稳定，使对外收支变为顺差，并导致建立了近代的财政、金融体系（在1882年设立了日本银行），另一方面也造成了负面的影响，引起了深刻的通货紧缩，特别是农产品价格下跌，使卷入商品经济的小农遭到沉重的打击。

其后，政府又转向积极财政。经过中日甲午战争（1894年）和日俄战争（1904年），日本日益走上扩充军备的道路，岁出规模不断扩大，1897年中央政府的一般会计岁出超过2 亿日元，相当于1894、1895年的7000—8000万日元的约3 倍。因此，尽管有中日甲午战争后获得高达2亿3150两白银的战争赔款（约3 亿6400万日元，相当于1895年一般会计岁出额的4 倍多）支撑一时，终于不得不依靠发行大量国债和向外国借款来获取财源。而在扩充军备的同时，政府又大力充实产业设施，如建设钢铁厂、改建铁路、扩充电信电话设施、奖励海运造船、设立特殊银行、修建治水工程、普及教育等等，在此过程中，日本政府的作用不断扩大，加快了走向“大政府”的步伐。由于近代化落后，商品竞争力弱，20世纪初的日本经常受到外汇不足的困扰。然而，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契机，日本逐步扩大了出口市场，国际收支转为顺差，外汇储备有所增加。一战结束以后，日本复又陷入财源困难的境地。加之1923年发生了东京大地震，地震后的复兴需要导致财政支出进一步膨胀，结果，出现了大幅度的财政赤字。为了克服赤字，重建财政，政府采取了彻底的紧缩财政政策。但是，在世界经济大危机的背景下，1930年前后的日本经济日趋萧条，物价跌落，中小企业大量倒闭。1931年就任大藏大臣的高桥是清又转向积极财政，力图通过扩大财政支出来摆脱萧条，恢复经济景气。虽然高桥的积极财政政策促进了景气的恢复，但是国债余额急速膨胀，至1935年达到98亿日元，进入了所谓“国债百亿日元”时代。与此同时，军部为了扩充军备的需要，不断施加压力要求扩大财政支出，致使中央、地方合计的财政支出在

1936 —1941年度增至2.3 倍，在1941—1945年度又增至3 倍，其中军费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从1938年度的约30％增至1942年度的约40％，又增至1944年度的约50％。总之，战时日本财政是在中央集权政府的强有力的控制下，以满足对外侵略的军事需要为最高目标的财政。

2. 战后复兴期的财政

战后日本在战争废墟上重建日本经济的过程中，财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47年春政府开始实施“倾斜生产方式”，压低煤炭、钢铁等重要物资的价格，以促进生产的恢复。政府压低重要物资价格的办法就是规定“官定价”，这是被故意压低了的价格，甚至低于实际生产费，两者的差额则由政府以“价格调整费”的形式给予补助。鉴于煤炭、钢铁等的实际生产费比官定价要高出三四成，为此，“价格调整费”的数额十分庞大，在1947年度占年度预算的比例高达四分之一。与此同时，政府还要给复兴金融公库出资，使其承担向重要产业融资的任务。这种依靠财政手段来支持生产恢复的作法，导致了财政支出与赤字的迅速扩大，同时，财政支出扩大加上物资不足，又致使通货膨胀日益加剧。1947年度的《经济白皮书》的副标题——“财政、企业、家庭经济都是赤字”，正是当时情景的真实写照。1949年的消费物价比上年上涨80％。1949 年2 月，约瑟夫。道奇来日，对财政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要求实施所谓“超均衡财政”，严格削减价格差补助金及其他补助金，停止复兴金融金库的新贷款，制定1 美元等于360 日元的单一固定汇率，通过对1949年度预算进行修订，使其总计达到平衡即实现“综合预算平衡”。此外，对政府行政机构实施改革，将各省（相当于中国所说的“部”）的部、局的数目削减30％，大幅度减少公务员人数（在第一次行政整理中裁减23万人）。这样，占领军以其强大的权利为后盾，实施了空前的财政改革。通过实施被称为“道奇路线”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使严重的通货膨胀得到缓和，工矿业生产有所恢复，出口明显增加，1949年度预算的执行结果实现了盈余，为健全财政制度创造了条件。然而，道奇路线的目标虽然基本上得到实现，但也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导致出现了深刻的通货紧缩局面，造成了企业经营状况的恶化与生产的停滞。在1949年，日本还推行了一项决定战后财政方向的重要改革，即所谓“夏普劝告”。与道奇改革着眼于财政的“岁出方面”相对照，夏普劝告着眼于财政的“岁入方面”，即开展大规模的税制改革。其中心内容是有：把征税重点置于所得税和直接税上，实行所谓“所得税中心主义”，并确立累进课税体系；明确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税源分配；协调法人税与对红利收入的课税；为加强地方自治而废除附加税制，削减国库补助金，加强财源调整功能等。该“劝告”从1950年度的预算起正式开始实施。

3. 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财政

在1955年以后，日本开始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期，各项经济指标（除对外贸易）恢复并超过战前水准，电机、石油化学、合成纤维等各种新型产业迅速成长，形成了“投资呼唤投资”的经济建设热潮。由于经济的迅速增长，使税金的自然增收大幅度增加，从而带来了巨额的财政收入，这种收入又成为政府增加岁出和实施减税的财源。在财政支出方面主要是扩大了公共事业的投资，以充实产业基础设施，支持民间企业的发展。直至60年代前半，尽管财政支出迅速增加，但收入也在大幅度上升，足以维持预算平衡而无需发行国债。不过，当时的财政的作用不是很大，不如说是仅仅起到了“配角”的作用。由于政府坚持“均衡预算主义”，财政政策尚未被用作为调整景气的工具。在景气调整方面，主要角色是金融政策。一方面通过采取低利率的政策来促进企业的设备投资，另一方面依靠金融政策来发挥调整景气的作用。在财政方面，主要是财政投资贷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日本银行等政府金融机构成为不断增长的产业资金的重要提供者。1964年东京举办奥运会之际出现了“奥林匹克景气”，1965年日本经济转向萧条，尽管在1965年度的“当初预算”中仍坚持了不依靠财政手段调节景气的方针，其后发现税收明显不足，不得不在1965年7 月提出的紧急萧条对策中，决定援用财政特例法来发行2500亿日元的长期国债。这是日本自战后以来第一次发行国债，意味着日本政府开始放弃已坚持16年之久的预算均衡原则，也意味着自1949年推行道奇的“均衡预算主义”路线以来的一大转折。由于利用财政政策来调节景气对于日本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而当时的大藏大臣福田赳夫宣称日本进入了“财政新时代”。在60年代后半，虽然财政支出迅速扩大，但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税收增加得也快，这导致对国债的依赖程度不高，国债的发行额也不很大。

4. 国债发行的迅速扩大

战后日本的国债发行始于1965年；国债发行额的急速扩大始于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以后；至于“赤字国债”的发行（为筹措建设社会性资本所需资金的“建设国债”以外的国债）则始于1975年的补正预算，其后，发行赤字国债形成为惯例。日本政府在开始发行赤字国债的第二年，即1976年就提出要从赤字国债中解脱出来，并定下了在1980年度消除赤字国债的目标。然而，当时正值西方各国经济出现同时萧条的局面，日本为了充当促使西方经济走出同时萧条局面的“火车头”，力图达到7 ％的增长率，为此，而大幅度地扩大财政支出，不巧又遇到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致使经济萧条趋于长期化、深刻化，赤字国债的发行额反而增加，在1979年度达15万2700亿日元的国债发行额中，赤字国债占一半以上，达8 万550 亿日元。1979 年9 月，政府又提出要在1984年度摆脱赤字国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