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美国外交

【内容提要】当美国政治家开始制定外交政策和进行外交政策辩论时，总是受着美国文化支撑的意识形态的强大影响。由于美国国力一直处在稳定的和不断扩展的过程中，这使美国的意识形态更具有执着的特性。在美国外交决策过程中，有三种意识形态深刻地影响着美国的外交政策，甚至于决定着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轴，它们是经济主义的意识形态、现实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扩张主义的意识形态。

【关键词】美国外交意识形态经济主义现实主义扩张主义

【作者简介】法学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在美国式的自由民主体制下，占据优势的意识形态往往决定着美国外交政策的方向。这在冷战期间表现得尤为突出，以至于美国的一切外交资源都围绕着保存和扩大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这个中心来进行。当1988年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大会上要求在国际事务中“非意识形态化”时，实际上是对美国发动的这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战争的妥协。在现实中意识形态的影响总是无所不在，对此，迈克尔·H·亨特对意识形态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意识形态思维是对历史环境进行有益反思的源泉；是在极端复杂而令人迷茫的现实中必不可少的指导性因素；也是创造一个较好未来的道德行为的基础……它们构成一个框架，政策制定者在这个框架内处理特定的问题，公众也在这个框架内去理解这些问题。对这两群人来说，意识形态可以用来说明清楚复杂的现实，把它们简化到可理解、可操作的程度。”意识形态为使用权力者提供合法性，为公众提供理解的标准。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认为，意识形态是无法逃脱的（即使是制订政策的专业人士也概莫能外），它们远不止是野心勃勃的政治家与工于心计的资本家处于一己利益所操纵的工具。意识形态是象征符号、价值观同信仰相结合的完整体系。它们来自“为社会所公认的观念的架构。”

在美国建国以后的时间里，美国国力一直处在稳定和不断扩展的过程中，这使美国的意识形态更具有执着的特性。其必然结果是他们对意识形态的存在缺乏自觉，他们一直把它视为天经地义而怡然自得。正因为美国人自己把意识形态看作是理所当然、不言而喻，他们把别人用了明确的、正式的、甚至是公式化的名词来表达的意识形态，诸如法西斯主义、强烈的民族主义、共产主义等，看作是反常，或者是误入歧途。也正因为如此，美国的意识形态往往缺乏理论上的论证和严密的分析，而更多地带有实用主义的特征。它们在现实中的被运用被当作是一种习惯或者说是一种思维方式。从历史上看，美国国内的意识形态也被他们运用到外交事务之中。基辛格在研究美国的外交特性时说：“美国的外交政策就是不要有外交政策。”美国人总认为它们国内治理的经验可以作为国际治理的最理想模式，他们对世界的理解代表了一种“常识”。这种思维也与美国的独特历史有关，乔治·舒尔兹认为“不象其它大多数国家的人民，美国人既不是被共同的种族和文化起源，也不是被共同的文化信仰联系在一起，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是被承诺分享的某些基本准则：容忍、民主、法律上的平等，以及超乎一切之上的，自由。在我们的历史上，我们克服了巨大的挑战，主要是我们确信这些基本准则”。因此，坚持这些基本原则，不仅成了美国的立国的基础，也成了他们在国际上立足的道义所在。

美国是一个多元主义文化的国家，美国的意识形态是一个错综复杂的领域。本文重点探讨对美国外交有重要影响，甚至决定美国外交主轴的三种意识形态即经济主义意识形态、现实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扩张主义的意识形态。有关理想主义意识形态及其他意识形态对美国外交

的影响，不在本文论述范围之内。

一、经济主义意识形态

对美国外交中的经济主义意识形态进行系统研究的代表作之一是美国外交史学家威廉姆·阿普曼·威廉斯于1959年出版的《美国外交的悲剧》，他认为在美国外交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是经济利益和企业界政界精英的结合体，他们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娴熟的技巧，而意识形态是他们处理事务的核心。这种意识形态的中心就是“利益驱动”。在这里，意识形态只是一种工具、一种功能，被美国资本主义的大亨们用来维持他们的经济实力，并借此实力巩固他们对社会政治的控制。由于有了这种经济主义意识形态的一致性，使美国的外交政策显得精明、老练，战略上前后一致，并且策略恰当。

威廉斯认为，19世纪90年代是美国的转型期。在此期间，美国结束了领土扩张的旧模式，采取了一种门户开放的帝国主义新模式。而制定外交政策的精英们也对这种新模式达成了共识。为防止国内“经济停滞的威胁以及对社会动荡的恐惧”，他们开始在海外寻找能够吸收过剩的工农业产品并为美国工业提供所需原材料的市场。这些精英们喜爱的方法是促进自由贸易和间接地控制关键性的市场，而不是像西欧强国一样建立大量的殖民地。世纪之交的中国则为美国提供试验这一新政策的场所，在中国采取的门户开放政策则被威廉斯称之为“英明的战略性的一着”。威廉斯认为这一政策之所以产生，是因为美国精英们“认定美国压倒优势的经济实力将把较弱的不发达国家的政治与经济铸成对美国有利的模式”，在中国行之有效的“门户开放”政策被迅速运用于全球，以至于早在本世纪20年代，“美国按照‘门户开放照会’的原则与程序进行扩展的模式已趋于成熟”。

威廉斯认为，门户开放的观念对于一个经济迅速崛起的美国在世界事务中采取的路线极为重要，因此它对那些革命政权极为反感，因为这些政权与自由贸易的精神背道而驰，美国与日本和德国的对抗，也归因于他们阻碍了美国的海外经济扩张。冷战的根源也源于美国的外交制定者坚信国内的民主和繁荣有赖于经济在海外的继续扩张，并试着强迫苏联按美国的规则行事。威廉斯剖析美国外交政策的目的是为了找出“躲藏在肮脏政治背后的自私自利的社会上层之手”，从而找出治病的良方。他认为美国应该学会“维护民主和繁荣而无需实行帝国主义的扩张”。美国应当实行根本性的改革，从而避免与革命力量发生冲突。但是，如果美国的国内经济不改变，其外交政策只能沿着这条既定的路线走下去。

实际上，美国的国内经济制度在美国历史的发展中证明了它的活力，并与美国式的民主和自由联成了一个整体，这注定了美国外交将会遵循既定的轨道。美国在忙于与苏联对抗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它的经济扩张，它利用自己在世界经济中有利的地位，力图使世界自由贸易制度化。它所倡议的并起着领导作用的国际经济机构如关贸总协定、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直进行着使贸易自由化和规范化的事业。在1947年至1972年，美国的关税率从32.2%减少到8.5%。GA TT基于非歧视性原则和自由交换物资和服务的原则试图建立一个世界贸易系统，使战后国际经济秩序变得更自由、多边和相互依赖。从1950年到80年代中期，世界商品出口在数量上增加了大约9倍，国家的出口倾向增加，而世界上商品总量仅增加了五倍。世界经济的这种紧密联系更有利于美国对其进行控制，并从中获利。

冷战的结束，再一次唤起了这一意识形态的活力并为其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克林顿把经济安全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三根支柱之一。1987年美国的贸易赤字达到了1700亿美元，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