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美国外交

【内容提要】当美国政治家开始制定外交政策和进行外交政策辩论时，总是受着美国文化支撑的意识形态的强大影响。由于美国国力一直处在稳定的和不断扩展的过程中，这使美国的意识形态更具有执着的特性。在美国外交决策过程中，有三种意识形态深刻地影响着美国的外交政策，甚至于决定着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轴，它们是经济主义的意识形态、现实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扩张主义的意识形态。

【关键词】美国外交意识形态经济主义现实主义扩张主义

【作者简介】法学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在美国式的自由民主体制下，占据优势的意识形态往往决定着美国外交政策的方向。这在冷战期间表现得尤为突出，以至于美国的一切外交资源都围绕着保存和扩大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这个中心来进行。当1988年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大会上要求在国际事务中“非意识形态化”时，实际上是对美国发动的这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战争的妥协。在现实中意识形态的影响总是无所不在，对此，迈克尔·H·亨特对意识形态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意识形态思维是对历史环境进行有益反思的源泉；是在极端复杂而令人迷茫的现实中必不可少的指导性因素；也是创造一个较好未来的道德行为的基础……它们构成一个框架，政策制定者在这个框架内处理特定的问题，公众也在这个框架内去理解这些问题。对这两群人来说，意识形态可以用来说明清楚复杂的现实，把它们简化到可理解、可操作的程度。”意识形态为使用权力者提供合法性，为公众提供理解的标准。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认为，意识形态是无法逃脱的（即使是制订政策的专业人士也概莫能外），它们远不止是野心勃勃的政治家与工于心计的资本家处于一己利益所操纵的工具。意识形态是象征符号、价值观同信仰相结合的完整体系。它们来自“为社会所公认的观念的架构。”

在美国建国以后的时间里，美国国力一直处在稳定和不断扩展的过程中，这使美国的意识形态更具有执着的特性。其必然结果是他们对意识形态的存在缺乏自觉，他们一直把它视为天经地义而怡然自得。正因为美国人自己把意识形态看作是理所当然、不言而喻，他们把别人用了明确的、正式的、甚至是公式化的名词来表达的意识形态，诸如法西斯主义、强烈的民族主义、共产主义等，看作是反常，或者是误入歧途。也正因为如此，美国的意识形态往往缺乏理论上的论证和严密的分析，而更多地带有实用主义的特征。它们在现实中的被运用被当作是一种习惯或者说是一种思维方式。从历史上看，美国国内的意识形态也被他们运用到外交事务之中。基辛格在研究美国的外交特性时说：“美国的外交政策就是不要有外交政策。”美国人总认为它们国内治理的经验可以作为国际治理的最理想模式，他们对世界的理解代表了一种“常识”。这种思维也与美国的独特历史有关，乔治·舒尔兹认为“不象其它大多数国家的人民，美国人既不是被共同的种族和文化起源，也不是被共同的文化信仰联系在一起，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是被承诺分享的某些基本准则：容忍、民主、法律上的平等，以及超乎一切之上的，自由。在我们的历史上，我们克服了巨大的挑战，主要是我们确信这些基本准则”。因此，坚持这些基本原则，不仅成了美国的立国的基础，也成了他们在国际上立足的道义所在。

美国是一个多元主义文化的国家，美国的意识形态是一个错综复杂的领域。本文重点探讨对美国外交有重要影响，甚至决定美国外交主轴的三种意识形态即经济主义意识形态、现实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扩张主义的意识形态。有关理想主义意识形态及其他意识形态对美国外交

的影响，不在本文论述范围之内。

一、经济主义意识形态

对美国外交中的经济主义意识形态进行系统研究的代表作之一是美国外交史学家威廉姆·阿普曼·威廉斯于1959年出版的《美国外交的悲剧》，他认为在美国外交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是经济利益和企业界政界精英的结合体，他们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娴熟的技巧，而意识形态是他们处理事务的核心。这种意识形态的中心就是“利益驱动”。在这里，意识形态只是一种工具、一种功能，被美国资本主义的大亨们用来维持他们的经济实力，并借此实力巩固他们对社会政治的控制。由于有了这种经济主义意识形态的一致性，使美国的外交政策显得精明、老练，战略上前后一致，并且策略恰当。

威廉斯认为，19世纪90年代是美国的转型期。在此期间，美国结束了领土扩张的旧模式，采取了一种门户开放的帝国主义新模式。而制定外交政策的精英们也对这种新模式达成了共识。为防止国内“经济停滞的威胁以及对社会动荡的恐惧”，他们开始在海外寻找能够吸收过剩的工农业产品并为美国工业提供所需原材料的市场。这些精英们喜爱的方法是促进自由贸易和间接地控制关键性的市场，而不是像西欧强国一样建立大量的殖民地。世纪之交的中国则为美国提供试验这一新政策的场所，在中国采取的门户开放政策则被威廉斯称之为“英明的战略性的一着”。威廉斯认为这一政策之所以产生，是因为美国精英们“认定美国压倒优势的经济实力将把较弱的不发达国家的政治与经济铸成对美国有利的模式”，在中国行之有效的“门户开放”政策被迅速运用于全球，以至于早在本世纪20年代，“美国按照‘门户开放照会’的原则与程序进行扩展的模式已趋于成熟”。

威廉斯认为，门户开放的观念对于一个经济迅速崛起的美国在世界事务中采取的路线极为重要，因此它对那些革命政权极为反感，因为这些政权与自由贸易的精神背道而驰，美国与日本和德国的对抗，也归因于他们阻碍了美国的海外经济扩张。冷战的根源也源于美国的外交制定者坚信国内的民主和繁荣有赖于经济在海外的继续扩张，并试着强迫苏联按美国的规则行事。威廉斯剖析美国外交政策的目的是为了找出“躲藏在肮脏政治背后的自私自利的社会上层之手”，从而找出治病的良方。他认为美国应该学会“维护民主和繁荣而无需实行帝国主义的扩张”。美国应当实行根本性的改革，从而避免与革命力量发生冲突。但是，如果美国的国内经济不改变，其外交政策只能沿着这条既定的路线走下去。

实际上，美国的国内经济制度在美国历史的发展中证明了它的活力，并与美国式的民主和自由联成了一个整体，这注定了美国外交将会遵循既定的轨道。美国在忙于与苏联对抗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它的经济扩张，它利用自己在世界经济中有利的地位，力图使世界自由贸易制度化。它所倡议的并起着领导作用的国际经济机构如关贸总协定、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直进行着使贸易自由化和规范化的事业。在1947年至1972年，美国的关税率从32.2%减少到8.5%。GA TT基于非歧视性原则和自由交换物资和服务的原则试图建立一个世界贸易系统，使战后国际经济秩序变得更自由、多边和相互依赖。从1950年到80年代中期，世界商品出口在数量上增加了大约9倍，国家的出口倾向增加，而世界上商品总量仅增加了五倍。世界经济的这种紧密联系更有利于美国对其进行控制，并从中获利。

冷战的结束，再一次唤起了这一意识形态的活力并为其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克林顿把经济安全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三根支柱之一。1987年美国的贸易赤字达到了1700亿美元，1988

年议会通过了著名的“超级301”条款，主要是想通过进口限制来减少贸易赤字。冷战结束后，美国理所当然的把经济问题放在了突出的位置，力图在世界各地确保其商业和贸易机会的目标。《经济学家》对此评论道，至少在1993-1995年夏天，克林顿的外交政策似乎“没有超出促进出口之外”。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一系列的经济纠纷，最著名的例子如1993年12月在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的美欧纠纷，美国人甚至利用在北约中的领导地位来进行威胁，1992年2月，当时的副总统奎尔在德国举行的北约会谈中说“我不能足够强调我们把它归属于这类经济问题的重要性，因为它是安全问题”，在同一个会议上，美国民主党参议员瑞查德·路格进一步强调和预测：“乌拉圭回合的失败将严重破坏我们与北约的友谊”。1995年夏天美日的汽车战，直到日本威胁着要将其诉诸于世界贸易组织才结束。在1997-1998年美国陷入了与欧盟及加拿大关于限制对古巴、利比亚和伊朗的国际经济制裁的争论之中。而与中国则在1985-1996年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知识产权争端等等。但美国总是先使用威胁，而到最后一分钟妥协，这似乎成了美国商业谈判的一种模式。然而美国的这种追求并没有破坏美国建立的全球经济系统和它在其中的领导地位。1993年以来克林顿经济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要求“开放的地区主义”（Open Regionalism）。美国参与了一系列地区经济组织，以促进贸易的自由化。而采取这些政策的目的，主要是促进美国的经济繁荣和确保美国的商业利益。

二、现实主义的意识形态

如果说经济主义的意识形态是美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那么，现实主义就产生于它对国际环境的一种承认。实际上，现实主义所坚持的那些原则一直受到美国主流文化的排斥。尽管富兰克林·罗斯福强调美国力量对世界秩序的基础作用，但他与威尔逊一样，对权力政治却极度厌恶，他所选择的是美国的领导。然而这并不妨碍现实主义对美国外交的巨大影响，甚至在某一时期成为主导原则。在美国国际关系的做法上，美国现实主义大师基辛格对老罗斯福的外交风格极为推崇，“没有其他总统能如此完整地依国家利益界定美国的世界角色，或把国际利益与国际均势结合得天衣无缝”。老罗斯福承认美国是全世界最理想的期望，但他认为美国不是一个榜样，而是一个强权。他否认国际法的效力，相信“势力范围”这个观念代表了世事的自然法则，因此，他在西半球推行他的强力外交。1902年美国迫使海地解决与欧洲各银行的贷款；1903年煽动巴拿马动乱；1905年使多米尼加成为美国的财政保护国，1906年美国军队占领了古巴。在世界强权国家中，他认为德国对欧洲均势是个威胁，并使美国的国家利益向英法的国家利益认同。在美国历史上，唯有尼克松总统与他最为接近。

乔治·凯南被公认为美国现实主义意识形态的创始人，他的《美国外交1900-1950》成为“冷战”一代的圣经，产生了巨大影响，构成了近几十年中美国外交政策中占统治地位的观点。凯南及其他“现实主义者”对意识形态对政策的影响怀着深刻的厌恶，而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实用主义者，遗憾的是他所阐述的外交原则也被当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凯南通过对美国参与国际事务中的几个重大事件的分析，指责美国根深蒂固而又无所不在的道德主义与法制主义曾一再阻碍了对国家利益的明确界定与有效追求。在1898年以前，美国人习惯于他们所享有的安全，而忘记了这种安全在美国之外的那些基础，他们错误的认为“我们受到英国舰队和英国对欧洲大陆外交策略庇护的地位，是因为美国具有卓越的智慧和道德，能克制自己不去干预旧世界的可耻争吵”，而在1898年发动的美西战争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群众情绪、政治压力和政府内部的勾心斗角”,它出于“主观的和情绪的原因而诉诸战争”，却“根本没有经过任何合法的正式机构的认真审查和批准”。而美国对菲律宾的占领竟然来自于海军部门的狂热冲动，它违背了美国的立国基础即被统治者的同意，给美国带来不好的名声。被威

廉斯称之为“英明的战略性的一着”的门户开放政策，凯南却把它称之为美国的政策失误的典型例子。凯南发现它的出台竟偶然的来自于一个在中国海关供职的英国人西比利斯的建议。凯南认为，这一政策建立在对中国的情感眷念的可悲的基础上，显示出对东亚战略的可悲的无知，最终发生了可悲的对日战争，而美国公众竟然“轻易地相信这次行动是一次重大的外交成就”。他进一步批评美国对东方的政策缺乏自制，“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是和以前一样，不愿意承认各国的现实力量和愿望的确实性和合法性，我们总感到有义务对他们做出道德的判断，否则便不愿意接受他们；我们也不愿意把他们看成是客观存在和不可改变的人类力量，既不好也不坏；也不愿去谋求他们之间最大限度的平衡，而实现纠正或压制他们”。

凯南为他的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采用的解决办法是让外交政策与美国的民主进程绝缘，从而尽量缩小道德主义和法制主义的影响，外交政策应当交给那些超然、冷静的外交专家，“只有眼光高于一般群众,果断、冷静的少数人”才能为“一个茫然无所适从的孩子”提供所需的指导。凯南的这种方法对美国的现实政治来说，无异于痴人说梦。正当凯南出版他的《美国外交》后不久，麦卡锡却组织着对美国国务院的中国问题专家的清洗，凯南看到了国际现实，要求美国承继英国以及西欧的现实主义传统，但却对美国的国内政治现实和美国对自己外交传统的迷恋估计不足。然而，凯南的现实主义却受到了美国学者和外交家们的广泛推崇。实际上，在他之前，美国的一些国际关系学者已经开始创建现实主义的理论体系，比如尼古拉斯·斯巴克曼在1942年发表了《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策略——美国与均势》，他强调国家的首要目标是攫取权力，而不是追求理想；权力之争是“世界政治的核心内容”。他认为现实主义有两个台柱：均势论和地缘政治论。而一位被誉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奠基人的卡尔·摩根索也在1948年发表了他的成名之作《国家间政治——为和平与权力而斗争》，进一步提出了国际政治就是权力之争，“以强权求利益”是国际政治的核心。

现实主义理论对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贡献是使美国人心安理得地追求强权。美国人开始把他们的世界目标与他们对强权的运用结合起来。从20世纪50年代起，美国开始用他们强大的实力来遏制“苏联共产主义势力的扩张”。在世界各地从事着一系列的战争。因此，美国的外交政策并没有出现象凯南所要求的承认“现实的合理性”，但是却为美国的理想主义安装了牙齿。在尼克松执政时期，由于美国势力的相对衰落和越南战争的影响，美国的外交似乎在进行着现实主义的均势外交。但在卡特时期又抛出了“人权外交”。美国人并非真心实意的与苏联玩权力均势的游戏，从杜鲁门的“遏制战略”、艾森豪威尔的“新面貌战略”，一直到里根的“有限推回战略”和老布什的“超越遏制战略”，都表达了一种遏制苏联并拖跨苏联而最后“救赎”苏联人民的战略意图，美国人虽然承认苏联的存在，但很少承认苏联存在及其外交的合理性。因此，美国的现实主义与传统的现实主义是有区别的，他们欣赏的只是强权因素，而非地缘政治或均衡理论。

冷战期间，美国尝到了权力的好处，他们拖跨了苏联并按自己的方式在可能的范围对国际秩序进行了安排。冷战后美国更加迷恋自己对世界的领导作用。而这种领导作用在别国的眼里就是霸权主义的代名词。且看美国副国务卿斯特罗尔·塔尔博特是如何进行它的理论解释的：“以某种方式和从大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意义上讲，美国不是从它能否取得或保持对他国的统治地位的角度，而是从整个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出发与其他国家合作的角度来界定其实力的……美国的对外政策旨在促进普遍的价值观。”而财政部副部长劳伦斯·萨默斯则把美国称之为“仁慈霸主”，“第一个非帝国主义的超级大国”。亨廷顿认为美国的对外政策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受这种信念支持的，他列举了在过去几年中，美国试图或被人认为单边地采取了下面的行动：强迫其他国家接受美国的价值观或按照人权或民主的价值观行动；阻止其他国

家获得能够挑战美国常规军事优势的军事能力；在其他国家采用美国法律的“治外法权”；根据在人权、毒品、恐怖主义、核扩散、导弹扩散和宗教自由等方面的美国标准对各国的表现划分等级，对没有在这些问题上达到美国标准的国家进行制裁；在自由贸易和开放市场的旗帜下促进美国国内公司的利益；制定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使之服务于美国公司的利益；干预和它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地方性冲突；胁迫他国奉行有利于美国经济利益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促进美国在海外的武器销售，同时又组织其他国家进行类似的销售；操纵联合国秘书长的任命；进行北约东扩并吸纳波兰、匈牙利和捷克为成员国；对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随后又对这一政权进行经济制裁；由于某些国家不愿屈服于美国的意志而把它们贴上“无赖国家”的标签，并将其排除在国际体系之外。亨廷顿所列举的这些行为我们还可以列举很多，在小布什任总统后并没有丝毫改变，反而变本加厉，比如说拒绝签署防止全球气候变暖的《京都议定书》；拒绝设立国际刑事法庭，甚至在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后，美国正需要结成一个国际反恐怖联盟时，美国竟不顾中国、俄罗斯等大部分国家的反对，一意孤行地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美国的信念加上美国的力量使美国更加无所顾忌地在国际社会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早在20世纪50年代，杜鲁门就说：美国是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可以做任何事情。

三、扩张主义的意识形态

美国外交中具有强烈的扩张主义，这种扩张主义与生俱来。当华盛顿总统为他们确立孤立主义原则后不久，第三任总统杰斐逊就开始了其扩张的漫漫征程。美国在建国初期的扩张表现为领土扩张，20世纪则迷恋于价值观和利益的扩张。在扩张过程中，美国为其编制了种种理由，它们成了美国外交意识形态的重要来源。

（1）为“自由和民主”而扩张。

美国建国之后，面临着对国家的定性的问题，即美国的精英及其群众必须界定美国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它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政治制度? 它如何与其他国家进行交往等等重大的问题。在美国革命之前，一部广泛流传的小册子《常识》，从政治的角度对美国与其他国家进行了区分，它认为“新世界”成了“热爱人身自由与宗教自由的受迫害的人们的避难所”。美国人对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没有什么异议。但在如何处理自由与外交的关系问题上却引发了一场争论。争论主要在当时的国务卿杰斐逊和财政大臣汉密尔顿之间展开。杰斐逊崇信自由，当上国务卿后，他致力于改进有助于国内自由繁荣的条件，这意味着需要获得邻近的土地以及海外市场，而英国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障碍。他认为，法国与美国具有相同的政治气质，因此应该与法国结盟，反对英国海军对公海的控制。他坚持认为“海洋是大家的共同财产，向所有的经济活动开放”。美国所要制定的外交政策应该是为美国的自由服务的。而汉密尔顿更看重如何使国家强盛。他认为，自由在外交中并不占有显著位置，美国作为新生国家必须谨慎行事，“韬晦”应该是美国的根本动机，直到它拥有确保利益和影响的力量。因此，美国首要的任务是在稳定的政治条件下发展经济，在外交上对英国的妥协必不可少。他推动与英国签订了《杰伊条约》，接受了英国对美国贸易的控制以换取美国的商业利益、盟友关系和财政制度的保全。在这场争论中，汉密尔顿获得了总统华盛顿的支持，最后成了孤立主义思想的基本动机，即为了国家强盛，在政治上实行中立，并尽可能的获得经济上的好处。杰斐逊当选总统后，他把自己的观点与汉密尔顿的观点结合了起来，认为自由与国家的强盛并不矛盾，只有国家的强盛才能为自由提供保护，而国家的强盛需要不间断地进行扩张。他抛弃了与法国结盟的思想，抵制法国对路易斯安那的占领，最后迫使法国于1803年

将这一土地出售给美国。从此，美国开始了接二连三的领土扩张过程，一直把边界推进到墨西哥的边界。在参议院讨论是否需要与墨西哥进行战争中，虽然有反对者认为，扩张将损害美国的自由，但这种声音极小，更多的是对战争的支持。参议员切舍尔顿·爱立斯（Chesselden Ellis）说，自由需要国家不断地发展与“几乎无限的扩张能力”；另一位参议员里维斯·卡斯（Lewis Cass）进一步说“必须依靠行动——依靠无休止的不断的行动”，美国才能维护自由。如果不这样做，而是试图“限制我们高贵民族的不可限量的能力，……那将是对自由事业的叛逆”。（22）美国最终用战争的方式从墨西哥获得了大片土地，美国人也接受了美国是一个“流动的共和国”的概念。同样的争论发生在对西班牙的战争中，支持战争的人又一次获得了胜利。麦金莱总统称，美国有权、有责任去建立殖民地，去帮助“受压迫的民族”，美国应该向世界各地普遍地施加自己的力量和影响，美国人将因此而受益，全人类也将因此而受益。美国对菲律宾、古巴与波多黎各的控制是美国的一项重任，“是按上帝的旨意，以人类进步与文明的名义承担下来的”。结果是美国打败了西班牙，占领了菲律宾。

当美国完成美洲的领土扩张走向世界时，美国人带着它们的经验，即在扩张的同时，打着自由的旗号。一战后，美国人以战争的方式和它们巨大的经济实力赢得了重建战后秩序的领导权。威尔逊从旧的意识形态中引出了一个新的观点，认为和平与自由的国际关系的出现与各国的政体直接相关，只有像美国这样的民主的国家才能够一贯热爱和平，其他非民主的国家，由于国内执行压制性政策，因而在国外也是倾向扩张的。它的这一观点得到了他的后继者和美国人的广泛认同。哈利·杜鲁门进一步解释说“国家政策的形成过程中，人们的声音越强，侵略的危害越小”。从此，美国把促进世界各国的民主化作为自己主要的外交任务。冷战后，民主和平论成了美国外交的主导性意识形态。克林顿在宣誓就职前，就宣称“民主国家并不互相进行战争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根据这一理论，克林顿把他的对外战略称之为“参与与扩展战略”。1993年9月，他在联合国大会上阐述了这一思想的精髓，“在冷战期间，我们寻求遏制一种威胁来使自由体制生存，现在我们寻求扩展在这种自由体制下生存的国家”。美国的价值观与扩张本能再一次携手，价值观为扩张提供合法的依据，扩张为价值观获得生命力和影响力。

（2）扩张与种族等级观念。

美国扩张的另一个普遍的理由是制造一个种族等级的神话。按种族对人类进行划分既源于美国文化的一种偏见，又为美国的扩张制造证据。它产生的历史至少与美国扩张的历史一样古老。本杰明·富兰克林就是一个典型的种族主义者。他按肤色来区分人类，分别给每一种肤色以特殊的民族性,肤色最亮的属于种族等级最高的，肤色最黑的最为低级。中间的是黄皮肤的蒙古人和马来人，印第安人和种族混杂的拉丁人。为了“合理”侵占印第安人的土地，他认为印第安人占有的土地阻碍了白人成功、结婚、生子的机会，这就等于“杀死了我们成千上万尚未出生的孩子”。富兰克林的这些观点代表了他同时代人的一种普遍的观点。印第安人被描绘成野蛮的低劣的种族，他们应该让出他们的土地，而文明的民族也有权对它们进行占领。联邦政府和大多数美国人都赞同或默许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或强制大迁移。印第安人成了“美国的进步”的牺牲品，美国人认为这种牺牲是必须的，1813年的一本教科书上说“这是为了人类的增长，促使世界的繁荣与快乐”。当美国人对墨西哥土地的兴趣迅速增长，他们对墨西哥人的贬低也就迅速加深。墨西哥被描绘成怯懦、残酷的民族，他们热衷于赌博，道德沦丧。大多数当地人“不要别的，只想长一条尾巴，比类人猿更像畜生。”墨西哥人被他们称之为“黑鬼”(niggers)、“红鬼”(redskins)。当他们阻碍美国人的推进时，就要把“这个低能的、懒惰的民族”推向一旁，他们理应接受本民族的命运，而接受更高级

民族的统治。而美国人对拉丁民族的诋毁由来已久，认为他们奴性、暴戾、懒散、偏执，他们种族之间的混血，将使人更黑，外表更黑，内心更黑，但是他们还是可以塑造的，他们正焦急的等待着美国去拯救。美国用种族的等级和文明来证明自己对其他民族的蔑视、并进行侵略性扩张是正确的。美国战略家和历史学家马汉最后系统地阐述了美国的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他鼓吹美国与英国的合作，它们“既出于政治传统，又出于同一血统”。在他看来，“世界上最好的希望”就在于他们联合起来并将它们的控制扩展到许许多多民族身上，因为这些民族还处在“种族发展的婴儿期”。关于欧洲人，他认为德国人进步最明显；斯拉夫人残忍、野蛮；法国人喜怒无常、虚伪做作；拉丁人迟疑畏缩；中国人可怜又耍蛮，他们应由传教士去关心，并应排除在文明的前哨阵地之外；菲律宾人属于孩子一类；只有日本人正在“重复我们条顿祖先的经历”；黑人处于马汉种族等级的最低层。美国的种族优越论已逐渐的理论化和系统化，并作为他们扩张有理的证据。

这种种族等级观念一直沿袭了下来。20世纪20年代，美国国内盛行排外主义，归化后的其他裔的美国公民受到攻击，如排华、排日风潮和对东欧移民的排斥。移民法严格限制它们的所谓的“不受欢迎的人种”，三K党在美国也极为猖獗。美国国内的种族隔离政策作为一项法律，一直到1968年才加以废除。当美国的种族等级观念与美国的民主人权观念产生激烈冲突并受到国内外的一致反对时，公开倡导的种族等级观念逐渐消失了。但我们现在仍可以从美国的外交政策中看到这种观念的影子，尤其是在美国划分敌友关系的时候。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仍然是美国扩张时最优先考虑、最为核心的盟友，如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日本、德国次之，很少看到美国人对与非洲某个国家结盟的兴趣。而当美国的扩张受到阻碍时，美国的政治精英们和美国的舆论就会一如既往地对阻碍者进行攻击，先将其妖魔化，然后制定敌对的政策。美国至今仍将世界上的一些国家确定为“无赖国家”，对其在政治上进行孤立，在军事上进行威吓，在经济上进行封锁。当苏联垮台后，中国被他们确认为美国意识形态扩张的最大障碍，“妖魔化中国”也成了美国媒体最热衷的事业。到了1997年，美国媒体“妖魔化中国”的情绪明显地上升为主流媒体的主流情绪，“如今，翻开美国的报纸、打开美国的电视，看到的中国却是‘斯大林式的共产党人’、贩毒者、屠杀婴儿、滥用罪犯的器官移植、军火商、盗版者、好斗的民族主义者、寻求霸权的将军、渗入美国社会的中国间谍、迫害基督教的恶棍和其他公众所厌恶的形象”。1997年3月14日《华盛顿邮报》的最显著的文章标题就是《“黄祸”幽灵再现》，实际上是美国的种族主义观念已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只要是谁胆敢与美国作对或执行与美国完全相反的意识形态，那么等待它的就是这种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大棒。

（３）人权与新干涉主义

当美国在60年代后期从法律上对种族隔离政策和移民法中的歧视政策进行修正后，美国外交中开始加入了人权方面的考虑，人权成了美国对外干涉的另一个理由。早在美国立国之前，美国就颁布了被马克思誉为“人类第一个人权宣言”的《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前十条修正案被称为《权利法案》，列举了公民应受保障的各项基本人权。美国早期的领导人中也有人意识到了美国提倡的人权与美国扩张的某种联系，杰斐逊就说过：“整个世界迟早会从我们所主张的人权问题上获得好处”。虽然美国一直在众多的外交事务中把人权与民主结合在一起作为宣传的主要内容，但把人权作为外交的一项单独的主要外交议程却开始于70年代初。当时一些国会议员指责尼克松-基辛格的外交政策背离了美国传统的外交政策，认为它在东南亚的政策过于残忍，在拉丁美洲支持的独裁政权过于扭曲，为此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国际组织和运动小组委员会（后改名为人权与国际组织委员会）支持了一系列的听证会，1974年

春，小组委员会提交了《国际社会的人权：呼唤美国的领导》的报告，并获众议院通过。该报告列举了29条政策建议，主要有：政府应将人权作为制定对外政策的优先考虑；国务院应重组内部机构，以确保倾听各级决策部门关于人权问题的意见；应在联合国提出人权问题；对坚持侵犯人权的外国政府暂停军事、经济援助；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也应加强人权保障等。1975年美国国务院成立了人权与人道主义协调办公室。1977年卡特上台后开始把人权作为其对外政策的核心，全面推行“人权外交”。他签署了国际人权公约并向国会施加压力要求予以通过（这一公约直到1992年参议院才予以通过），把人权交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和白宫官员负责，在国务院设立了人权和人道事务局，每年发表一份对各国人权进行评估的人权报告；在驻外使馆派驻负责人权事务的官员，以促进驻在国改进人权。由此开始了美国外交中的一次重大转变。美国开始放弃对世界上的一些独裁政权的支持，把人权与军事援助和商业贷款联系起来。支持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甚至对它的一些盟国如南朝鲜、伊朗、南非也执行了“人权外交”。

卡特确定了美国利用人权对其他国家内政进行干预的模式，里根总统进一步推动了这一模式，“我们要大家知道，美国的政策将继续把对人权的这种关切，视为我们外交政策的道义核心。……所有国家应该履行他们根据《世界人权宣言》所自愿承担的任务。”美国政府认为：“人权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因为它是美国自我概念的中心……。人权不是某种被加到我们外交政策上的东西，而是外交政策的最终目的：在全世界维持和促进自由……。人权是把外交同美国人民的传统联系在一起的具有关键重要性的问题。”里根在推动国际和地区民主化的同时，也开始对一些国家进行制裁，比如对苏联、波兰的制裁，对南非白人种族政权的制裁，对与中东暴力事件和恐怖活动有关的国家的打击，介入海地、菲律宾、韩国的民主化进程，也开始了与中国的长时间的人权争端。与此同时，里根提出了“低政治性”的人权标准，把它与国家之间的正常往来区别开来。这一政策也为布什所继承。

1992年的选举标志着总统竞选演说的剧烈变化，它不仅反对把外交政策作为竞选的问题，而且还把国内问题放在一个国际真空中进行讨论，争论发生在冷战已经结束的假定之中。布什和克林顿更关注于经济问题和与日本的对立。冷战意识形态对抗的结束凸显了美国经济外交的重要性，但克林顿政府上台后并没有放弃人权外交，而是把它作为美国外交的三根支柱之一。他以联合国的名义，或撇开联合国，组织领导了对许多国家的人道主义干涉。美国在1995年9月领导了北约的军事行动，迫使波黑塞族接受《代顿协议》，美国还派遣了2000名维和士兵。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发动了对南斯拉夫的科索沃战争，造成了重大的平民损失。克林顿在对它的这种行动进行的解释中说：“这是一个我希望将来能得到确认的重要的原则。如果国际社会没有力量制止种族灭绝和民族清洗，我们应当加以制止。无辜的平民不应当由于它们所属的宗教或民族或种族而成为屠杀的对象。这正是我们在波黑所做的事情，这正是我们在科索沃所做的和正在做的事情。坦率地说，这也正是我们在卢旺达所没有做到的，所以那里有许许多多的人死去了。现在我的一个很大的愿望是，如果非洲再次爆发战争，我们将能够在那里也这样做”。我们没有理由怀疑美国不这样做下去。

美国的扩张虽然由历史上的领土扩张转化为价值观和利益的扩张，其扩张的理由也不断地转变，但其扩张的内在本质并没有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