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泰伯第八(8.19)详解及心得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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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泰伯第八(8.19)详解及心得体会

论语《泰伯篇第八.共二十一章》

—第十九章

【原文】

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

【注释】

尧: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圣君,姓伊祁,名放勋,古唐国(今山西临汾尧都区)人,中国上古时期部落联盟首领。帝喾之子,母为陈锋氏,“五帝”之一。十三岁辅佐兄长帝挚,封于陶地。十五岁改封于唐地,号为陶唐氏。十八岁,尧代挚为天子,都于蒲阪。尧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后,尧老,舜代替尧执政,尧让位二十八年后死去。尧从父亲帝喾那里继承帝位,并开创了“禅让制”的先河。

他命羲和测定推求历法,制定四时成岁,为百姓颁授农耕时令。测定出了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尧设置谏言之鼓,让天下百姓尽其言;立诽谤之木,让天下百姓攻击他的过错。

帝尧德高望重,人民倾心于帝尧。他严肃恭谨,光照四方,上下分明,能团结族人,使邦族之间团结如一家,和睦相处。尧为人简朴,吃粗米饭,喝野菜汤,得到人民的广泛爱戴。被后世儒家奉为圣明君主的典型。

巍巍:崇高、高大的样子。

则:效法、为准。

荡荡:广大的样子。

名:形容、称说、称赞。

焕:光辉。

【译文】

孔子说:“真伟大啊!尧这样的君主。多么崇高啊!只有天最高大,只有尧才能效法天的高大。(他的恩德)多么广大啊,百姓们真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来表达对它的称赞。他的功绩多么崇高,他制定的礼仪制度多么光辉啊!”

【评析】

朱熹四书集注

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

能名焉。唯,犹独也。则,犹准也。荡荡,广远之称也。言物之高大,莫有过于天者,而独尧之德能与之准。故其德之广远,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语形容也。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成功,事业也。焕,光明之貌。文章,礼乐法度也。尧之德不可名,其可见者此尔。尹氏曰:“天道之大,无为而成。唯尧则之以治天下,故民无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业文章巍然焕然而已。”

【注释】

尹氏:乃伊川先生程颐之高足,和靖处士尹焞。今有其《和靖先生集》及《论语解》传世。

张居正讲评

则字解做准字。荡荡是广远之称。名是名状。成功指勋业说。焕是光明。文章是礼乐法度之类。孔子说:“自古帝王多矣,然莫有过于尧者。大矣哉,尧之为君乎,何以见其大?盖巍巍乎极其高大而无不覆冒者,唯天而已。谁能并之?独有帝尧之德高不可及,大而无外,能与之准,其包涵遍覆,就与天一般,故其德之广远,荡荡无涯,而形迹俱泯。当时之民一皆涵咏盛德而不识其功;鼓舞神化而莫测其妙,无有能指而名之者。其与天之不可以言语形容,又何异哉?惟其不可名,此所以为天也。然亦岂无可见者乎?就其治功之成就处观之,则黎民吾见其时雍,万邦吾见其协和。巍巍乎功业之隆盛,有莫可得而尚者焉,又就其治功之有文采处观之,以礼乐则极其明备,以法度则极其修明,焕乎文章之光显有不可得而掩者焉,尧之所可见者如此!若其德之不显者,则终不可名也。大哉尧之为君,非冠古今而独盛者乎?”

理解

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唐尧之德为何“民无能名焉”?《尚书·尧典》有一段关于制定历法而敬授农时的详细记载,“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中国是农耕文明,农耕文明的至高无上原则,就是尊从天时。这个道理今天易说好懂。作物种收,家畜饲养,皆有气节时令,由此决定农耕劳力的作息忙闲,由此决定国家政令劳役的不违农时。不违天时,今天好说,古人是观星授时,谈何容易!中国古代天文实用科学十分发达,也在于农耕文明迫切需要准确掌握天时,维护天时。这恰恰是普通百姓所不能为的,所不自主的。故子曰“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评价非常高。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尧治理水患,发明造酒,创造围棋,禅位虞舜,事业辉煌。尧执政初期,还没有基本的国家制度,国家只是部落联合体,非常松散,不利于国家的统一管理,所以在尧积累了一定的施政经验后,开始建立国家政治制度,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按各种政务任命官员,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较为系统的政治制度,为奴隶制国家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孔子对尧的赞美,随着儒家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地位渐趋重要,而亦日益深入人心。后来儒家即以“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为标帜;到唐代韩愈以至于宋明理学,大倡“道统”之说,尧遂成为儒家精神上的始祖。在整个封建时代,从未有人怀疑过尧在历史上的存在和他的业绩。

博文深解:

韦政通云:

自朱熹以来,一般的注解,都将重点放在“则之”上,“之”指上文的“天”,“则之”言尧之德能与天准,对“天”本身无所解,须经由尧之德推想“天”应该是道德意义的天。尧是孔

子心目中最伟大的圣王,相传中尧最伟大的事迹是禅让,即此而言,尧所则之天,应该不是泛说

的德天,而是周人将天命观转变以后的公正无私的天。这样的解释如能成立,那么,“则天”之

“则”,就不是准则义,而是法则义。也就是说,尧取法于天的公正无私而行禅让。

在这里就要理解“天”的意义的演变。

《诗·大雅》有“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大明》)以及“帝谓文王:……万邦之方,下民之王。帝谓文王: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帝谓文王:……四方以无拂。”从甲骨卜辞的文句模式看,即具有明显的君王与上天——帝直接沟通的特点,商虽不言“天”而言“帝”,郭沫若认为:殷时代是已经有至上神的观念的,起初称为“帝”,后来称为“上帝”,大约在殷周之际的时候又称为“天”。……由卜辞看来可知殷人的至上神是有意志的一种人格神。上帝能够命令,上帝有好恶,一切天时上的风雨晦暝,人事上的吉凶祸福,如年岁的丰啬,战争的胜败,城邑的建筑,官吏的罢黜,都由天所主宰,这和以色列的神是完全一致的。但这殷人的神同时又是殷民族的宗祖神,便是至上神是殷民族的祖先。(郭沫若《青铜时代》之《先秦天道观之进展》)

文王、武王仍然借用的是殷商的天帝套路,,帝与王直接对话成为一套固定的神圣化模式。(参见顾颉刚《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在《汉代学术史话》,页154,东方出版社,1996。)这是圣王源自天命的谱系。

另一方面,不同族群的族源神话具有不同的渊源和谱系,商的族群神话是“天明玄鸟,降而生商”(《诗·商颂·玄鸟》称天者,当是宋国之诗)。“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后稷肇祀。庶无罪悔,以迄于今。”(《诗·大雅·生民》当中直称为“帝”,显有直接取自殷商信仰的痕迹)这种族源神话,表明周有意模仿商的族源神话,来架构自己的族源问题。而商、周属于不同的族群,因此尧舜禹夏商周恐怕是不同的族源,具有互相并列的关系。

最大的转变应该是周公完成的,武王虽然取得了对商战争的胜利,但是建立起周的合法性和意识形态则有赖于周公旦的努力和实践。

周公开创了一个全新的传统——“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对于“天”进行了全新的定义。“天”不再是某个族群的至上神,而是公正无私的,是超越族群的万方如一的至上神。同时,另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德”,天公正无私的天对于族群的态度,取决于这一族群的行为,上天注重的是其所行之“德”。不过不同的族源追述仍然是神圣化的依据,族群仍然是第一性的团体。对于族群来说,是面对天依德拣选的谨慎;对于天来说,则是对于族群行为的“鉴”,具有外在约束的维度。

春秋时代,地域化整合正在剧烈推进,族源问题被文明/野蛮问题取代而成为最为重大的问题,并且在文明/野蛮的定义中重组历史时空,原来不同族系的圣王开始被编织在同一时间维度的圣王谱系中,并且刻意忽略其族源神话,在空间中将不同的族源整合为同一区域的文明群体,孔子之前就有了这种创制,孔子的圣王谱系就是在这一意义上完成了文明与野蛮的分野。

另一方面,在春秋时代的地域化境况中,受“天”外在监督的信仰,逐渐演变为内在的认同和德行的话语,开始以人为德行之自觉主体,孔子正是这一信仰的完成者。并且孔子为其圣王谱系设置了一个起点——“尧”,同时对于尧以前的世界保持沉默。“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舜禹亦不过是“有天下也,而不与”而已,尧则通过“则天”为人世秩序引入“天则”。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尧在孔子的语境中还是一个伟大的符号,它不仅代表了“文明”的起点,而且正是他在人世的现实中落实了“天则”,因而也就成为了人文的起点,可以说在孔子的言语之境中是尧开辟了文明的道路。孔子用最高的礼赞称颂他,而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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