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的清谈任达与九品中正制 逯钦立

魏晋的清谈任达与九品中正制

逯钦立

一、清谈与九品中正在选举上的血缘关系

起于东汉末年的清谈，是品人物、办乡举的清议，自始就跟选举制度分不开。《魏志》卷七注引《九州春秋》云:“初平中，焦和为青州刺史。黄巾寇暴……和不能御……入见其清谈干云，出则浑乱，命不可知。”《魏志》卷一注引张璠《汉记》载郑泰说卓云：“孔公绪能清言高论，嘘枯吹生。”这是清谈起于东汉末年的证据。《后汉书·史弼传》注引《先贤行状》:“清论所加，必为成器，丑议所指，没齿无怨。”《魏志》卷十一注引《邴原别传》:“是时海内清议，云青州有邴、郑(玄)之学。”又《吴志》卷十二《张温传》，“艳字子休，亦吴郡人也。温引致之，以为选曹郎，至尚书。艳性狷厉，好为清议。见时郎署混浊淆杂，多非其人，欲臧否区别，贤愚异贯。弹射百僚，覈选三署。”又卷十二《陆瑁传》:“时尚书暨艳，盛明臧否，差断三署，颇扬人闇昧之失，以显其讁。瑁与书曰:‘若令善恶异流，贵汝颍月旦之评，诚可以厉俗明教，然恐未易行也。”这是清谈即清议的证据，也即是清谈是用以品题人物的证据。把选举权部分地交给地方官吏和在野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即实行所谓“乡选里举”，这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东汉帝国的政治上的一个特点，是以前的西汉帝国未曾有过的。地方官吏如刺史或太守，地主知识分子如处士乃至名士，他们有“人物之鉴”(或称“人伦鉴识”)，即可成为“乡选里举”的专家，也就成为一时的“谈宗”。他们对人物实行“品藻次第”(《抱朴子·刺骄篇》:“闻之汉末诸无行自相品藻次第。”)最有名的如汝南许劭等的“月旦评”。《后汉书·许劭传》.“初，劭与靖(劭从兄)俱有高名，好共覈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有月旦评焉。”已经有了“九品中正”等级评定的雏形。

东汉的清谈，在政治方面所产生的作用至少有三种:其一是谈家在比较民主的方式下提拔了一些贫苦的知识分子，使之得到参加政治的机会。这样的清谈家可以郭泰、许劭为代表。如《魏志》卷二十三注引《汝南先贤传》:“劭始发明樊子昭于鬻帻之肆，出虞永贤于牧竖。召李淑才乡闾之间，擢郭子瑜鞍马之吏，援杨孝祖，举和阳士，兹六贤者皆当世之令懿也。其余中流之士，或举之于淹滞，或显之乎童齿，莫不赖劭顾叹之荣。凡所拔育，显成令德者，不可殚记。其探擿伪行，抑损虚名，则周之单襄无以尚也。”其二是浮华交游或帮口主义的盛行。处士们既然“以毁议为刑戮，用党誉为爵赏”，因之“求志属托，规图仕进”，而清谈家有时也不免“附己者叹之盈言，不附者则必作瑕爨”，因此，社会上发生了“父子异部，更相毁誉”，“别相署号，共为部党”的现象，浮华的行帮由此大盛(浮华即虚华，亦即所谓虚声。当时“浮华相尚”，“处士纯盗虚声”)。其三是促成了魏初的九品中正制。当清谈的宗主掌握了地方的乡举大权，刺史或太守成为“小国寡民”的新封君，各个地方政府也形成了无为而治的小王朝。例如汝南太守宗资，一切委任功曹范滂，自己只画画诺，南阳太守成瑫，一切委任功曹岑晊，自家只悠闲地来“坐啸”，都是最具体的实例。这种地方政权的离心倾向，与专制主义的封建朝廷是极相矛盾的。地方的品题已经成为一个人名声好坏、身价高低的唯一衡量尺度。曹操不得志的时候，曾经“卑词厚扎请许劭为己目”，证明任何一个有能力、有作为的人，都要通过品题这个关口，清谈者因之称为“一世龙门”。正因为在政治上发生了特殊作用，所以，专制主义者的曹操在得势后即决心与处士们作斗争。他说:“丧乱以来，风俗凋薄，谤议之言，难用褒贬。”他立志要“破浮华交会之徒”，下令“整齐风俗”，提拔为清议所压倒的“不忠不孝”之人。这些政论政策，不仅是以曹操为首的封建统治集团的法治思想的具体表现，而且是他们有意打击掌握品题威权的谈宗们的具体表现，而彻底地把品题威权收回中央来抵制地方清谈势力的，则是九品中正制度的正式颁布。

二、九品中正在魏晋清谈上所起的作用

西晋李重曾经说，九品中正，“始于丧乱，军中之制”，或许这个制度创自曹操。延康元年，九品中正正式公布以后，在野的品题工作转移并集中到皇朝中央。这一转移集中的具体表现，就是清谈的重心落到吏部的官署。魏朝典型的清谈家，是正始时代的何晏。何晏是吏部尚书。同何晏齐名的王弼和裴徽，一个是尚书郎，一个是吏部郎。他们也都是负责办选举或者说搞九品中正的。史称“何晏为吏部尚书，……谈者盈坐”，“天下谈士，多宗尚之”。王弼、裴徽谈论的佳话也很多。到了西晋，谈宗王衍“有重名於世，时人许以人伦之鉴”。他曾听王戎的话，给孙秀作品题，后来孙秀得势，杀了好多朝士，王衍因这件事没被害。他“尝为天下人目曰阿平第一(王澄)，子嵩第二(庾敳)，处仲第三(王敦)”。应该注意的是:王衍也是作过吏部的，他的以清谈著名，当然是在作吏部的时代。这样一来，品题的重心不光集中在朝廷，而且又转移到士族阶级手里了。

九品分上、中、下三等。等分三级，共九品。下品称浊流，上品称清流。清流中的名士又称风流(如卫瓘见了乐广说:“不图正始风流，复见今日”。又《乐广传》：“天下言风流者，谓王(衍)乐为称首焉”。)在九品制度下，“吏部所用，必下中正，征其父祖官名”。这样的选举方式直搞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开始了那种世袭式的士族政治，开始了由魏至隋士族阶级独占经济文化的另一封建时代。在九品制度下，大官僚以清谈品题的技能作为保持并抬高地位的唯一武器。何晏说:‘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太初是也。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是也。”而以“唯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来吹嘘自己，这正是以清谈抬高自己地位的好例。而为着保持地位的人，除了一部分官僚主动地在品第方面养望令虚声来进行浮华交游外，有实权的人就要排挤或陷害比自己名望更高的人，因此发生了许多次残酷的政潮。例如司马师的害夏侯玄事件，司马昭的杀嵇康事件，都是跟竞争名望有关的。其次，士族阶级谈咏玄虚，以寄生主义高踞要津，以形式主义自欺欺人。新起的中小地主的才智之士，丧失了参与朝政的可能性。他们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集中到诸侯王一边去，帮忙整理王国的军政大事，成为倾覆封建皇朝的主要因素。西晋由八王之乱很快的垮了台，正是这种新旧两阶级之尖锐矛盾的具体表现。以上都是在九品制度下清谈品题所给予政治上的巨大影响，也就是清谈与九品中正交互下的社会影响。

九品中正在清谈本身又有什么作用呢?第一，品题为主的清谈涉及到玄学范围。何晏曾注过《老子》。后以所注改成《道德二论》。(《二论》即无名论无为，见《全三国文》三十九)王弼、裴徽也根据《老子》大谈所谓“无”。应该注意的是:他们认为“老子绝圣弃智，终旨与圣人同”，最后还是捧出了儒家来。所以，《广弘明集》的《二教论》也说:“何晏、王弼，咸云老未及圣”。由于有了这种道儒的比较，所以西晋初清谈家就发生了名教跟自然异同的问题。(《晋书·阮瞻传》:“司徒王戎问曰:‘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异同?’瞻曰:‘将无同?’”《世说新语》记此事为阮脩答王衍问，稍不同。)也由于有了这种以道说儒的传统，两晋以降的谈客始终把无为当作主要对象。(《晋书.王衍传》说:“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下万物皆以无为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存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者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衍甚重之。”这段话大概出自何晏的《无为论》。王衍以后，谈无为的甚多，不必列举。)他们所以要搬出老庄大讲无为，这主要的是:在九品制度的驱使下，寄生主义的士族阶级为着保持上流地位而有意仿效东汉名士谈宗。东汉的焦和、成瑨等，是过着无为生活的.是只用嘴巴作无为的清谈的，是以小封君实践老庄的无为的。东汉人这一套东西，已经给魏晋士族们铺好了玄学的道路。九品中正又给士族们增加了走这条路的动力。玄学才在清谈中占着了主要地位。

第二，清谈到了比赛的地步，品题到了脱离实际的地步。《世说新语》有关这两种情况的记载很多。如王澄每听到卫玠的谈论，就“叹息绝倒”，这是比赛失败以后的丑相。又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