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状态与社会的解体

自然状态与社会的解体

李猛，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精彩片段：之所以理性的建构要以解体为前提，主要因为传统政治形态中包含了阻碍理性政治运转的障碍。这一障碍其实就是绝对权力的障碍。只有当人斩断传统政治形态各种结合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共同体纽带，成为像蘑菇一样从地里长出的人（DeCiveviii.1），才能成为适合新机器的零件。摆脱传统的义务纽带，成为独立自由的个体，是平等个体组成人造国家的存在论前提。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拆散成了进一步重构的基础，而“革命”是“制度”的前提。

一、引言

无论将霍布斯的“自然状态”理解为理性或逻辑的虚构，还是经验或历史的事实，它都在现代政治哲学中扮演着几乎完全相同的角色——自然状态是政治社会的起点。用洛克的话说，“为了正确地了解政治权力，将政治权力上述至其起源（original），我们必须考察人类自然处于什么状态”。自然状态是推演出（derive）政治权力的起点或原点（II.4），哪怕政治权力的历史谱系并不一定与这个理论上的原点完全吻合

（II.105-116）。尽管受到历史理性与社会批评的冲击，将政治看作是从这一原初起点人为建立的制度，仍然是现代政治哲学的主要特征，甚至是历史理性和社会批评本身都潜在接受的前提。甚至当代政治哲学家罗尔斯，仍将自然状态的现代版本，一种所谓“原初处境”（original position），作为《正义论》的出发点。这一做法一直是社会契约论传统的主要特征。但正是针对“自然状态”的起点理解，卢梭提出了他的著名批评：“考察社会基础的哲学家一直感到有必要尽可能回溯到自然状态，但他们没人达到了自然状态……他们所有人，不断谈论那些需要、贪婪、压迫、欲望和骄傲，这些都是他们从社会那里拿来的观念，转移到了自然状态。他们说的是野蛮人，但描述的却是政治人。我们绝大多数哲学家甚至从未动脑筋怀疑自然状态也许从未存在”（Exordium. 5）。在卢梭看来，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学说的根本错误在于“把自然人混同于他们眼前的人”（I.35; “战争状态”，12），霍布斯在自然状态发现的诸多人性特征，“在我们的原始状态，在真正的自然状态中，并不存在”，更多是一种“在社会中诞生的相对的、做作的情感”（I.35注）。卢梭的这一批评当然不是孤立的。此前，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同样批评霍布斯“把社会组成后发生的事情加之于社会组成前的人身上了”（I.i.2）。但如果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学说是将生活在社会中的人性放在了“自然状态”中，那么这一“自然

状态”是否真的是组成社会之前的“原始状态”呢？霍布斯自己其实并不属于卢梭刻薄指责的“我们绝大多数哲学家”，因为霍布斯明确指出，“很可能确实，自从创世以来，从未有一个时刻，人类完全脱离了社会”。在《利维坦》中，霍布斯也承认，人类社会也许从未在整体上生活在自然状态中（xiii.11）。“自然状态”并不意味着人类曾经在现实中生活在政治社会之外。

在《利维坦》中，霍布斯举了四个例子，用以增强自然状态学说的说服力：美洲许多地方的野蛮民族；内战；国家与国家之间；圣经中该隐杀害亚伯。但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在拉丁版《利维坦》中出现的圣经历史的例子外，霍布斯的另外三个例子都是用来表明“在许多地方，人们现在确实生活在自然状态中”，而并没有把自然状态看作是一个原始状态。即使野蛮民族也是“此时”（at this day）生活在自然状态中；而主权国家之间的自然状态则是永远如此（in all times）；内战更是从“先前”（formerly）生活的和平政府的状态退入到（degenerate）自然状态。从霍布斯的表述看，自然状态与政治社会之间并不具有时间上的先后次序，当然自然状态也并非卢梭心目中的“原始状态”，不是文明社会之前的某个历史发展阶段，而是始终伴随人在政治社会中的和平生活的一种潜在威胁，或者说是政治社会之外的另一种状

态，只不过是人几乎无法在其中生活的，一种自相矛盾的状态。那么，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状态或者生活方式呢？作为英国政治的敏锐观察者，休谟曾经指出，自然状态，不过是在这个具有最高程度自由的国度中，以自由为原则出发的政治暴力：“在一个人类最文明的社会中不断更新这种狂野的自然状态”。自然状态意味着一种不受惩罚的暴力和无序，从根源上看，这一学说与“原初契约”的学说一样，都是误将一种革命体制（the establishment at the Revolution）当作政府的起源。休谟的这一深刻观察，恰恰触及到了自然状态学说的实质意涵。这是无论后来的历史阶段学说，还是康德式的政治起点理论，都遮蔽的关键问题。

二、作为社会解体的自然状态

在《论公民》的前言中，霍布斯申明了自己在此书中打算采取的方法：“我要从构成国家的质料入手，然后逐步考察国家的生成，它所采取的形式，以及正义的最初起源。因为对事物的理解，莫过于知道其成分。对于钟表或其他自动机器，除非将它拆开，分别研究其部件的材料、形状和运动，不然就无从知晓每个部件和齿轮的作用。同样，在研究国家的权利和公民的责任时，虽然实际上不能将国家拆散，但也要分散地考察它的成分，也就是说，要正确地理解人性是什

么样子的，它的哪些特点适合、哪些特点不适合建立国家，以及谋求共同发展的人必须怎样结合在一起”。根据霍布斯对其政治哲学方法的这一说明，对理解国家的性质，也就是它的形式，首先要研究是国家是如何生成的，而要考察国家的生成必须从“构成国家的质料”入手。这一做法至少在表面上是遵循霍布斯一贯倡导的所谓“分解（或分析）-综合”的方法。但如何考察“构成国家的质料”或者说国家的成分呢？霍布斯的回答是一个典型机械论的类比，“除非将它拆开”（nisi dissolvatur），否则无从把握各个成分的材料、形状和运动。因此在分析国家时，“虽然实际上不能将国家拆散（non quidemutdissovaturcivitas）”，但在考察其成分时，却可以仿佛这些成分是被“拆散”了一样（uttanquamdissoluta），从而理解构成国家质料的自然属性，以及“哪些特点适合、哪些特点不适合建立国家”，最终找到这些成分结合的方式，才能进一步研究所谓“国家的权利和公民的责任”。霍布斯的这一“拆散”的方法，无疑指的就是建立人为国家之前的自然状态学说。而自然状态的“拆散”方式是了解构成国家的“质料”的基本方式。正是为了理解建立国家的人性质料，霍布斯才明确将自然状态视为自然所经历的一种离散的状

态（nature should thus dissociate. xii.10）。但这一方法论的构想，并非理性单纯形式性的虚构，而是为了建立国家对人性在实质意义上的“拆解”。撇开自然状态学说对于现代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