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谦之 三武一宗之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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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谦之三武一宗之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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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建德三年五月十五日。
周武帝下诏“断佛。
道二教。
经像悉毁。
罢沙门。
道士。
并令还民。
并禁诸淫祀。
礼典所不载者。
尽除之。
”一时间。
北周境内“融佛焚经。
驱僧破塔……宝刹伽兰皆为俗宅。
沙门释种悉作白衣”。
建德六年。
北周灭北齐后。
针对继续发展的佛教实体。
立即推行灭佛政策。
毁寺4万。
强迫300万僧。
尼还俗。
相当于当时总人口数10分之1 的人重新成为国家编户。
这对急需兵源和财力的封建朝廷来讲。
其意义之重要不言而喻。
周武帝灭佛。
时间较长。
涉及面广。
触动深。
成绩可观。
这一点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因此当时有人称赞说:“帝独运远略罢之。
强国富民之上策”。
灭佛事实上也起到了“民役稍希。
租调年增。
兵师
日盛。
东平齐国。
西定妖戎。
国安民乐”的作用。
正因为北周成功的灭佛运动。
才使它国力大大增强。
为北周灭齐乃至北周统一北方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佛道二教极度兴盛的南北朝时期。
周武帝独树一帜。
毁佛断道。
但并不屠杀僧侣。
显示了其统治的高度灵活性。
纵然周武帝个人十分认可甚至是推崇宗教思想。
但当宗教的发展与国家机器的运作发生冲突时。
他能清醒认识。
挈重量轻。
果断抉择而不拘泥于传统。
实为难能可贵。
对比同一时期。
即北齐。
江左政权的各位封建君主。
大多不能正视宗教过度发展给国家带来之不利而盲目推动。
更可衬托周武帝统治政策之灵活。
但这一事件对佛教沙门来说。
却是将北魏太武帝及北周武帝和唐武帝的毁佛政策。
并称“三武之祸”。
元和十四年。
唐宪宗敕迎佛骨于凤翔法门寺。
先在宫中供养三天。
然后送京城各寺。
供僧俗礼敬。
从而再次掀起全国性的宗教热潮。
是时。
“王公士民瞻奉舍施。
唯恐弗及。
有竭产充施者。
有燃香臂顶供养者”。
对此。
韩愈从儒家立场出发。
予以坚决反对。
他上表认为。
佛教只是夷狄之法。
非中国所固有。
只是在后汉时才传入中国。
因而不合先王之道。
又说。
佛教的流行使“乱亡相继。
运祚不长”。
对封建统治有害而无益。
他着重指出:“佛本夷狄之人。
与中国言语不通。
衣服殊制。
口不言先王之法言。
身不服先王之法服。
不知臣君之义。
父子之情”。
故不宜敬奉。
于是他断然提出:“以此骨付之有司。
投诸水火。
永绝根本。
断天下之疑。
绝后世之惑。
”并表示。
“佛如有灵。
能作祸祟。
凡有殃咎。
宜加臣身”。
此表正与宪宗的奉佛心意相抵触。
且历数前代奉佛之君运祚不长。
因而招致宪宗的盛怒。
欲处韩愈以极刑。
后经裴度。
崔群等人的说情。
寇谦之最后被贬为潮州刺史。
韩愈反佛是在佛教势力达于鼎盛的情况下进行的。
具有比唐初傅奕反佛更为深刻的影响。
史称韩愈“素不喜佛”。
信奉孔孟之
道。
他有感于安史之乱后藩镇力量强大。
中央政权削弱。
又有感于儒学的衰微和佛。
道的蔓延。
曾写下《原道》。
《原性》。
《原人》等论文。
他在这些论文中认为。
只有大力扶植名教。
提倡忠君孝亲的孔孟之道。
限制佛。
道的传播。
才能有效地巩固中央集权的统治。
他在《原道》中指出:“今其法曰:必弃而君臣。
去而父子。
禁而相生养之道。
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今也欲治其心。
而外天下国家。
灭其天常。
子焉而不父其父。
臣焉而不君其君。
民焉而不事其事”;“今也举夷狄之法。
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
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
意思是说。
佛教背弃纲常名教。
有碍国计民生。
不合文化传统。
务必予以排斥。
为了达成排佛目的。
韩愈提出了儒家的“道统”。
把它作为民族文化的主线。
以与佛教各宗派的传法世系相对抗。
他自认得了儒学真传。
以继承和发扬从尧舜到孟子的道统为历史使命。
要效法孟子辟杨。
墨的精神来辟佛。
道。
基于此。
他特别推崇《大学》的理论体系。
《大学》将治国平天下列为头等大事。
并与个人的道德修养联系起来。
而佛教提倡出世主义。
既违背封建伦常。
又否认国家至上观念。
所以佛教是不可容忍的。
韩愈反佛的出发点和立论根据。
是为了强化中央政权的政治经济利益。
确立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
比傅奕涉及的社会和思想问题要深刻得多。
为了实现他的儒家政治理想。
他在《原道》中提出“人其人。
火其书。
庐其居”的口号。
试图以行政手段彻底废除佛教。
这一思想为此后唐武宗的灭佛提供了重要依据。
而他所提出的儒学独尊和儒家“道统”。
则对宋代理学的形成有明显影响。
宪宗在唐中期还算是个有作为的皇帝。
此后朝政腐败。
朋党斗争。
国势日衰。
而唐穆宗。
唐敬宗。
唐文宗照例提倡佛教。
僧尼之数继续上升。
寺院经济持续发展。
大大削弱了政府的实力。
加重了
国家的负担。
唐武宗继位后。
在整顿朝纲。
收复失地。
稳定边疆的同时。
决定废除佛教。
他在废佛敕书中写道:“洎于九州山原。
两京城阙。
僧徒日广。
佛寺日崇。
劳人力于土木之功。
夺人利于金宝之饰;遗君亲于师资之际。
违配偶于戒律之间。
坏法害人。
无逾此道。
且一夫不田。
有受其饥者;一妇不蚕。
有受其寒者。
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
皆待农而食。
待蚕而衣。
寺宇招提。
莫知纪极。
皆云构藻饰。
僭拟宫居。
晋。
宋。
梁。
齐。
物力凋瘵。
风俗浇诈。
莫不由是而致也。
”他认为。
废佛是“惩千古之蠹源。
成百王之典法。
济人利众”的唯一办法。
这是武宗决心灭佛的主要原因。
唐武宗即位后。
武宗开始了对佛教的整顿。
而赵归真因曾遭京师诸僧的诮谤。
常感“痛切心骨。
何日忘之”。
这时便利用武宗对道教的偏信。
于宫中“每对。
必排毁释氏”。
他向武宗荐引了道士邓元起。
刘玄靖等人。
以声气相求。
同谋毁佛。
加强了唐
武宗灭佛的决心。
安史之乱后。
唐朝国力迅速衰退。
以往那种对外来文化兼容并蓄。
完全开放的勇气和信心丧失殆尽。
佛教作为异族宗教。
自然也就在被排斥之列。
会昌三年四月。
朝廷“命杀天下摩尼师。
剃发令著袈裟作沙门形而杀之”。
会昌四年三月。
以赵归真为“左右街道门教授先生”。
而“归真乘宠。
每对。
排毁释氏。
言非中国之教。
蠹耗生灵。
尽宜除去。
帝颇信之”。
唐武宗灭佛。
实始于会昌初年。
而至会昌末年达到高潮。
早在会昌二年。
武宗已令僧尼中的犯罪者和违戒者还俗。
并没收其全部财产。
“充入两税徭役”。
会昌四年七月。
敕令毁拆天下凡房屋不满二百间。
没有敕额的一切寺院。
兰若。
佛堂等。
命其僧尼全部还俗。
会昌五年三月。
敕令不许天下寺院建置庄园。
又令勘检所有寺院及其所属僧尼。
奴婢。
财产之数。
为彻底灭佛作好准备。
同年四月。
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全面毁佛运动。
僧尼不论有牒或无牒。
皆
令还俗;一切寺庙全部摧毁;所有废寺的铜像。
钟磬悉交盐铁使销熔铸钱。
铁交本州铸为农具。
八月。
下诏宣布灭佛结果:“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
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
收充两税户;拆招提。
兰若四万余所。
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
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
”同时还“勒大秦穆护。
祆三千余人还俗”。
以使“不杂中华之风”。
会昌灭佛给佛教以沉重打击。
据日僧圆仁目击记述。
山东。
河北一带的寺院。
到处是“僧房破落。
佛像露坐”。
“寺舍破落。
不多净吃;圣迹陵迟。
无人修治”的景象。
在江南地区。
也是“刹宇颓废。
积有年所”的状况。
其后不久。
唐末农民战争爆发。
对佛教又是一次冲击。
由于寺院经济被削夺。
僧尼被迫还俗。
寺庙遭毁。
经籍散佚。
致使佛教宗派失去繁荣的客观条件。
因此。
佛教需要新的权势者的倡导。
采取新的生存和发展形式。
在这几次灭佛事件中后周世宗灭佛。
是最有影响的一次。
其实五代十国时期。
北方政权都前后采取过一些禁佛的措施。
但其中周世宗灭佛则是比较大的一次。
从现有的资料上记载。
周世宗此次灭佛。
并没有大量屠杀僧尼。
焚毁佛经。
而是带有一种整顿佛教的性质。
还保留着很多寺院与僧尼。
但由于整个中国佛教的发展。
已经走向了勉强维持的阶段。
经过这一个打击之后。
就更显得萧条衰落了。
在这一背景之下。
三教之争。
就更趋于缓和。
从这之后。
儒佛道三教之争。
已不像过去那么尖锐。
也不像过去那样明显。
虽然还是有。
但相对而言。
规模都比较小。
影响评价。
佛教史上的三武一宗之厄。
称为“法难”。
公元439年。
太武帝佛的直接原因是公元446年。
奏闻长安一佛寺内藏有兵器。
他怀疑寺僧与聚众起义的盖吴通谋。
诛杀长安的沙门。
不久。
太武帝又通令全国。
焚毁寺院经像和坑杀僧人。
北周皇族属于鲜卑族宇文部。
北周武帝
宇文邕最重儒术。
早年也信奉道。
佛二教。
在他掌握政权以后。
欲定儒教为先。
道教为次。
佛教为后的位次。
儒教居先不成问题。
但佛道之争却愈演愈烈。
公元574年。
周武帝亲自召集沙门道士进行辩论。
辩论十分激烈。
智炫甚至当场顶撞周武帝。
于是周武帝作出将佛。
道一并禁毁的决定。
“初断佛道二教。
经像悉毁。
罢沙门道士。
并令还俗。
并禁诸淫祀。
非祀典所载者。
尽除之。
”同年设立“通道观”。
欲以儒学的“圣哲微言。
先贤典训”来“济养黎元。
扶成教义。
”汇集儒释道三方面的学士名流120人。
研究三教的哲理。
公元577年。
周武帝灭北齐后。
又在齐境内“毁破前代关山西东数百年来所造一切佛塔。
扫地悉尽。
融刮圣容。
焚烧经典。
八州寺庙出四十千。
尽赐王公。
充为宅地。
三方释子减三百万。
皆复军民。
还归编户。
”唐武宗未即位时就不喜佛教。
从会昌二年十月起。
武宗下令凡违反佛教戒律的僧侣必
须还俗。
并没收其财产。
此后。
武宗陆续下令限制佛寺的僧侣人数。
不得私自剃度。
限制僧侣蓄养奴婢的数量。
很多寺院被拆毁。
大量的僧侣被强迫还俗。
会昌四年二月。
武宗降旨“不许供养佛牙”。
同时规定:代州五台山及泗州普光寺。
终南山五台寺。
凤翔府法门寺等有佛指骨之处。
严禁供养和瞻仰。
如有一人送一钱者。
背杖二十;若是僧尼在这些地方受一钱施舍者。
背杖二十。
到会昌五年。
又开始了更大规模的灭佛。
他下令僧侣40岁以下者全部还俗。
不久又规定为50岁以下。
很快连50岁以上的如果没有祠部的度牒也要还俗。
就连天竺和日本来的求法僧人也被强迫还俗。
日本圆仁和尚在他写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详细记录了这次“法难”的情况。
根据武宗的旨意。
这年秋七月裁并天下佛寺。
天下各地上州留寺一所。
若是寺院破落不堪。
便一律废毁;下州寺院全部拆废。
长安和洛阳开始允许保留10寺。
每寺僧
10人。
后来又规定各留两寺。
每寺留僧30人。
京师左街留慈恩寺和荐福寺。
右街留西明寺和庄严寺。
天下各地拆废寺院和铜像。
钟磬。
所得金。
银。
铜一律交付盐铁使铸钱。
铁则交付本州铸为农器。
还俗僧侣各自放归本籍充作国家的纳税户。
如是外国人。
送还本处收管。
武宗这次大规模的灭佛。
天下一共拆除寺庙4600余所。
拆招提。
兰若4万余所。
僧尼26万余人还俗成为国家的两税户。
主要原因是当时佛教的势力非常强大。
寇谦之唐武宗在他的旨意中说。
佛教寺院的规模比皇宫还要大。
寺院不纳税。
十分天下财。
而佛有七八。
对国家财务是一个重大损失。
同时僧人过多亦会影响生产活动。
造成田荒民饥等后果。
影响国家稳定。
另一可能是唐武宗本人更加信奉道教。
因此打击佛教。
由于毁佛成功。
从而扩大了唐朝政府的税源。
巩固了中央集权。
以上在佛教史中称“三武”之厄。
110年以后。
即公元955年。
五代时期后周的周世宗又下诏废天下无
敕额之寺院。
毁铜像。
收钟磬钹铎之类铸钱。
合周世宗。
称“三武一宗”。
所谓“三武一宗”四次“法难”。
原因很复杂。
且各不相同。
要把它们都归结为宗教排他性的体现。
更是十分荒谬。
无知而浅俗的无稽之谈。
三武之厄中。
也可以说含有宗教之争。
但它们直接起因是皇权与宗教之争。
尤其是会昌法难。
“十分天下财。
而佛有七八”更是相当激烈而明确的。
在前两“武”之法难中。
确实与儒学有涉。
但这种关涉主要表现为政治。
而不是宗教。
北魏太武帝是一位有雄才大略的君主。
鉴于当时汉人即将鲜卑族视为“胡”或“戎”。
而他欲一统天下。
成为统治以具有高度文化传统为主的汉族组成的整个中国的皇帝。
所以要推崇儒学和道教来标榜自己。
他称佛教为“胡神”。
“胡经”。
以明自己非“胡”。
其灭佛诏令中说由于“鬼道炽盛”。
致使“政教不行。
礼义大坏”;“王法废而不行”。
而他自己“欲除伪定真。
复羲农之治。
”俨然是一个汉族之王
道正统的形象。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他推尊儒学。
并没有把儒学视为宗教。
反而认为儒学必与鬼神和迷信相对立。
太武帝于太平真君五年的诏令中说:“愚民无识。
信惑妖邪。
私养师巫;挟藏谶记。
阴阳。
图纬。
方伎之书。
又沙门之徒。
假西戎虚诞。
生致妖孳。
非所以一齐政化。
布淳德于天下也。
”这里。
“方伎”乃神仙道教之源;而“谶记。
阴阳。
图纬”不唯道教所有。
也在两汉以来的儒学中兴风作浪。
太武帝的灭佛不仅针对佛教。
也把混进儒学的“妖邪”和其他蛊惑人心的“师巫”一并扫除。
客观上起到使儒学纯正化的作用。
约四十年以后。
历史上著名的北魏孝文帝推行的汉化改革。
是太武帝政策延续的必然结果。
孝文帝时。
对以儒学为主要代表的中国文化和传统了解更加深刻了。
对“五经之义。
览之便讲。
”所以他非但不排斥佛教。
而且“史传百家。
无不该涉”。
“善谈庄。
老。
尤精释义。
”在理解深刻的基础上。
他扫荡谶纬妖祥的措施更加彻底。
使太武帝排佛的更深层意义也彰显出来。
孝文帝于太和九年下诏说:“图谶之兴。
起于三季。
既非经国之典。
徒为妖邪所凭。
自今图谶。
秘纬及名为《孔子闭房记》者。
一皆焚之。
留者以大辟论。
又诸巫觋假称鬼神。
妄说吉凶。
及委巷诸卜非坟典所载者。
严加禁断。
”由于种种原因。
混杂在儒学中的污垢渣滓反而需要经过出身少数民族的英主来扫除涤荡。
在这里又以寄寓于偶然性的方式表现出历史的嘲讽。
如果说谶记。
阴阳。
图纬。
妖邪。
师巫。
鬼神。
吉凶等相加就是任继愈。
李申。
何光沪等先生所说的“儒教”的话。
那么北魏太武不仅灭佛。
也灭“儒教”。
至孝文帝则不灭佛教。
而专灭“儒教”了。
北周武帝的排佛与北魏太武的灭佛有相似之处。
从历史看。
周武帝也表示自己不在五胡之列。
故无心敬佛。
为了表现与汉文化的认同。
他不但崇儒。
本来也是偏袒道教的。
但在建德三年五月他所召集
的佛道辩论会上。
经道安。
甄蛮。
智炫等人的揭发。
使周武帝认识到道教的教义虚妄和迷信方术。
所以连道教一并罢黜。
但他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态度。
没有杀人;对高僧量才任用。
委以官职;鼓励继续探讨佛。
道的哲理。
这些皆表明对汉文化和儒学认识的深刻。
唐武宗灭佛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十分天下财。
而佛有七八”。
在其次是道。
佛之争。
是一次典型的皇权与宗教斗争。
但与儒家无关。
而五代周世宗灭佛则主要是经济原因促成的。
周世宗即位后。
继承后周建立者郭威的改革政策。
在劫后余灰。
民生凋弊的情况下。
欲一统天下。
采取了均定赋税。
发展生产等措施增加财政收入。
是时中国乏钱。
他想到毁铜像铸钱的方法。
周世宗谈到其灭佛的理由时说:“吾闻佛说以身为妄。
而以利人为急。
使其真身尚在。
苟利于世。
犹欲割截。
况此铜像。
岂有所惜哉。
”既然佛可以舍身救人急难。
为什么不舍铜像救天下呢?这种说法虽然有些
强词夺理。
但可以看出其主要原因在经济。
而不是其他。
所谓三武一宗之法难。
背景非常复杂。
情况也不一致。
魏太武与周武帝灭佛仅限于北方。
南方佛法依然大炽。
周世宗时也未统一天下。
势力有所不及。
但无论什么情况。
要把它们说成是作为一种宗教的儒教的排他性的表现。
纯属凿空之论。
无根游谈。
经历这些大规模的灭法运动。
中国佛教的两大重要支派受到严重打击。
大乘佛教十宗仅剩净土宗和禅宗。
禅宗佛教因其特殊的教规。
在这些运动中损失最小。
此后迅速成为中国佛教的重要宗派。
与此后随蒙古。
满清入主中原而来的藏传佛教。
隐然并驾齐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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