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法[1]

自然法，万法之源

简介

自然法(natu ral law)在西语中与自然正当(right by nature或natural right)或自然正义(natural justice)基本等同，但在近现代思想中，则多有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s)之说。

沃格林认为，要分析“自然正当”或“自然正义”这种人的经验，就需要去理解什么是人的自然，理解人的自然又是如何与神性的、不变的自然相区分的，以及最重要的，理解人的自然如何经验朝向神性的张力（在此，我把nature统一译作“自然”）。

古希腊早期的哲学家，对“法”做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苏格拉底将法律分为“自然法”和“人法”。并认为，自然法是神的意志，并具有普遍性。而人法是国家的颁布的法令，具有易变性；自然法高于人法。

公元五世纪，查士丁尼大帝，组织一大批在法学上有影响学者，广泛收集法学史料，汇编成了人类第一部终合性法典。并取名《法学总论——法学阶梯》，以查士丁尼的名字颁布，以增加其权威性。这本以著名学法家西塞罗的《论法律》为蓝本的书，开头就指出：“法学是关于神和人的事物的知识，是关于义与非正义的科学。”由此看，法律最终目白是促进社会的正义性。在这部50卷的巨著中。第一次将自然法也列入了法学的范畴。

关于自然法的含义，在人类认识史上出现过多种不同的认识。但通常是指宇宙秩序本身中作为一切制定法基础的关于正义的基本和终极的原则的集合。它萌发于古希腊哲学，其中智者学派将“自然”和“法”区分开来，认为“自然”是明智的，永恒的，而法则是专断的，仅出于权宜之计。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则断定能够发现永恒不便的标准，以作为评价成文法优劣的参照。其中亚里士多德认为，有一种无论何处均具有同样权威、通过理性可以发现的自然法或者正义。斯多噶学派引进了一种新的看法，并设想了均等的自然法，认为理性乃人所共有，自然状态则为理性控制的和谐状态，但已为自私所破坏，故而应当恢复自然状态。按照理性去生活，就是按照自然生活。罗马法中的自然法思想即源于此。中世纪教会法学者惯于使自然法与上帝法相一致，不过有的学者在自然法中强调上帝的理性，有的学者却强调上帝的意志罢了。

启蒙运动后，自然法理论终于变成一个独立的理性主义思想体系。谓其独立，是指独立于教会与神学而言。荷兰法学家Ｈ·格老秀斯相信宇宙受理性自然法统治，自然人由人的基本性质必然必然产生的准则所构成。英国的Ｔ·霍布斯提出了社会契约假说，认为社会契约是为走出自私和残酷的自然状态、而赋予统治者以管理权的契约，但统治者必须遵守自然法。１９世纪，自然法的思想普遍受到责难，认为社会契约论是虚构，纯理论性作为法国革命的口号带来了许多过分的结果，认为自然法已经死亡，并判定其不可能死灰复燃。但在２０世纪，自然法又有再生迹象，有些学者恢复了对自然法的研究。马克思主义者对待自然法观念的态度时，批判其历史唯心主义的本质，却不拒绝其合理成分。

以上关于自然法学说，林林总总，各有不同，但却在以下表现其共性：（１）自然法是永恒的、绝对的。（２）人的理性可以认识、发现自然法。（３）自然法超越于实在法之上，后者应当服从前者。

自然法是独立于政治上的实在法而存在的正义体系。对它的诠释与使用在其历史进程中千差万别。通常而言，自然法的意义包括道德理论与法学理论，尽管二者的本质在逻辑上互不相干。根据自然法的伦理学说，在某种意义上，支配人类行为的道德规范，起源于人类的自然本性或和谐的宇宙真理；而依照自然法的法学理论，法律准则的权威，至少部分来自针对那些准则所具道德优势的思量。

在自然法的哲学体系中，法律与道德的概念时有交会，这种理念称作“交叠命题(ov erlap thesis)”。

自然法的学派可谓百花齐放，其差异在于，在法律规范的确定方面，道德究竟扮演着何等重要的角色。本条目倾向分别阐释对自然法的不同理解，而避免简单地将那些理论拼凑糅合。

“自然法”这个术语涵义颇丰，它既是一类道德理论，又是一种法理学说，而这两种社会科学的核心却是截然不同的。

古希腊哲学高度关注“自然(phy sis, φúσις)”与“风俗(nomos, νóμος)”之间的差异。法律支配的内容因地而异，然而“生而具者”却应该是处处相同的，这与后来的哲人们倾力追求的真理是一致的。上述习惯发展成为自然法的历史进步，通常被归功于斯多葛学派。这样的法律符合并体现了理性人对纯粹幸福的求索。这些理论在古罗马法学家之间具有很深刻的影响，并且从此扮演了后世法理学中举足轻重的角色。

尽管自然法有着异教起源，大量(并非全部)的早期基督教神学家仍然设法将自然法传统融入了基督教教义(毫无疑问，斯多葛学派哲学家们对异教崇拜那可疑的虔诚，在这个收编过程中颇有帮助)。这些神学家中最为显赫的，乃是希坡主教奥古斯丁，他将自然法视为人类祖先堕落之前的状态；同时，返璞归真的生活不再可能，人类需要代之以求援于神圣法和上帝的恩典。在十二世纪，格拉提安将如上理论倒置了，认为自然与神圣法是等同的。托马斯·阿奎那恢复了自然法的独立地位，他声称，作为人类理智尽善尽美的结晶，自然法可以接近，但无法完全代表神圣法。

所有对人为法的评价，应以其与自然法的一致性为标准。在某种意义上，一部非正义的法律根本算不上是法律。习惯法在制定法律内容的时候，即以独特的方式采纳了这种观念。如此一来，自然法就不仅仅是以道德价值衡量不同法律的标准，并且还是确定法律主张的先决要素。

自然法本身具有实现人类幸福的目的性，因而其内容便由“什么构成了人类的幸福”这个概念决定——是现世的安乐(如斯多葛派主张的)抑或来世的救赎(如基督教主张的)呢？践行自然法的国家，被看作是领导其国民走向纯粹幸福的政治机构。

到了17世纪，自然法遭到了来自部分人群的义正词严的批判。托马斯·霍布斯独创了一套符合众人意志的自然法理论：何为众人所寻求的(指幸福)乃是争论的焦点，然而在谈到他们惧怕的事物(例如凶杀)时，却可以达成广泛的共识。自然法反映并代表了理性人趋利避害的表现。在霍布斯看来，自然法要求人们服从君主的支配。这意味着君主所命令的一切都具有法律效力：自然法的权威禁止实在法对它的申诉。杰里米·边沁关于这一论题的修缮成为了法律实证主义的基本原理。

约翰·洛克将自然法融入了他的许多理论学说与哲学体系中，尤其是在《政府论(Tw 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中。托马斯·杰弗逊在《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中描述“不可剥夺的权利(unalienable rights)”时，亦引用了自然法理论，原文如下：

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 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that they are endow ed by their C reator w ith certain unalienable Rights, that among these are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我们认为以下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范围限定

登氏在此书的开篇“导论”部分首先作出声明：“本书所要讨论的自然法观念，乃是涉及人类行为的而非涉及自然现象的一个观念。”

登氏一开始就把自然法视为一种观念而非一种确定的客观实在；他把探讨范围限定在“涉及人类行为”的伦理学与政治学的范围之内。而探讨的路径不外乎历史与哲学两种。“但是以上两种路径，似乎都难以完全令人满意。”历史的路径不但繁琐沉重，而且往往会误导认为“自然法有十足连续的历史”，这种形式上的连续性让我们混淆了同一个名词（即自然法）所包含的不同观念和体现的不同思想。因为“除了名称相同之外，中世纪的自然法观念与近代的自然法观念，几无共同之处。”哲学的路径无疑可以摆脱历史路径带来的这种弊端，我们可以通过哲学的路径发现形式连续性掩盖之下的不同自然法观念的真正内涵并加以区分，却使我们发现“自然法竟是像鬼火一般的不可捉摸”。“要克服上述种种困难，唯一的办法就是兼采历史的与哲学的路径。”这样以来，不但可以准确把握历史上各种“自然法”观念的内涵，而且能够正确定位这些内涵各异的“自然法”观念在历史上所扮演的不同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