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文论思想

司马迁的文论思想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被小人所害，受宫刑之后，写给朋友任安的一封信。在信中，司马迁向朋友倾诉了自己的痛苦：本想为朝廷效力却被迫受奇耻大辱，不但没有人能够理解自己的报国之心，反而被人当作宦官处处受到歧视。司马迁向朋友表白了自己坚持著述《史记》的目的，不为光宗耀祖，只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说，人的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所以，不完成《史记》的创作，他绝对不能死，哪怕背负世人的误解也在所不惜，这表达了司马迁写成《史记》的决心，和他对文学的执着。

在该文中，作者表达了一些对作文的看法：

“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司马迁认为，写文章不是为了图一时快乐，也不是为了迎合大众口味或者为了获得眼前的某种利益，而是为了“表于后世”，千古流传，抱着这样一种思想著书，也难怪他的《史记》会流传至今了。

古代的名著“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概括了先秦以来中国文学的一种普遍现象，“发愤著书”说，是文人创作的一个主要动机，“愤怒出诗人”“哀怨起骚人”。他们对黑暗社会怨愤越深、感慨越多，气就越盛，作品内容就越丰富，其艺术价值就越高。有感而发，才能文采发之于外，创作出优秀的作品两千年，司马迁总结的这一点，至今仍激励着中国的进步作家在创作中要时刻与社会保持密切的联系。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是司马迁写《史记》的主要目的，从这里我们也不难发现，司马迁的创作，是以实际生活体验和考察作为源泉与基础的。作者只有在博览群书，再结合作者自己的考察之后，才能做到“究”和“通”二字。“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始终，稽其成败兴坏之纪。”这句话说明，司马迁作文讲究“写实”，在著书之前，搜集各种史诗，认真考证，本着对历史负责，对读者负责的原则，这是值得现在的作家学习的。

《报任安书》是了解司马迁生平和思想的重要文献，在作者悲痛、沉郁与慷慨激烈的感情中，作者明确阐释了自己的多个文学主张，虽然距离我们千年，但他的文学主张在今天还是适用的。尤其是“发愤著书”说，引起了后人的共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