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谏的艺术

劝谏的艺术

劝谏是用委婉的语言向上属或领导提出不同建议避免其出现失误。劝谏是一门艺术。用得恰当可利国利民，拯救万民于水火之中；用得不好，会招来杀身之祸。劝谏是否有用，要看劝谏对象和劝谏时间等诸多因素。

劝谏是一门艺术。会劝谏的人不但能把人说服，而且通过劝谏能够使劝方和被劝方和谐相处，关系更加融洽。“纳谏”这种事，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因为人都是爱面子的，没有谁喜欢被人批评。就算是一个普通人，也不愿意整天被人说三道四、指手画脚，更不要说一个至高无上的皇帝了。不会劝谏的人就有可能把本来融洽的关系搞得很僵，在君主暴怒之时却加以强谏，与之争辩，最后的结果是不但劝谏毫无结果，反而招来杀身之祸。中国历史上有不少能说会道的谏臣，比干、文种、伍子胥、贾翊晏子魏征等，有的一身正气，犯颜直谏；有的审时度势，旁敲侧击；有的独辟蹊径，启发诱导。但他们劝谏的结果却大不相同。

纣王继位后昏庸无道，宠爱妇人妲己，整天沉缅于声色之中，动辄杀人，连国家大事也不放在心上。比干多次上朝强谏。他说：“皇天为了百姓，才安排一个君王来为民作主，并不是做了君王便可以随意虐待人民。现在您无休止地横征暴敛，压迫人民，人民已经到了不堪忍受的地步。您整天住在深宫哪里知道百姓死活！现在国家的命运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怎么还可以随随便便地杀人？人心失尽了，国家也就要跟着灭亡。我们的祖先当年是怎样地艰难创业，才奠定了国家今天的地位？现在把国家轻易地断送了，这能对得起祖先吗？”比干的这些忠正良言，对贤明的君王也许会产生一些作用，但对商纣这样出名的昏君，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王子比干犯颜强谏，最终激怒了视杀人为儿戏的商纣王。比干初谏纣王不听，即留在宫中，得空便谏，三日不去。纣王问他：“是什么力量使你这样固执？”比干回答：“修善行仁，以义自持。”纣王大怒，说：“我听说圣人的心都是有七窍的，但不知道是否符实。”当即命人把比干拉出去，挖出心来验明真假。商纣王在杀比干不久就被周武王斩首示众，商朝也因此亡了国。

越王勾践求和之时，伍子胥进言夫差：“大王，勾践隐忍，不灭越后患无穷！”而夫差挥手而斥：“汝已老昏，灭越不如让其世代进粮米金银、奇珍美女！”伍子胥摇首太息：“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二十年后之吴宫恐已为其池沼！”夫差听后大怒，令人驱伍子胥回府。越王勾践求和之后，又进献美女西施，吴王沉迷。伍子胥见吴国亡日已快，便借出使齐国之际将其全家托付齐大夫鲍牧，一人独自回吴。吴王夫差以吴子胥心有异志，遂赐属镂宝剑，让其自死。伍子胥临终前对他亲近的门客说：“你们一定要在我的坟墓上种植梓树，让它长大能够做棺材。挖出我的眼珠悬挂在吴国都城的东门楼上，来观看越寇怎样进入都城，灭掉吴国。”然后，伍子胥自刎而死。夫差闻听到他的临终遗言，说：“伍子胥你死都死了，还能看见什么？”于是命令下属砍下伍子胥的头颅，将其悬挂在都城东门之上，

还恶狠狠地说：“你不是想看吗？就让你看个够吧！并把伍子胥的尸体装进皮革袋子里，漂浮在江中。

文种的战略见解与越王发生分歧时，以“为国吊丧”、“寡妇三哭”的极端手法而谏，不仅招致越王的震怒，更令主战的将领们强烈反感，力主杀他而稳定军心。动辄就“臣愿以死进谏”勾践说：“你别总拿命和寡人相搏，你当真以为寡人不能杀你？你既然这么想死，寡人就成全你的心意。”当勾践以夫差赐死伍子胥的同样方法赐文种死时，文种仍“执迷不悟”。他只怨勾践无情无义，却不知自己的心境与识见，已与越王相去甚远。某种程度上说，文种之死无可避免！

如果君王有过失，做臣下的当然不能傻头傻脑、直来直去的批评。劝谏时倘若自己一开始就乱了方寸，便难以用理智的心来观察大局，更难找到合适有效的办法来解决问题，这样，反让彼此都陷在困境之中无法出离。除了情绪平稳之外，劝谏时，也应注意时机与方法，直言相劝，不但不能给予对方提醒，反让对方更加意气用事，便失去了劝谏的最初用意。有时到最后，反而成了双方之间的一种争执。由于君臣关系的悬殊，臣下进谏需要采用委婉的方式来达到目的，努力在错误行为之中找到合理的、值得褒奖的部分，即使是附会，也自有妙用之处。甚至将错就错。相比以死来威胁都高明许多。

三国时，曹操想立才华横溢、文思敏捷的三子曹植为世子，问及谋臣贾翊的意见。贾翊心中是不赞成立世子的，可是直截了当地否定曹操的心愿当然不行，这会让他在面子上挂不住。贾翊听完曹操的话后，一直默默不语。曹操见他半天不说话，十分奇怪，于是问他为什么。贾翊慢悠悠的说：“我在想一件事情，所以没有能及时回答你的问题。”曹操问是什么事。贾翊说：“我在想袁绍、刘表父子的事啊。”袁绍因为喜欢小儿子袁尚，于是让他代替长子袁谭做了世子，袁绍死后，袁尚袁谭各树一帜，相互争斗，曹操渔翁得利，把他们一一消灭。刘表也是一样，他喜爱自己的小儿子刘琮，就废掉长子刘琦，让刘琮做接班人，最后也被曹操消灭。贾翊特意点出两个废长立幼而最终被曹操功灭的人才，意思当然是表明废长立幼不可取，非常巧妙的表达了自己的劝谏。曹操也是个聪明人，当然明白其中的深意，于是就不再提改立世子的事了。以含蓄幽默的方式让人感悟，而不是刺痛，这样就不会伤了君王的面子，最终皆大欢喜。

春秋时期，齐国的国君齐景公有一匹心爱的马，交给养马的官吏看养，并且嘱咐要好好照料马儿。谁想有一天，马突然得了暴病死了，连养马人都不知是何缘故。齐景公得知后，十分伤心，同时也很生气，一定要派人将养马者肢解处死。晏子此时侍立于旁，众臣们见君王暴怒，也不知说何是好。听齐景公一声令下后，左右的侍卫便要进前去抓养马者。晏子见了，马上站了出来，示意侍卫暂且住手，自己便向齐景公请问道：君上，肢解人也须有个方法步骤，但不知古圣尧舜肢解人是先从哪儿下手的啊？正当恼怒的景公一听，大吃一惊，想尧舜是一代圣王，爱民如子，哪会肢解人？自己如今这样做，怕与圣贤背道而驰，反与桀纣为伍了。内心有所惭愧，便顺口说道：从寡人开始。侍卫们一听，于是退下。虽收回肢解之令，可景公余怒未消，下令说：“免去肢解，将他交付牢狱，

处以死刑吧。”晏子听了，并没有再阻止，只是向景公作礼问道：“君王，此人真是罪大莫及，只可惜他还不知道为什么要被处死，恐怕会死不瞑目。不如让微臣替君王将他的罪状一一说明，也叫他知道自己所犯之罪，然后再交狱执行，好让他死得甘心，您觉得可以吗？”齐景公一听，觉得晏子的话也不错，便答应了。‘晏子于是上前，当着众臣之面，开始数说起养马的人来：“你知不知道，你犯有三条大罪：第一条，君王让你养马，结果不小心，马暴毙死了，等于你杀了马，应当判你死刑；第二条，死的马是君王最爱的马，应当判处死刑；第三条，君王因为一匹马就杀人，让全国的百姓听说此事，必定会因此埋怨我君爱马胜于爱人；诸侯如果听说此事，必定会轻视我们的国家。但是追究原因，只是由于你把君王的马养死了，最后竟让百姓生怨，兵力削弱于邻国，更应当判处死刑。现在，交付狱吏，执行死刑吧！”齐景公在座上听后，不禁惊出一身冷汗，条条都不足判养马者死刑，并由此也见到自己的过错，不由喟然长叹，对晏子说道：“先生您就开释他吧，开释他吧！无论如何，也不能因此伤了我的仁德啊！”

人在暴怒时，常会意气用事，说出或做出一些与常理相悖之事。齐景公在爱马死了以后，伤心过度，一时气极，竟要以极刑处死养马者。虽然臣子们都知道这个做法是不对的，但景公暴怒之下，倘若强要直言相劝，只怕不但无法解救养马者，自己也要惹祸上身。晏子在此情急之下，能沉稳不乱，并急中生智，以善巧的劝谏，解救了养马者，同时，也让景公发现自己的过错，收回成命，可以说真是智慧过人啊！这样顺水推舟地帮助对方看到这个行为所带来的后果。当清楚明白后果的严重时，自然不会一意孤行。利用一点时间来让对方平静，当情绪平缓之后，考虑事情便会更加客观、谨慎，于此，便可以避免很多错误发生。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借此警戒自己，在暴怒之时，或是在喜极之中，不要轻易做出任何决定。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对君臣的故事传为美谈，那就是魏征与李世民，前者正直进谏，后者礼贤纳谏。这固然需要以唐太宗是个明君为前提，但是很多人往往忽略了重要的一点：魏征不仅正直，他更是一个非常智慧与机敏的沟通大师，从而将他对李世民的影响发挥到了极致。

唐太宗和魏征之间曾经有过一段著名的谈话。唐太宗问魏征：“你是忠臣还是良臣？”魏征深深地低着头说：“老臣一向为国鞠躬尽瘁，以后自然也会坚守岗位，不负陛下所托。但是，还请陛下不要把老臣视为忠臣，就当做良臣吧。”太宗继续问道：“忠臣和良臣，到底有什么不同呢？”魏征说：“自然有所不同。所谓良臣，不仅其本身受诗人称赞，而且也可以为君主带来好名声。而忠臣不但会使自己遭受诛杀的横祸，就连君主也会为他背上暴虐无道的罪名。这样一来，国家就会灭亡，仅为忠臣留下了后世美名而已。由此可见，良臣和忠臣犹如天地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