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思想

“新史学”思想
《新史学》是梁启超所撰的一篇长文，它是近代史学家批判传统史学，试图建立新的史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标志。

光绪二十八年，即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著名的长文《新史学》。

《新史学》全文凡6节，其次第是：中国之旧史、史学之界说、历史与人种之关系、论正统、论书法、论纪年。

主要内容
1.关于历史撰述的性质和范围
作者在两文中都论到史学的“界说”，而历史撰述的性质和范围则是“界说”中居于首要地位的问题。

作者指出：“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

”他说的“历史”，按其意，当是历史撰述，亦即史家撰述中所反映出来的历史。

历史撰述是“叙述进化之现象”，这实际上是指出了“新史学”之历史撰述的性质。

这就是，历史学当以进化论为指导思想，考察和叙述种种进化现象，这就是“新史学”的本质。

作者认为，“历史之真象”即运动规律“如一螺线”。

这里说的“历史”，是指客观历史过程。

他的这个认识，把中国传统史学中的朴素进化观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

但梁启超之言历史进化和历史真象，并未超出康有为所谓据乱、升平、太平与世渐之说，即局限于庸俗进化论的范围。

关于历史撰述的范围，梁启超说：“历史〔撰述〕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

”作者认为，任何事物都有进化的现象，都“属于历史之范围”，但通常历史撰述所记常限于人类，这是因为：“人也者，进化之极则也，其变化千形万状而不穷者也。

”指出了人类进化在“凡百事物”进化中是最为复杂的特点。

这样，梁启超就注意到历史研究有“广义”、“狭义”之分：“言历史之广义，则非包万有而并载之不能完成；至语其狭义，则惟以人类为之界。

”梁启超进而又指出：就“狭义”的历史来说，也不是都可以写入历史撰述的。

他认为：“欲求进化之迹，必于人群”，“人类进化云者，一群之进也，非一人之进也”。

因此，“历史〔撰述〕所最当注意者，惟人群之事，苟其事不关系人群者，虽奇言异行，而必不足入历史〔撰述〕之范围也。

”从中国史学之历史观的发展来看，从尊天命到重人事，是一大进步；从重视个人的作用到重视人群的作用，是又一大进步。

但梁启超强调“人群进化之现象”，并没看重“人群”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分配关系对于这种“进化”的作用。

2.关于历史哲学和史学的社会作用
梁启超认为，历史研究的目的，是要寻求一种理性的认识；但是这种理性认识的获得则必须是“客体”和“主体”的结合；而只有获得了这种理性认识，史学才具有了它应有的社会作用。

他在《饮冰室合集》中指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

”所谓“公理公例”，即他说的历史哲学。

梁启超认为，史学是由“客体”和“主体”结合而成的。

所谓客体，“则过去、现在之事实是也”；所谓主体，“则作史、读史者心识中所怀之哲理是也”。

他进而阐述说：“有客观而无主观，则其史有魄无魂，谓之非史焉可也。

历史〔撰述〕与历史哲学虽殊科，要之，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有断然矣。

”梁启超提出历史哲学是为良史的前提，这在史学理论的发展和建设上有重要的意义。

他认为，历史哲学之所以重要，还在于它对从认识“局部之史”到认识“全体之史”、从认识史学本身到认识“史学与他学之关系”，是必不可少的。

而尤为重要的是，还在于它的社会作用，即：“所以必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为理论之美观而已，将以施诸实用焉。

历史〔撰述〕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
也。

吾辈食今日文化之福，是为对于古人已得之权利，而继续此文明、增长此文明、孳殖此文明，又对于后人而不可不尽之义务也。

而史家所以尽此义务之道，即求前此进化之公理公例，而使后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于无疆也。

史乎！史乎！其责任至重，而其成就至难！”这是表明，史学对于文化进化的社会作用，主要不是对于一人一事之经验教训的借鉴，而是从公理公例中得到启示，即“循其理、率其例”而表现出来。

这是“新史学”理论体系的又一个显著特点。

3. 关于“史学与他学之关系”
重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也是“新史学”的特点之一。

梁启超认为：“地理学也，地质学也，人种学也，言语学也，群学也，政治学也，宗教学也，法律学也，平准学也（即日本所谓经济学），皆与史学有直接之关系。

其他如哲学范围所属之伦理学、心理学、论理学、文章学及天然科学范围所属之天文学、物质学、化学、生理学，其理论亦常与史学有间接之关系，何一而非主观所当凭藉者！取诸学之公理公例，而参伍钩距之，虽未尽适用，而所得又必多矣。

”他在《中国史叙论》中，讨论了地理学、人种学、年代学、考古学与撰述中国史的关系；在《新史学》中，有“历史与人种之关系”、“论纪年”的专题。

举例说来，他强调“地理与历史，最有密切之关系”，诸多论述，皆源于孟德斯鸠和黑格尔的理论；他论“历史与人种之关系”，则多据康德学说。

他所引进的西方学人的一些认识，即便在当时来看，有的也是不正确的；但从他倡导的“新史学”的方法论来说，在当时却是有积极意义的。

4.关于对“中国之旧史”的批判
这是梁启超“新史学”论纲的一个突出的部分。

这个批判，贯穿于二文之中，其势之猛，其辞之烈，前所未有。

他认为中国史学是“发达”的，但他对这种“发达”却持否定态度，认为它不过是“陈陈相因，一丘之貉”。

梁启超具体指出“中国之旧史”有“四蔽”，“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缘此四蔽，复生二病”，一是“能铺叙而不能别裁”，二是“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合此六弊”，又有三“恶果”，即“难读”、“难别择”、“无感触”。

其议论排击，多以西人、西史为据。

梁启超虽也慷慨地把司马迁、杜佑、郑樵、司马光、袁枢、黄宗羲奉为中国史学上的“六君子”，但认为其余史家多碌碌无为，“因人成事”，《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的“家谱”，是“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所有的本纪、列传只是“无数之墓志铭”的“乱堆错落”，“汗牛充栋之史书，皆如蜡人院之偶像”等等，其所否定，可谓淋漓尽致，颇有不容分辩之势。

这在当时提倡西学、批判旧学的思潮之下，提出对“中国之旧史”的批判，为“史界革命”和开创“新史学”开辟道路，在思想观念的转变上对中国史学的近代化过程，具有客观上的积极作用。

但也必须看到，梁启超的这种对“旧史”的批判，在立论上，往往得失参半；在许多结论上，更是误解强于精审，谬误多于正确。

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条。

一条是，这种批判不是建立在冷静的、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因而带有明显的武断和感情色彩。

又一条是，作者错误地认为，在“新史学”和“旧史学”之间绝然存在着一道鸿沟，既无任何联系，却有对立之势，故以彻底否定“中国之旧史”为目的。

指出这一点，并不是苛求于梁启超。

其实，有一个最有说服力的参照者，即章太炎1904年出版的《訄书》重订本。

《訄书》对西学的理解、消化、吸收，对中国史学的剖析、扬弃，反映出更多的理性认识，是梁启超二文所不及的。

总的来看，《新史学》的成就，在倡言史学之“新”的方面，有首开风气的历史作用；而在批判史学之“旧”的方面，虽也提出一些有价值的
问题，但尚不能作为一种理性的批判来看待。

对《新史学》中批判意义的分析
《新史学》中的批判大部分是政治性的，政治性批判是出于政治目的、针对政治目标、采用政治方式进行的。

《新史学》批判的总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救国，将中国的社会现实与西方相应失误作对比，以加强其论点的鲜明性和尖锐性，更好地完成政治理论建设。

以下逐段分析《新史学》批判的意义。

《新史学》批判的第一个目标是旧史学和旧史家的政治作用。

在第一节，《中国之旧史》中总结旧史学的四病，全都集中在旧史学为政治服务方面，批判古代正史为专制君主的家天下张目，而无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批判旧史学专门记载皇帝、官僚个人的事迹，而不宣传民族的进化；批判就是狭隘的观点造成专制政体日益发达，民风日益腐败；批判旧史学不能激发民族精神等等。

这些批判充分表达了他对为专制制度服务的旧史学的憎恶之情。

《新史学》批判的第二个目标是专制政治体制和政治思想。

因为旧史学是旧政治的工具，他在批判旧史学弊病后又进一步明确揭示旧史学的弊病完全是专制统治带来的，是专制统治赋予了旧史学为之服务的功能。

表明梁启超并不是以批判史学上的正统之辩为主要目的，而首先是批判政治制度和维护这一强权统治的政治理论。

他批判专制统治者利用史学宣传忠君思想来愚民，造成国民素质低下。

《新史学》批判的第三个目标是落后的国民性。

批判旧史学造成国民缺乏爱国心和内在凝聚力，是中国的“民气学风日以腐败”，多次批判国民的“奴隶根性”。

又借大力宣传西方国民的较高素质来反衬中国人的落后、愚昧，表现出对优秀国民性的向往和对落后国民性的憎恶。

不过，这时的批判已经超出了史学的范围。

对《新史学》的误解
首先，忽视了《新史学》中的理论核心，即政治理论。

其次，把梁启超对旧政治制度、旧思想文化和落后国民性的批判看作只是对旧史学的史学批判。

近代史学史专家吴泽把梁启超的批判简单的说成是“对封建主义旧史学的批判”，总结梁启超批判的目标一是以帝王为中心的封建正统史观，二是封建旧史学的作用，三是旧史学的编纂方法。

学者白寿彝把《新史学》称作是梁启超“史学思想上的代表作”，说它“激烈地抨击封建史学”。

再次，把《新史学》中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化的史学理论当成是纯学术的史学理论。

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普遍把梁启超主张新史学要研究民族进化，理解为要用进化论来研究历史。

而用进化论研究历史是近代的另一种史学理论，这个理论比梁启超的理论更为抽象。

而他的目的并不是简单地提倡进化论，而是要建立自己的政治化的史学理论。

最后，把《新史学》对当时现实问题的论述误认为只是对旧史学的研究和评价。

把当时政论家的言论当成是旧史家的看法，把梁启超要为一二人呼冤的特殊表述当成了封建史家运用旧书法的结果。

《新史学》的发表标志着中国史学完全结束了‘治乱’史观支配的时代，进入了一个由‘进步史观’笼罩下的新阶段，特别是中国史学从此变成了‘世界史’叙述框架的一个组成部分。

更为关键的是，无论其后出现了多少名目繁多的史学流派如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及各种实证主义史学派，其基本的认知出发点均未完全偏离《新史学》所铺设的‘进化史观’的轨道。

从这一点来说，《新史学》已远远不仅与梁启超个人的名字连在一起，而且已经成为中国近代史学发生根本转型的象征性文献。

而‘新史学’被打上引号后亦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新地标。

“新史学”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它的本身也并不是完美无缺，亦有其历史局限性，但我们更多的应该看到它的积极意义，看到它是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开山之学。

历史能够给人以启迪，那么面对当前中国的史学危机，我们是不是也能够从梁启超的身上得到一些启发呢？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出现的研究梁启超热已经给出了答案。

问题：现今众多学者都无疑只是将《新史学》的历史意义放在“史学”的研究方法及研究理论上。

其所带来的意义是否只局限于史学界？我们是否应该在别的科学领域应用到《新史学》的学术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