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思想
读梁启超《新史学》
读梁启超《新史学》《新史学》是梁启超先生的一部重要著作，书中提出了许多对中国史学发展有着深远影响的观点和理论。
本文将以梁启超的《新史学》为主题，对其主要内容进行概括和分析。
首先，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提出了“复古与提倡新”的观点。
他认为中国的古代历史学已经停滞不前，需要与西方现代史学相结合，借用西方学术的先进理论和研究方法来推动中国的历史学发展。
梁启超主张通过学习西方史学的成果，以现代历史学为基础，重新审视中国的历史，从而创造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史学。
其次，梁启超对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进行了批判和反思。
他认为传统的史家倾向于重视史实的收集和整理，而忽视了对历史事件背后的原因和动机的研究。
梁启超主张历史研究应该注重对历史背后的原因和动机的分析，以及历史背后的社会、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的影响因素的探究。
他提出，研究历史应该关注历史事件的发生背景、内在逻辑和社会发展的规律，以及历史事件对未来发展的影响，而不仅仅是对历史事件本身的描述和记录。
此外，梁启超还在《新史学》中提出了“大历史观”的概念。
他认为历史研究应该超越个别事件和时间的限制，而是要通过对历史的梳理和总结，把握历史的大趋势和规律。
梁启超主张，研究历史应该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待，把握历史发展的整体和全局，以及历史事件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
他主张将历史研究放在更大的历史背景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从而深入理解历史的本质和意义。
总的来说，梁启超的《新史学》是对中国史学传统的一次重要反思和创新。
他提出的“复古与提倡新”的观点，倡导学习西方历史学的成果，以现代历史学为基础，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史学。
他还提出了对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进行批判和反思，主张注重历史事件背后的原因和动机的分析，以及历史背后的各个方面的影响因素的探究。
此外，他还强调了对历史的宏观研究和历史发展的整体把握，提出了“大历史观”的概念。
《新史学》是梁启超思想的一次重要体现，对中国史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豆瓣《新史学》书评
豆瓣《新史学》书评1912年，詹姆斯•哈维•鲁滨逊出版了其史学名著《新史学》。
鲁滨逊也因此被认为是美国新史学派的倡导人。
鲁滨逊史学思想深受当时的社会环境、史学发展以及其他学科的影响，而且其史学思想更加注重实用性。
一、《新史学》内容提要1. 历史的界定鲁滨逊的史学思想是承上启下的，他认为：“一切关于人类在世界上出现以来所做的、或所想的事业与痕迹，都包括在历史范围之内”。
历史包括了从国家的兴衰到百姓的风俗和心理层面等方面。
鲁滨逊的史学观是把人类的历史的更方面看作是一个整体，这也是对传统史学的一种继承。
2. 恰当的选材历史的界定中给了我们一个认知：历史范围十分广泛，历史学家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选择材料和支配材料”。
鲁滨逊认为历史学家应该用批评的方法去选择材料和分配材料。
在选材过程中，首先应该考虑，这一材料要“详述那种可以阐明历史真理的事情”，而“应该删除例外的和偶然的变故”。
只要选材适当，就能够把历史所记叙的社会状况和制度写得更容易理解。
3. 历史的研究方法鲁滨逊主张，首先要使之成为历史性历史，才能使历史学具有科学性事实就是追求历史连续性的科学真理，追溯历史“变迁的缓慢的过程”。
为此，鲁滨逊主张研究历史必须借助其他科学。
他认为历史学家应充分利用政治经济学学、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宗教学、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史学新同盟军”，共同发展，进一步了解人类过去历史的真实面貌。
4. 历史的实用性鲁滨逊注重史学经世致用，最终目的就是要把“历史变成为现在有用的东西”。
他认为，历史学家应该研究“该用什么方法去教育那一大批将要过早地用自己双手来养活自己的青年男女们如何适应现代工业社会”。
显然，其史学思想与鲁滨逊所处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
二、对鲁滨逊《新史学》的评价1.肯定了个体对于历史的价值和意义鲁滨逊的新史学界定包括了的研究人的心理层面。
揽括这一内容，有助于帮助人们克服对过去及未来的恐惧感。
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促进历史发展的加快，未来变得更难以预测，使普通人缺乏安全感、稳定感，所以就会有向过去寻找心理安慰的要求，因此在新史学的研究中，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制度确立等历史的大变动受到了较普遍关注，其中个体的命运和遭遇更是新史学研究的关注所在。
梁启超新史学名词解释
梁启超新史学名词解释
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是中国近代史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其核心在于批判传统史学的弊端，强调历史研究应以“求真”为首要任务，以“致用”为目的。
首先，梁启超对于传统史学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传统史学过于偏重政治史，而忽略了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研究。
他认为，历史研究应涵盖更广泛的主题，包括人民的生活、社会的变迁、文化的传承等方面。
二是传统史学过于追求“致用”，即服务于政治和道德教化，而忽略了历史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其次，梁启超强调历史研究应以“求真”为首要任务。
他主张通过科学的史料考证和严谨的研究方法，尽可能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
同时，他也强调历史研究应服务于国家和人民，为现实社会提供借鉴和启示。
最后，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为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引导了史学研究的转型。
同时，他的思想也激励了后来的学者进一步探索史学研究的新方法和新途径。
总的来说，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是一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史学理论。
它不仅对当时的中国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对后世的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和借鉴。
在当今的史学研究中，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
鲁滨逊“新史学”的起源
鲁滨逊“新史学”的起源鲁滨逊的新史学，又称为“鲁滨逊主义”，是指基于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历史研究方法和理论。
这种新史学的主要思想是要通过对历史事件的详细考察和实证分析，以及对历史事实的精确描述和统计分析，从而获得准确的历史资料和真实的历史描写。
鲁滨逊的新史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期，当时的历史研究主要是经典历史学和文献史学，即对古典文献和史料进行研究，特别是对官方文献和实证史料进行研究。
然而，这种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受到了新的挑战，人们开始质疑官方历史叙述的真实性和客观性。
同时，社会科学的快速发展和对历史的越来越多的关注也促进了新史学的发展。
鲁滨逊出生于美国，他对于美国异化的历史和文化感到极大的困惑和不满，因此，他在对美国历史的研究中非常注重实证分析和经验主义。
他认为，要真正了解一个社会或国家的历史，必须以实际事实为基础，通过精确的数据分析和实证方法获得可靠的历史资料。
据悉，鲁滨逊出版了一本名为《多普勒法则在经济科学上的应用》的书籍，在这本书中，他对实证研究方法进行了解释和应用。
他尝试以相似的方法应用于历史学的研究。
他倡导使用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和统计学的方法研究历史，提出了新史学的观点。
鲁滨逊的新史学的主要特点是注重实证研究，强调对历史事件的详细考察和实际分析，强调历史事实的精确描述和统计分析。
此外，新史学还强调利用现代技术和工具来收集、分析、处理和展示历史资料和数据。
这种历史研究方法强调对历史现实和社会问题的实际关注，反对将历史研究看作是单纯的学术研究和历史学研究。
新史学的兴起引发了许多学者的批评和反对。
他们认为，新史学忽视了历史的人文意义，过度注重实证数据和数据统计，忽略了文化与历史的联系和内在意义。
对此，鲁滨逊反驳道：新史学并不否认历史的人文意义，只是通过实证数据和统计分析，揭露历史的矛盾和问题，为历史的人文解释提供基础。
总之，鲁滨逊的新史学是20世纪历史研究范式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的理论和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历史研究方法的局限和偏见，促进了历史研究与社会科学、技术、工程等领域的融合。
读梁启超《新史学》感悟
读梁启超《新史学》感悟《新史学》是梁启超先生在1895年所著的一本著作，它试图以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探讨中国历史的性质和发展规律。
这本书对于我来说是一次启迪，让我深刻认识到了历史的重要性，同时也让我反思了当今社会的一些问题。
首先，梁启超认为“历史研究的真谛在于研究当前问题”。
也就是说，历史不应该仅仅是一个过去的记录，更应该是我们理解当今问题、发现解决之道的工具。
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当今的问题，可以更深入地了解问题的根源，并为解决问题提供更有价值的思路和方案。
其次，梁启超强调历史研究应该“尊重事实，剖析原因，发扬精神”。
对于历史的研究，我们不能仅停留于表面现象，需要通过深入挖掘历史事实、分析原因，来探究历史背后的本质规律。
同时，在探究历史规律的同时，应该弘扬历史人物的精神，从而启示当代人们面对挑战的勇气和智慧。
最后，梁启超还提出了历史教育应该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和独立思考能力的观点。
他认为，把历史教育仅仅视为知识灌输，是对历史教育本质的误解。
相反，要通过历史教育，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培养其对历史的对话和思辨能力，从而塑造出具有批判思维和独立思考能力的公民。
这本书的阅读让我深刻认识到了历史的重要性，并激发了我对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的热情。
在当今社会，我们也正面临着各种复杂的问题和挑战，如何用历史的眼光看待这些问题，更好地解决它们，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思考的问题。
最后，我想说，读书无涯，这本书只是我的一份启迪，我会不断地去探索更广阔的思想空间。
《新史学》是梁启超先生在1895年发布的一本著作，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中国历史的性质和发展规律。
本书启迪读者认识到历史的重要性，历史不仅是一个过去的记录，而且是在了解和解决当前问题的道路上的工具。
同时，历史研究应该尊重事实，分析原因，发扬精神，通过对历史背后规律的探究来找到解决现代问题的途径。
历史教育应该培养批判精神和独立思考能力。
最后，阅读此书有助于激发读者探索更广阔的思想空间，更好地面对当今社会复杂问题的挑战。
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新史学》是梁启超所撰的一篇长文，它是近代史学家批判传统史学，试图建立新的史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标志。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梁启超继上年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之后，又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著名的长文《新史学》。
前者着眼于撰写“中国史”的具体构想；后者着眼于从理论上批判“旧史”。
作者自称“新史氏”，倡言“史界革命”，意在创立“新史学”。
这两篇文章，后来分别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三册和第四册。
《新史学》全文凡6节，其次第是：中国之旧史、史学之界说、历史与人种之关系、论正统、论书法、论纪年。
它与《中国史叙论》在节目上多有异同，然其基本思想前后连贯，二文在内容上互相补充，故宜结合起来考察，益可见作者倡导“新史学”的旨趣所在。
梁启超对西学有广泛的涉猎，他在这两篇文章中，运用西方学者的历史哲学（主要是近代进化论思想）和史学方法论，提出并阐述了一些重要的史学理论问题。
关于历史撰述的性质和范围。
作者在两文中都论到史学的“界说”，而历史撰述的性质和范围则是“界说”中居于首要地位的问题。
作者指出：“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
”他说的“历史”，按其意，当是历史撰述，亦即史家撰述中所反映出来的历史。
历史撰述是“叙述进化之现象”，这实际上是指出了“新史学”之历史撰述的性质。
以此为前提，作者给历史学确定了一个内涵，就是：“进化者，往而不返者也，进化无极者也。
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历史学。
”质而言之，历史学当以进化论为指导思想，考察和叙述种种进化现象，这就是“新史学”的本质。
作者认为，“历史之真象”即运动规律“如一螺线”。
这里说的“历史”，是指客观历史过程。
他的这个认识，把中国传统史学中的朴素进化观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
但梁启超之言历史进化和历史真象，并未超出他的老师康有为所谓据乱、升平、太平与世渐之说，即局限于庸俗进化论的范围。
关于历史撰述的范围，梁启超说：“历史〔撰述〕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
新史学名词解释
新史学名词解释1. 新史学（New Historicism）：新史学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兴起的一种历史研究方法和学派，主要由文学理论家Greenblatt和Cultural Materialism学派的Williams等人提出和发展。
新史学强调历史研究不能仅关注于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等传统的历史要素，而应该将文学、戏剧、艺术等文化现象纳入考量，从中探索历史和文化的关系。
新史学反对历史的客观性，强调历史是一种主观的叙述和解释，历史的理解需要考虑到当时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形态。
2. 文化历史学（Cultural History）：文化历史学是一种历史研究方法，它通过对文化现象、文化产品和文化意义进行研究，探究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变迁和文化特征。
文化历史学关注文化对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影响，强调文化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包括文献研究、社会学调查、艺术品分析等。
3.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中后期兴起的一种思想潮流和文化现象，主要在文学理论、哲学、艺术和社会科学领域有较大影响。
后现代主义强调语言的相对性、意义的多样性和历史的主观性，批判现代主义的普遍性和解释的单一性。
后现代主义对传统的权威主义、理性主义和大故事（metanarrative）持怀疑态度，主张尊重多元性和个体差异。
4. 化身（Embodiment）：化身是文化和社会研究中的一个概念，指个体和群体在特定文化环境下，通过身体和行为来体现特定的文化象征和社会意义。
化身强调身体不仅是一个生物机体，更是一个社会建构的实体，个体通过身体的表现和行为来参与社会和文化。
化身研究强调身体的体验、感知和情感对于文化和社会的影响。
5. 认同政治（Politics of Identity）：认同政治是针对以身份认同为基础的政治行为和社会动态的研究。
认同政治关注个体或群体的身份建构、认同感和归属感，以及这些身份认同对于政治参与、权力关系和社会变革的影响。
新史学名词解释
新史学名词解释引言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不同的历史学派诞生并逐渐成熟。
其中，新史学作为一种相对较新的历史研究方法和理论，对于我们全面、准确地认识历史事实和现象起着重要的作用。
本文将围绕新史学展开讨论，通过解释相关名词，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新史学的原理与特点。
1. 新史学1.1 定义新史学是指于20世纪中叶兴起的一种历史研究方法与理论，通过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与工具对历史事件进行重新解读，以获得更准确、全面的历史认识。
新史学强调历史研究的科学性与客观性，试图摆脱旧的历史观念的束缚，打破传统历史学派的壁垒，从全新的视角研究历史问题。
1.2 特点新史学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1.科学性：新史学借鉴了社会科学的方法和理论，运用统计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研究工具来分析历史问题，使历史研究更加科学化。
2.客观性：新史学强调客观、中立的立场，力求摆脱个人观点的主观色彩，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客观描述和分析，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
3.综合性：新史学强调综合研究的重要性，不局限于某个特定领域或特定角度，而是将不同的学科和视角结合起来，全面地研究历史问题。
4.反思性：新史学鼓励对历史的反思，对历史事件产生的原因进行深入探究，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历史的演变和发展。
2. 新史观2.1 定义新史观是新史学的核心理论，是对传统历史观念的一种突破和革新。
新史观试图改变人们对历史的认知方式，提供一种全新的历史解释模式。
2.2 主要观点新史观主要包含以下几个观点：1.文化历史观：强调文化对历史的影响和作用，认为历史是文化的产物和表达，文化在历史演进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2.社会历史观：关注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变迁对历史发展的影响，试图从社会的角度解读历史事件。
3.经济历史观：重视经济因素对历史的影响，强调经济力量在历史变迁中的重要性。
4.人类历史观：将人类视为历史变迁的主体，探讨人类行为、思想和决策等对历史进程的塑造作用。
3. 新史学方法3.1 定义新史学方法是指在新史学框架下进行历史研究时所运用的具体研究方法和技巧。
读梁启超《新史学》
读梁启超《新史学》梁启超的《新史学》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史学中的经典之作，由梁启超创办南社时发表于《南社丛刊》第一辑的《新史学序言》一文，其后又以《新史学》为名系列出版。
这部著作对中国史学的学科范式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不仅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更对当时的社会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新史学》的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历史思潮论”，梁启超认为历史的发展是由历史思潮所推动和引领的，同时他提出历史应该是批判式的，要注重对史料的筛选和分析，不能轻易的纯粹接受传统的历史观点，并主张要对历史进行持续的批判和改造。
首先，梁启超在《新史学序言》中详细阐述了“历史思潮论”的概念。
他认为历史思潮是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通过对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的认知和评判，深入探究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和规律。
他指出，历史思潮是人类思想发展的产物，也是历史进程中不断涌现出来的新观点和新理论。
梁启超认为，历史思潮不仅影响着当时的社会政治，更深刻地塑造着人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
其次，梁启超在《新史学》中强调历史研究要注重批判性思维。
他认为历史是由史料构建起来的，而史料则是由史家选取和编辑的。
所以在进行历史研究时，必须对史料进行筛选和分析，避免受到传统观点的束缚和误导。
他主张要以逻辑思维为基础，运用批判的眼光对史料进行评判和解读，并通过对不同观点的比较和辨析来寻找更加真实、科学的历史真相。
在具体的史学研究中，梁启超提出了“社会历史”和“文化历史”的概念。
他认为社会历史应该以社会变革为主线，分析和解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因和规律；而文化历史则侧重于研究人类的文明和文化成就，探究文化在历史进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他强调社会和文化的相互关系，并认为历史研究不能只关注政治、经济等方面，还要关注人类的思想、艺术、宗教等方面的表现和变迁。
此外，梁启超对史学研究的方法也进行了探讨和提出了一些看法。
他认为史学研究应该注重经验和理论的结合，既要深入实际，结合实证，又要运用理论指导研究。
以下叙述中,最能体现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特点的是
以下叙述中,最能体现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特点的是
A. 为全体国民写史,写全体国民的历史
B. 用历史进化观念取代传统的循环观念
C. 以国民群体取代皇族王朝为历史重心
D. 把全体国民和帝王都作为读者的对象
答案：
[答案]A(3分) B C(1分) D(0分)
分析：
[答案]A(3分) B C(1分) D(0分)
[解析]
试题分析:根据所学知识,梁启超将历史著作分为君史、国史和民史三种,他认为西方各国民史兴盛,而中国传统史学所载若非君史即是国史,总是在中国历史过程中找出一个王朝作为某一历史阶段的核心,并以此来评判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其实质是君权至上,这样的史学根本不能满足时代要求,不能反映社会群体对自然和人类社会自身的改造过程以及社会群体智慧和道德的进步状况,缺乏一种感染国民的蓬勃向上的精神力量。
因此A为最佳答案。
考点:近代中国的思想解放潮流·从“师夷长技”到维新变法·维新变法思想。
梁启超新史学思想探源
梁启超新史学思想探源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杰出人物，他的新史学思想对于中国历史学的研究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梁启超的学术生涯中，他汲取了多种思想资源，包括中国传统史学、西方历史哲学和史学思想等，从而形成了具有鲜明个性特点的新史学思想。
中国传统史学思想对于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他批判地继承了传统史学的优秀成果，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创新。
例如，梁启超在《新史学》一书中，强调了历史研究的方法和历史思维的重要性，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历史观点和思想。
这些思想和观点既是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批判和继承，也是对西方历史哲学的引述和借鉴。
在西方历史哲学和史学思想方面，梁启超吸收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思想、孔德的社会学理论以及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等。
他通过这些思想资源，构建了一个具有西方色彩的历史哲学体系。
在这个体系中，梁启超提出了“历史公例”的概念，即认为历史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这个规律可以为我们提供认识历史、把握未来的重要参照系。
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提倡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即用归纳、演绎、比较、分类等科学方法进行研究；二是强调历史思维和表达能力的提高，认为只有具备了良好的历史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才能更好地研究历史；三是主张树立新的历史观点和思想，如进化史观、文化史观等。
这些新的历史观点和思想对于传统的封建史观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为中国的历史学研究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梁启超新史学思想对于近代中国的影响是深远的。
首先，它促进了中国历史学研究的转型和发展。
在梁启超的影响下，传统的封建史观逐渐被摒弃，而新的史学方法和观点开始得到广泛的应用和推广。
这不仅提高了历史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也为中国历史学走向世界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其次，梁启超新史学思想启发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者，促使他们积极投身于历史学研究领域，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和壮大。
对于现代历史学而言，梁启超新史学思想依然具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内容
们 各 掌 握 － ＃ 或 几 州 的 军 、 、 权 ． 中 央 政 府 越 来 越 无 力 Ｉ 政 财 使 控制 。 唐 初 行 府 兵 制 ， 势 力 内重 于外 ， 高 宗 、 后 时 ， 兵 制 其 但 武 府 渐 坏 。玄 宗 开 元 中 ， 兵 人 数 仅 有 十 二 三 万 ， 为 市 人 ， 数 府 均 人 少 ， 不 可 战 。 时 ， 疆 十 镇 节 度 使 实 行久 任制 ， 统 兵 四 十 且 同 边 共 九 万 ． 中安 禄 山就 有 兵 十八 万 三 千 ， 重 于 内之 势 已 成 。 将 其 外 帅 久 任 ． 翼 既 成 ． 拥 兵 自重 。外 重 于 内 ， 易 尾 大 不 掉 ， 羽 便 则 难 以控制 。 二、 阶级 矛 盾 说 唐 王 朝 承 平 日久 ， 济 得 到发 展 ， 富 随 之 分 化 。 以 唐 玄 经 贫 宗 为 首 的 贵 族 官僚 ， 天 寻 欢 作 乐 ， 管 朝 政 ， 亲 国 戚 、 僚 整 不 皇 官 地 主 竞 相 兼 并 土 地 ． 活 越 来 越 荒 淫 腐 朽 ， 朝 廷 外 事 推 给权 生 把 相 李 林 甫 、 国忠 去 应 付 ， 事 交 付 宦 官 高 力 士 。 “ １ 腹 剑 ” 杨 内 １蜜 ５ 的李 林 甫 掌权 后 ， 权 自恣 ， 斥 异 己 ； 国 忠 到 处 搜 刮 ， 受 专 排 杨 广 贿赂。 时 ， 同 多数 农 民失 去 土 地 ， 担不 起 日益 繁 重 的赋 役 ， 承 被 迫 背 井 离 乡 背井 ， 四处 逃 亡 ， 活 越 来 越 艰 苦 。统 治 阶级 与 统 生 治 阶 级 的 矛盾 日益 激 化 ， 安 禄 山 、 思 明 以可 乘 之 机 。 给 史 三、 民族 矛 盾 说 民 族 之 间 的 矛 盾 ，也 是 使 安 史 之 乱 爆 发 的一 个不 可 忽 视 的 因 素 。 唐 以来 ， 北 北 部 幽 州 一 带 杂 居 着 许 多 契 丹 、 人 ， 隋 河 奚 唐 太 宗 打 败 突 厥 以后 ， 迁 徙 许 多 突厥 人 在 这一 带 居 住 。 朝 又 唐 虽 属 开 放 型 王 朝 ， 在 大 汉 族 主 义 的传 统影 响 下 ， 存 在 不 同 但 仍 程 度 的 民 族歧 视 和 民 族 压 迫 ，少 数 民族 对 中原 的 繁荣 由 羡 慕 转 生 觊 觎 安 禄 山 正 是 利 用 这 一点 拉 拢 当 时 的少 数 民族 上 层 ， 作 为 反唐 的 亲 信 。 称 安 禄 山 于 天 宝 十 三年 （ 元７ ４ ） 次 史 公 ５年 一
读梁启超《新史学》感悟
读梁启超《新史学》感悟梁启超被誉为当代著名的学者、政治家和翻译家，他经历了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及辛亥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
在他的一生中，他进行了大量的学术研究并写下了众多的著作，其中之一便是《新史学》。
这本书被视为中国近代史学界的重要之作，对于中国史学的进步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新史学》弥补了旧史学对中国历史上帝国主义的认识不足，强调了历史的观念演变和历史演化的统一性，并通过不同角度的探讨，指出史学在知识结构和研究方法上的缺陷，提倡结合学术历史和人文学派的融合。
在梁启超看来，历史是一种常态，它并不单纯是一种描述和阐发，而是涉及到伦理和价值观的体现和规范。
阅读《新史学》让我对中国史学的发展和进步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梁启超强调了史学研究方法的创新，而不是简单的翻译和剽窃，这对于中国史学的国际交流和知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历史对于当代人们的影响也越来越严重。
人们应该站在历史的角度审视当下的现实，从历史进步的影响中提炼出我们应该发扬的优点，并且在今后的实践中不断创新和发展。
学术研究是贯穿人类文明发展的一条主线，而历史研究则在其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深刻地指出了历史研究在科学建设中的重要性和发展方向，并指出了当前中国史学研究的问题和趋势，引导人们在历史研究中加强创新和创造，推进历史的进化和社会的进步。
这些观点均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未来的发展中，我也会秉持历史进步的观点，不断深化自己的史学知识，以更高的素质服务于历史研究的发展。
《新史学》是梁启超重要的著作之一，他通过探讨历史的演化和发展、史学研究方法的创新、结合学术历史和人文学派的融合，弥补旧史学对中国历史上帝国主义的认识不足的缺陷，提出了史学研究方法的创新的思路和方向。
梁启超指出，历史是一种涉及到伦理和价值观的体现和规范，这需要我们站在历史的角度审视当下的现实，从历史进步的影响中提取出需要发扬的优点。
梁启超新史学主要内容
梁启超新史学主要内容一、梁启超是谁？你要是说梁启超这个名字，可能很多人都会马上想起他那张老照片，穿着长袍马褂，眼镜架得高高的，似乎永远是个很严肃的知识分子形象。
但其实梁启超，除了是个有点“高冷”的学者，还是个风头十足的改革家。
最厉害的地方在哪儿呢？他不仅学问好，眼光还特别独到，尤其是他对中国历史的理解，简直开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梁启超提出的新史学理论，不仅仅是写历史那么简单，简直是要让历史活起来，能“呼吸、能说话”。
你看他提的那些理论，甚至能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还觉得特别有启发。
二、新史学的核心你看，梁启超在历史的研究上，可不是单纯地把那些古老的事件摆在书架上等着人翻，而是要去分析、去看透历史的“活性”。
他认为历史不能是死记硬背的“老掉牙”东西，得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
他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历史是活的”。
咱们如果一味地看那些陈旧的历史记载，只会看到一些死气沉沉的名字和事件，怎么能真正理解那时候人们的心态呢？梁启超就是要告诉我们，历史要关注的是人物背后的动机，背后的心理，甚至历史的社会背景。
他觉得不光是“正史”，像那些民间传说、杂记、诗词歌赋，都是历史的一部分。
人家梁启超可不是那种古板的人物，他有着一颗跳跃的心，所以他的历史学方法更加“接地气”——他觉得历史的研究也应该是活泼的，要从各个角度看待历史，不能单单依赖“史实”。
你看看他的一些历史论述，简直就像是给历史加了一些“现代感”。
历史不仅仅是过去的事，它也会影响到现在，也会影响到未来。
你比如说他提到的“历史的循环性”，这个想法其实挺新颖的。
你看，梁启超说，历史会有类似的情节重演，社会变革、政治斗争、文化传承这些东西其实是有规律的。
每一段历史背后都有类似的原因和动因，这就跟咱们看电视剧似的，有些情节就是会重来一遍，只不过这次换了人物和舞台。
哈哈，你说梁启超是不是很会“破案”？他把历史看得特别像一个复杂的“推理游戏”，需要用心去解读。
三、历史的社会功能你可能会想，梁启超这个“新史学”听起来是挺好玩的，但它和咱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呢？梁启超新史学的最大魅力，就是它打破了传统的历史研究框架，让历史不再是那些高高在上的“古董”，而是让它跟当下的社会息息相关。
读梁启超《新史学》感悟
读梁启超《新史学》感悟梁启超的《新史学》是我所读过的一本非常有意义的历史学著作。
在这本书中，梁启超提出了一种新的历史学观念，强调历史研究的主体性，重视历史研究的方法论和实证研究。
通过读这本书，我明白了历史研究的本质和意义，也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在此，我想分享我个人的感悟。
首先，梁启超认为历史研究是一种综合性的研究。
这种综合性不仅包括对历史事件、人物、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综合考察，还包括对不同学科的融合。
在历史研究中，需要运用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学等不同学科的理论和方法。
这种综合性的历史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历史事件的本质和历史背景下人们的行为和思考。
从这个角度来看，《新史学》为我们打开了历史研究的大门，引导我们从不同的学科中获取方法和思维的启示，实现对复杂历史事件的深刻理解。
其次，梁启超在《新史学》中强调了历史研究的方法论。
他认为，历史研究需要运用一系列科学方法来验证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科学性的要求。
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需要注意区分证据的真伪、确认历史事件的重要性、审视历史事件的多面性以及确定历史事件的起源和演变等方面。
从这个角度来看，《新史学》使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了历史研究的科学性，指明了历史研究的方法论和思想方法。
除此之外，梁启超还强调了的是历史研究的主体性。
他认为，历史研究不仅是一种自觉的探究历史真相的行动，也是一种关于人类世界自身的认识。
很多人认为，历史研究是对历史客观事实的追求。
但梁启超认为，历史研究不仅是对历史客观事实的追求，更是对人类历史自身的认知。
人在研究历史时，需要在现有历史事实的基础上，通过个人的认知、主观判断来理解和解释这些历史事实，因此历史研究中，主体性的作用是不可避免的。
正因为如此，《新史学》具有强烈的文化和思想精神内涵，给人以深刻的思想启示，引导我们关注历史研究的人性和文化价值，使历史研究成为一种关于人类自身的思考和表达。
20世纪初的“新史学”思潮及其意义
20世纪初的“新史学”思潮及其意义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20世纪初，梁启超发表《新史学》等论著，呼吁“史界革命”，由此引发“新史学”思潮，推动中国史学向近代转型。
梁启超及其《新史学》等论著在这一转型过程中的地位、作用，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一、“史界革命”理念之形成1895年4月，中日甲午战争的战败方清王朝和日本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消息传至北京，上下震动，王朝统治者、各阶层士大夫和朝野学人都深受刺激。
痛定思痛，公认日本以募尔岛国能够走向富强，皆因明治维新收得实效。
于是维新变法运动涌动全国，新闻界、舆论界一马当先，《中外纪闻》(1895，北京)、《时务报》(1896，上海)、国闻报(1897,天津)、《湘报》(1897，湖南)先后创刊出版，强学会、南学会等学会纷纷成立，全国议论时政的风气逐渐形成。
伴随着维新思潮高涨和变法运动的推进，思想文化上也掀起了破旧立新的浪潮，史学界斥责君史、倡导民史的呼声渐次展开。
1896年，康有为编纂《日本书目志》，指出:“吾中国谈史裁最尊，而号称正史、编年史者，皆为一君之史，一国之史，而千万民风化俗尚不详焉。
而谈风俗者则鄙之，与小说等。
岂知谱写民俗，惟纤琐乃详尽，而后知其教化之盛衰，而今天下述而鉴观焉。
史乎!岂为一人及一人所私之一国计哉}”。
梁启超在发表于《时务报》上的《论译书》中指出，中国之史，长于言事，西国之史，长于言政，“言事者之所重，在一朝一姓兴亡之所由，谓之君史。
言政者之所重，在一城一乡教养之所起，谓之民史”。
上述言论表明:对中国传统旧史学极为不满而要求变革，己经成为部分敏锐学者的公开诉求，其产生于国难的激发，与改革政治体制的呼声互为表里，紧密关联。
20世纪第一年(1900)发生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的重大事件，次年签订的《辛丑条约》更是超过中日《马关条约》的屈辱国耻，在思想文化上引发的激荡也更为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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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史学”思想《新史学》是梁启超所撰的一篇长文，它是近代史学家批判传统史学，试图建立新的史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标志。
光绪二十八年，即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著名的长文《新史学》。
《新史学》全文凡6节，其次第是：中国之旧史、史学之界说、历史与人种之关系、论正统、论书法、论纪年。
主要内容1.关于历史撰述的性质和范围作者在两文中都论到史学的“界说”，而历史撰述的性质和范围则是“界说”中居于首要地位的问题。
作者指出：“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
”他说的“历史”，按其意，当是历史撰述，亦即史家撰述中所反映出来的历史。
历史撰述是“叙述进化之现象”，这实际上是指出了“新史学”之历史撰述的性质。
这就是，历史学当以进化论为指导思想，考察和叙述种种进化现象，这就是“新史学”的本质。
作者认为，“历史之真象”即运动规律“如一螺线”。
这里说的“历史”，是指客观历史过程。
他的这个认识，把中国传统史学中的朴素进化观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
但梁启超之言历史进化和历史真象，并未超出康有为所谓据乱、升平、太平与世渐之说，即局限于庸俗进化论的范围。
关于历史撰述的范围，梁启超说：“历史〔撰述〕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
”作者认为，任何事物都有进化的现象，都“属于历史之范围”，但通常历史撰述所记常限于人类，这是因为：“人也者，进化之极则也，其变化千形万状而不穷者也。
”指出了人类进化在“凡百事物”进化中是最为复杂的特点。
这样，梁启超就注意到历史研究有“广义”、“狭义”之分：“言历史之广义，则非包万有而并载之不能完成；至语其狭义，则惟以人类为之界。
”梁启超进而又指出：就“狭义”的历史来说，也不是都可以写入历史撰述的。
他认为：“欲求进化之迹，必于人群”，“人类进化云者，一群之进也，非一人之进也”。
因此，“历史〔撰述〕所最当注意者，惟人群之事，苟其事不关系人群者，虽奇言异行，而必不足入历史〔撰述〕之范围也。
”从中国史学之历史观的发展来看，从尊天命到重人事，是一大进步；从重视个人的作用到重视人群的作用，是又一大进步。
但梁启超强调“人群进化之现象”，并没看重“人群”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分配关系对于这种“进化”的作用。
2.关于历史哲学和史学的社会作用梁启超认为，历史研究的目的，是要寻求一种理性的认识；但是这种理性认识的获得则必须是“客体”和“主体”的结合；而只有获得了这种理性认识，史学才具有了它应有的社会作用。
他在《饮冰室合集》中指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
”所谓“公理公例”，即他说的历史哲学。
梁启超认为，史学是由“客体”和“主体”结合而成的。
所谓客体，“则过去、现在之事实是也”；所谓主体，“则作史、读史者心识中所怀之哲理是也”。
他进而阐述说：“有客观而无主观，则其史有魄无魂，谓之非史焉可也。
历史〔撰述〕与历史哲学虽殊科，要之，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有断然矣。
”梁启超提出历史哲学是为良史的前提，这在史学理论的发展和建设上有重要的意义。
他认为，历史哲学之所以重要，还在于它对从认识“局部之史”到认识“全体之史”、从认识史学本身到认识“史学与他学之关系”，是必不可少的。
而尤为重要的是，还在于它的社会作用，即：“所以必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为理论之美观而已，将以施诸实用焉。
历史〔撰述〕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
吾辈食今日文化之福，是为对于古人已得之权利，而继续此文明、增长此文明、孳殖此文明，又对于后人而不可不尽之义务也。
而史家所以尽此义务之道，即求前此进化之公理公例，而使后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于无疆也。
史乎！史乎！其责任至重，而其成就至难！”这是表明，史学对于文化进化的社会作用，主要不是对于一人一事之经验教训的借鉴，而是从公理公例中得到启示，即“循其理、率其例”而表现出来。
这是“新史学”理论体系的又一个显著特点。
3. 关于“史学与他学之关系”重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也是“新史学”的特点之一。
梁启超认为：“地理学也，地质学也，人种学也，言语学也，群学也，政治学也，宗教学也，法律学也，平准学也（即日本所谓经济学），皆与史学有直接之关系。
其他如哲学范围所属之伦理学、心理学、论理学、文章学及天然科学范围所属之天文学、物质学、化学、生理学，其理论亦常与史学有间接之关系，何一而非主观所当凭藉者！取诸学之公理公例，而参伍钩距之，虽未尽适用，而所得又必多矣。
”他在《中国史叙论》中，讨论了地理学、人种学、年代学、考古学与撰述中国史的关系；在《新史学》中，有“历史与人种之关系”、“论纪年”的专题。
举例说来，他强调“地理与历史，最有密切之关系”，诸多论述，皆源于孟德斯鸠和黑格尔的理论；他论“历史与人种之关系”，则多据康德学说。
他所引进的西方学人的一些认识，即便在当时来看，有的也是不正确的；但从他倡导的“新史学”的方法论来说，在当时却是有积极意义的。
4.关于对“中国之旧史”的批判这是梁启超“新史学”论纲的一个突出的部分。
这个批判，贯穿于二文之中，其势之猛，其辞之烈，前所未有。
他认为中国史学是“发达”的，但他对这种“发达”却持否定态度，认为它不过是“陈陈相因，一丘之貉”。
梁启超具体指出“中国之旧史”有“四蔽”，“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缘此四蔽，复生二病”，一是“能铺叙而不能别裁”，二是“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合此六弊”，又有三“恶果”，即“难读”、“难别择”、“无感触”。
其议论排击，多以西人、西史为据。
梁启超虽也慷慨地把司马迁、杜佑、郑樵、司马光、袁枢、黄宗羲奉为中国史学上的“六君子”，但认为其余史家多碌碌无为，“因人成事”，《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的“家谱”，是“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所有的本纪、列传只是“无数之墓志铭”的“乱堆错落”，“汗牛充栋之史书，皆如蜡人院之偶像”等等，其所否定，可谓淋漓尽致，颇有不容分辩之势。
这在当时提倡西学、批判旧学的思潮之下，提出对“中国之旧史”的批判，为“史界革命”和开创“新史学”开辟道路，在思想观念的转变上对中国史学的近代化过程，具有客观上的积极作用。
但也必须看到，梁启超的这种对“旧史”的批判，在立论上，往往得失参半；在许多结论上，更是误解强于精审，谬误多于正确。
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条。
一条是，这种批判不是建立在冷静的、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因而带有明显的武断和感情色彩。
又一条是，作者错误地认为，在“新史学”和“旧史学”之间绝然存在着一道鸿沟，既无任何联系，却有对立之势，故以彻底否定“中国之旧史”为目的。
指出这一点，并不是苛求于梁启超。
其实，有一个最有说服力的参照者，即章太炎1904年出版的《訄书》重订本。
《訄书》对西学的理解、消化、吸收，对中国史学的剖析、扬弃，反映出更多的理性认识，是梁启超二文所不及的。
总的来看，《新史学》的成就，在倡言史学之“新”的方面，有首开风气的历史作用；而在批判史学之“旧”的方面，虽也提出一些有价值的问题，但尚不能作为一种理性的批判来看待。
对《新史学》中批判意义的分析《新史学》中的批判大部分是政治性的，政治性批判是出于政治目的、针对政治目标、采用政治方式进行的。
《新史学》批判的总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救国，将中国的社会现实与西方相应失误作对比，以加强其论点的鲜明性和尖锐性，更好地完成政治理论建设。
以下逐段分析《新史学》批判的意义。
《新史学》批判的第一个目标是旧史学和旧史家的政治作用。
在第一节，《中国之旧史》中总结旧史学的四病，全都集中在旧史学为政治服务方面，批判古代正史为专制君主的家天下张目，而无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批判旧史学专门记载皇帝、官僚个人的事迹，而不宣传民族的进化；批判就是狭隘的观点造成专制政体日益发达，民风日益腐败；批判旧史学不能激发民族精神等等。
这些批判充分表达了他对为专制制度服务的旧史学的憎恶之情。
《新史学》批判的第二个目标是专制政治体制和政治思想。
因为旧史学是旧政治的工具，他在批判旧史学弊病后又进一步明确揭示旧史学的弊病完全是专制统治带来的，是专制统治赋予了旧史学为之服务的功能。
表明梁启超并不是以批判史学上的正统之辩为主要目的，而首先是批判政治制度和维护这一强权统治的政治理论。
他批判专制统治者利用史学宣传忠君思想来愚民，造成国民素质低下。
《新史学》批判的第三个目标是落后的国民性。
批判旧史学造成国民缺乏爱国心和内在凝聚力，是中国的“民气学风日以腐败”，多次批判国民的“奴隶根性”。
又借大力宣传西方国民的较高素质来反衬中国人的落后、愚昧，表现出对优秀国民性的向往和对落后国民性的憎恶。
不过，这时的批判已经超出了史学的范围。
对《新史学》的误解首先，忽视了《新史学》中的理论核心，即政治理论。
其次，把梁启超对旧政治制度、旧思想文化和落后国民性的批判看作只是对旧史学的史学批判。
近代史学史专家吴泽把梁启超的批判简单的说成是“对封建主义旧史学的批判”，总结梁启超批判的目标一是以帝王为中心的封建正统史观，二是封建旧史学的作用，三是旧史学的编纂方法。
学者白寿彝把《新史学》称作是梁启超“史学思想上的代表作”，说它“激烈地抨击封建史学”。
再次，把《新史学》中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化的史学理论当成是纯学术的史学理论。
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普遍把梁启超主张新史学要研究民族进化，理解为要用进化论来研究历史。
而用进化论研究历史是近代的另一种史学理论，这个理论比梁启超的理论更为抽象。
而他的目的并不是简单地提倡进化论，而是要建立自己的政治化的史学理论。
最后，把《新史学》对当时现实问题的论述误认为只是对旧史学的研究和评价。
把当时政论家的言论当成是旧史家的看法，把梁启超要为一二人呼冤的特殊表述当成了封建史家运用旧书法的结果。
《新史学》的发表标志着中国史学完全结束了‘治乱’史观支配的时代，进入了一个由‘进步史观’笼罩下的新阶段，特别是中国史学从此变成了‘世界史’叙述框架的一个组成部分。
更为关键的是，无论其后出现了多少名目繁多的史学流派如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及各种实证主义史学派，其基本的认知出发点均未完全偏离《新史学》所铺设的‘进化史观’的轨道。
从这一点来说，《新史学》已远远不仅与梁启超个人的名字连在一起，而且已经成为中国近代史学发生根本转型的象征性文献。
而‘新史学’被打上引号后亦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新地标。
“新史学”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它的本身也并不是完美无缺，亦有其历史局限性，但我们更多的应该看到它的积极意义，看到它是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开山之学。
历史能够给人以启迪，那么面对当前中国的史学危机，我们是不是也能够从梁启超的身上得到一些启发呢？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出现的研究梁启超热已经给出了答案。
问题：现今众多学者都无疑只是将《新史学》的历史意义放在“史学”的研究方法及研究理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