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的方法论问题

中国哲学的方法论问题

一、方法论与哲学观

哲学的创造总是伴随着新方法的出现，因此，很多哲学家都很重视方法的问题。但是，方法问题并不是一个独立的问题，有某种哲学，才有某种方法。

古代哲学并没有单独的方法论。古希腊的本体论哲学有本体论方法，怀疑论哲学有怀疑论的方法，即使中世纪的宗教哲学，其“本体论证明”的方法，也是以本体存在为前提的。西方近代哲学发生“认识论转向”之后，主客体的区分已经完全确立，如何认识客体的问题突出起来，于是，才有方法论的出现。逻辑分析便成为重要方法。现代西方哲学发生“语言学的转向”，于是，便有语言分析的方法。从概念分析到逻辑分析，再到语言分析，构成西方哲学最重要的方法论传统。方法论的出现，得益于逻辑的运用。逻辑成为哲学的重要工具。就此而言，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就已经重视工具和方法的问题了。

但是，哲学方法论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问，仍然是近代以后的事。特别是科学独立发展之后，哲学不再是“科学”，有些哲学家就从方法上思考哲学的问题，使之成为指导科学的“方法”。这样，哲学就几乎成了方法论。但是，即使如此，所谓方法论还是围绕认识问题展开的。只有极少数人将哲学方法变成一种纯粹的技巧。

分析方法的根本特点是理性精神。而理性从根本上说是人的理智能力，能赋予事物以普遍形式。理性主义哲学运用概念和逻辑分析的方法进行推理，而经验主义哲学则用实证逻辑，使经验变成逻辑语言可以言说的。当理性的逻辑方法成为哲学的主要方法之后，其他的方法如直觉等等，则被判定为非理性的、神秘主义的。不过，在现代哲学发展中，当“日常语言”进入哲学之后，情况又有新的变化。当代西方哲学对理性主义方法普遍地进行反思和批判，于是又出现了新的方法。如现象学的“本质还原法”，解构主义的“解构法”，解释学的“阐释法”，实用主义的“实验法”，科学哲学中的“证伪法”、

“归纳法”、“历史主义方法”等等，不一而足。其实，这些方法都是随着新的哲学问题的出现而出现、变化而变化的。就是说，方法问题并不是先于哲学观而存在的。不是先有方法，才有哲学，而是先有新的哲学问题的提出，才有解决问题的方法随之而生。某些西方哲学家如伽达默尔，就并不十分强调方法。他认为，解释学首先是“真理”的问题，其次才是“方法”，不能把“方法”置于“真理”之先或之上。这也反映了当代哲学的某种变化。

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主要是想说明，方法问题固然很重要，但是必须同哲学问题即哲学观联系起来，才有意义，也才能得到说明。不是任何哲学与任何方法都能联系起来的。思考中国哲学的方法问题，也不例外。

二、中国现代哲学家的方法论探索及其启示在中国哲学现代化的过程中，涌现出一批哲学家。，这些哲学家自觉不自觉地都谈到方法的问题。这同受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影响不无关系。当时，正是中西哲学相互“碰撞”的时期。但是，由于对中国哲学精神的理解

以及如何现代化的诉求不同，这些哲学家们的哲学观也不同，因而其哲学方法也不同。越是倾向于接受西方哲学观念的人，越是喜欢用西方哲学的方法讲中国哲学，并且强调方法的重要性。越是以中国哲学伪本位的人，越是喜欢用中国哲学的固有方法讲中国哲学，并且不十分强调方法的重要。其结果是，用西方哲学方法讲中国哲学者，确实使中国哲学更具有“现代性”，但是否讲出了中国哲学的精神，则是另一回事。比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便是用实用主义观点和方法讲

中国哲学，而他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则表明他对“科学方法”的重视。胡适确实开了用“科学方法”讲中国哲学的先河，并得到冯友兰的肯定。又如，金岳霖用西方的认识论方法建立了中国的“知识论”，这与其说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不如说是用西方的方法建立了中国的认识论哲学。这是一个很大的贡献，但是很少引起人们的重视，原因就在于它与中国哲学关系不大。而金先生的“论道”，则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将中国哲学的许多范畴串起来，完成了一套推理过程。

不过，金先生清醒地意识到，完全用西方的方法讲中国哲学，总是讲不出中国哲学的“味道”。因此，他又在“比较”中批评了西方哲学，将“道”、“太极”作为最高范畴，讲出其中的价值意义，其目的就在于，回到中国哲学的“人生”问题，不仅要获得知识，而且要“得到情感的满足”。这实在是很深刻的体悟。

用中国哲学方法讲中国哲学者并不是完全

回到传统的讲法，他们要回应西方哲学的挑战，就要运用“比较”和“批评”的方法，一方面吸收西方哲学的某些方法，另一方面使传统的方法富有新意。如梁漱溟就吸收了柏格森的直觉主义方法，与中国的直觉方法结合起来，重视情感的作用，以情感论直觉，并将其说成是“理性”的，从而与西方哲学的“理智”形成明显的对比。梁先生虽然没有从哲学上进行更多的论证，概念上表述得不是很清晰，但是，他对中国哲学精神的把握却是深刻的。又如熊十力，吸收了怀特海的过程哲学的某些方法，运用中国哲学的体用范畴，讲“大化流行”之道，其本体论与

传统哲学确实有所不同，它更具有感性特征和主观进取精神，但它确是从传统哲学直接发展而来的。他对用科学方法讲哲学的批评，是针对胡适等人的。这也是“科玄论战”的继续。但他和梁漱溟一样，并不反对科学。对中国哲学现代化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冯友兰，明确提出“方法”的问题，并且进行了自觉的探索。他基本上是用西方理性主义方法讲中国哲学的，但是，他对理性主义与神秘主义、概念与直觉的关系问题，非常重视，并作为一生中最重要的课题去对待。开始时，他承认哲学的方法是直觉，而直觉并不反对分析。后来，他又认为，直觉只能得到一种“神秘经验”，却不能得到一种哲学，哲学的方法只能是分析的方法。他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建立了“新理学”。但是最后，他终于将二者结合起来，作为哲学的基本方法。这就是“中西互释”或“中西融合”。他预言，未来的哲学将是中国的直觉与西方理性的统一。后者是手段，前者是最终目的。不管他的看法是否能够实现，他是将直觉视为中国哲学的根本方法，而将逻辑分析视为西

方哲学的根本方法，并在自己的体系中试图实现二者的结合。这种做法代表了中国哲学现代化的发展趋势。到现在为止，我们都要求用理性分析的方法，将中国哲学的概念讲清楚，这是一个基本的要求。

港台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牟宗三用“消化康德”的办法讲中国哲学，提出“智的直觉”与“逆觉”的方法，试图回到中国哲学的直觉，但又用西方的理性解释之，将直觉说成是“完全理性”的。他所讲的，实际上是合哲学与宗教而为一的一种“形而上学”的

方法。

应当提出的是，张岱年在三十年代提出“综合创新”的方法，主张将中国古代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的解析方法结合起来，建立中国的新哲学。这一方法在今天比较受关注。但是，如何“综合”与“创新”，则有待于进一步的更具体的探讨。在当今的中国哲学研究中，方法问题又一次受到了关注。学者大都从西方当代哲学中吸取新的方法，探索中国哲学发展之路。其中，汤一介先生等提出“中国的解释学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