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和新乐府运动

白居易和新乐府运动

唐代新乐府运动兴起的原因

大历以来, 形式主义诗风再次抬头。先是大历十才子「歌升平, 咏山水, 赞隐逸」, 后是虚美诗文泛滥成灾, 毫无兴喻规刺。现实主义诗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要求重振自《诗经》、乐府沿续下来而为杜甫集大成的现实主义诗歌传统, 对形式主义的诗风进行反击。

安史之乱后, 唐室内则宦官弄权, 藩镇割据, 外则吐蕃入寇, 河遑尽失, 百姓生活困苦, 使诗人不得不正视现实, 大声疾呼。于是一个以反映群众疾苦、揭露社会黑暗为内容的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运动就勃然兴起。

唐宪宗即位后, 一度中兴, 敉平部分藩镇。于是以「兼济天下」为己任的诗人以诗歌促使统治者振作精神, 恢复治世。

新乐府诗的特点

新乐府诗创始于杜甫, 但「新乐府」一名则是由白居易提出的。它的基本特点有三:

(1)用新题

从建安时代起, 文人乐府也有少数写时事的, 但多借用古题, 反映现实范围既受限制, 题目和内容也不协调。新乐府则自创新题, 所以又名「新题乐府」。

(2)写时事

用新题写时事, 始自杜甫, 但并不是所有新题乐府诗都写时事。新乐府则专门「刺美见事」, 即反映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现实问题。

(3)不入乐

新乐府虽称作「乐府」, 但并不入乐。由于它们的体现了汉乐府反映现实, 讽刺时事的精神, 所以又是真正的乐府诗。

白居易的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诗歌理论主要表现在《与元九书》中, 其诗论可归纳为以下四点:

(1)重视诗歌的政治作用和社会意义

白居易认为一诗歌一方面可帮助帝王感化人心, 治理天下; 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它了解下情, 补察时政。强调诗歌必须负起「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政治使命, 从而达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上下胥悦, 内外文和」的政治目的。又提出「文章为合时而着, 诗歌为合事而作」的口号, 认为诗歌应该「惟歌生民病」、「但伤民病痛」。

(2)阐发了诗歌的特性: 情、语、声、义。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说:「感人心者, 莫先乎情, 莫始乎言, 莫切乎声, 莫

深乎义」, 提出了诗的四要素。「情」与「义」是内容,「言」与「声」是形式。「义」即《诗经》的六义, 主要是指那种「美刺」的精神。因为只有这样的诗才能感人至深, 并感人为善, 从而收到「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效果。

(3)文学应植根于现实生活

白居易认为文学应植根现实生活, 写作必须关心政治。《秦中吟序》说:「贞元、元和之际, 予在长安, 闻见之间, 有足悲者, 因直歌其事。」便是这一理论的实践。

(4)要求形式为内容服务

白居易强调形式必须服从内容, 为内容服务。《新乐府序》说:「其辞质而径, 欲见之者易谕也; 其言直而切, 欲闻之者深诫也。」所以他「不求宫律高, 不务文字奇」, 而力求做到语言的通俗平易, 音节的和谐婉转。

(5)反对脱离现实的作品

白居易重视诗歌的政治作用和社会意义, 彻底否定了六朝以来那些脱离现实的「嘲风雪, 弄花草」的作品; 认为屈原只「得风人之什

二三」, 李白之作「索其风雅比兴, 十无一焉」, 不及杜甫之「尽工尽善」, 甚至认为杜甫为时为事而作的诗还不够多。

白居易诗论的评价

白居易的诗歌理论不无偏激之处, 如他过份强调诗歌直接为政治服务, 而对艺术形式重视不够; 强调内容的「核实」, 而流于自然主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