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族

士族、人物

士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个重要的统治阶层,对魏晋南北朝历史的发展影响巨大。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学者们在以往用经济和阶级为视角研究士族的基础上,又用个案、地域、文化、婚姻等视角对士族进行多角度的研究,对魏晋南北朝士族研究有了进一步发展。

士族。侯旭东《汉魏六朝父系意识的成长与“宗族问题”一一从北朝百姓的聚居状况谈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三集)指出汉魏六朝时期“宗族”尚处在由多系“亲属群”转为“父系继嗣群体”的初始阶段，“父系意识”初步形成，认为中国父系“宗族”自先秦以来存在连续性的假设需要修订，并提示对“宗族”以外的民间组织给予关注。卜宪群《东晋南朝家族的分化与士族的衰落研究一一以琅玡王氏为中心》(《南都学坛》第3期)从琅玡王氏各房支变动的具体状况分析士族的衰落过程，认为士族内部的分化瓦解是侨姓士族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强调士族各族之间，同族不同房支之间，同一房支不同家庭之间升降互有不同，衰落也有早晚之异，不能以郡望统而论之。刘新光《东晋陈郡谢氏江左地域选择述论》(《南京晓庄学院学报》第1期)认为陈郡谢氏在江左家居地和仕宦地的选择，为它的崛起提供了有力的地域支持，而其衰落也与这种地域支持不复存在直接相关。

杨升之《“清”：魏晋士人的社会生活理念》(《许昌学院学报》第4期)注意到魏晋士人“清”的理念，认为魏晋时代特定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是产生这一现象的根源。陆静卿《汉晋之际妇女精神风貌的转变及其与士风的关系》(《甘肃社会科学》第2期)、《谈谈魏晋上层妇女的“达”》(《肇庆学院学报》第4期)指出汉晋之际妇女精神风貌的转变与士风的变化密切相关。张宏慧《魏晋风度与士人服饰》(《许昌学院学报》第6期)指出士人在服饰上的刻意求新是审美思潮的新导向，是魏晋风度在服饰艺术上的体现。

王旭东《门阀士族的婚姻习俗与门阀制度的盛衰》(《中州学刊》第3期)阐述了门阀士族婚姻习俗的演变与门阀制度盛衰之间的关系。金仁义《南朝国婚的门第观和人物观》(《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第4期)指出门阀制度和人物风尚对南朝国婚影响甚大。

人物。朱子彦《试论诸葛亮的从政心理与丞相之路》(《史学集刊》第4期)、《诸葛亮择主与拜相再认识》(《东岳论丛》第5期)、《诸葛亮忠于蜀汉说再认识》(《文史哲》第5期)三文对诸葛亮的传统形象作了逆向思维的研究。王永平《论诸葛恪》(《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认为诸葛恪的家族门第及文化并非典型的儒学世家，他的败亡体现了孙吴政权南北人物之间的斗争，也是孙吴皇族与士人斗争的反映；他的《南朝吴兴武康沈氏之学术文化述略一一沈氏之家风、家学研究之二》(分刊《许昌学院学报》第3、6期)认为吴兴沈氏在武力最盛时成功地向“文化士族”转变，是保持其家族门第长盛不衰的关键。孟繁冶《阮籍不欲子侄“作达”论》(《郑州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阮籍不欲子侄“作达”蕴涵了他祈愿子侄们能避害自全，保存家族实力，维护家族利益的良苦用心。杨合林《陶侃及陶氏家族兴衰与门阀政治之关系》(《史学月刊》第7期)指出陶氏家族的寒门地位并未因陶侃以武功崛起而有根本改变，它的中衰具有某种必然性。雒三桂《陶潜之归隐与东晋南朝门阀政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第3期)认为陶潜的辞官归隐是次等士族在政治上无望进取的无奈之举，也是缺乏政治才能的陶潜的必然归宿。

十年来有关士族门阀制度研究最重要的成果，当推田余庆的《东晋门阀政治》。该书“后论”对门阀士族的个体家族变迁、经济基础与文化面貌，对门阀政治的特征、条件及其暂时性和过渡性，都作了高度的概括。

在这一课题中，对支撑门阀士族政治特权的九品中正制的研究最为深入。胡宝国的《魏晋时代的九品中正制》（《北大学报》１９８７．１）及《东晋南朝时代的九品中正制》（《中国史研究》１９８７．４）分析了九品中正制确立并在魏晋之际为世家大族操纵、梁时复又归属皇权的具体过程。张旭华的《西魏北周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度及其作用》（《北朝研究》１９９１年上半年刊）、《试论北魏的九流三清与官职清浊》（《郑州大学学报》１９９４．１）批评了西魏北周已无中正制度或中正制不复起作用的看法，考察了孝文帝制定的专任士族并区分清浊流品等级的官制。罗新本的《郡国大中正考》（《西南民院学报》１９９４．１）揭示出九品中正制中不曾引起注意的郡国大中正这一环节。陈长琦的《魏晋南北朝的资品与官品》（《历史研究》１９９０．６）主张以“资品”的概念代替内含不确定的“中正的品第”

或“乡品”的提法，并对资品与官品的对应关系进行了讨论。

研究者也注意到九品中正制并不是魏晋南北朝选举制度的全部内容，汪征鲁的《略论“九品中正制”在两晋选官实践中的地位与作用》（《学术月刊》１９８５．１）首揭此点。陈琳国在《两晋九品中正与选官制度》（《历史研究》１９８７．３）中考察了两晋吏部铨选和公府辟召、州刺史辟召和举秀才、郡太守辟召及察孝廉三个选官形式，并认为它们对应着高级士族与中、低级士族三个阶层。罗新本的《两晋南朝的秀才、孝廉察举》（《历史研究》１９８７．５）将两晋南朝仕进途经分为无须考试履职而“直接入仕”及秀、孝察举两种途径，并探讨了与之相应的具体制度。关于这一时期秀才、孝廉察举制度的内容及其在各阶层中分布情况，最详尽的研究则属阎步克的《察举制度变迁史稿》（辽宁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5楼

对门阀士族进行家族个案研究和分区域研究是十年来较突出的研究形式。个案研究较重要的论文有叶妙娜的《东晋南朝侨姓士族之婚媾：陈郡谢氏个案研究》（《历史研究》１９８６．３）、刘静夫的《颍川荀氏研究》（《南充师院学报》１９８７．３）及《京兆杜氏研究》、（《许昌师专学报》１９９３．２）、谢文学的《颍川长社钟氏家族研究》（《许昌师专学报》１９９１．２）、高诗敏的《北朝赵郡李氏的起家与仕宦》（《北朝研究》１９９１年下半年刊）、施光明的《西州大姓敦煌宋氏研究》（《魏晋南北朝史论文集》，齐鲁书社１９９１年版）、程裕祯的《河东裴氏论略》（《山西师大学报》１９９４．２）。卜宪群的《琅琊王氏政治地位研究》（《安徽师大学报》１９８８．１）及何德章的《读〈南齐书·王融传〉论南朝时期的琅琊王氏》（《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１３期）分别从不同角度对这一东晋南朝第一流高门进行了论述。分区域考察门阀士族的论文亦时有刊出。

较全面反映北朝胡汉士族兴衰过程的有刘驰的三篇论文：《北朝胡人士族形成的原因及其影响》（《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报》１９８５．３）、《从崔、卢二氏婚姻的缔结看胡汉士族地位的变化》（《中国史研究》１９８７．２）及《北魏末年的战乱与士族旁支的兴起》（《魏晋南北朝史论文集》，齐鲁书社１９９１年版）。黄惠贤、聂早英的《〈魏书·官氏志〉载太和三令初探》（《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１１期）则讨论了孝文帝门阀制度得以确立的三个法令的内容与相互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