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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创刊五周年随笔

视力极度衰退，有些情况是以前没有料到的。比如参加什么集会，在入场和散会的时候，常恐得罪了朋友，怪我对人没有礼貌，见了面理也不理。又如邮递员送来了印刷品一大堆，我连看清楚书名刊名都相当困难，可是寄赠这些印刷品的朋友或单位都希望我仔细阅览是可想而知的，其时的负疚心情也很不好受。重配眼镜吧，眼科大夫和眼镜铺的验光技师都说不必了，没有更适合的眼镜片了。放大镜也无济于事，除了自己买的两个，还有好心的朋友赠送的八九个，产地各异，装置的形式和精粗各异，放大都不过两三倍，都不能与眼镜相辅相成，使我看清楚仿宋体字模排版的讲稿和文件，书刊日报当然不必说了。眼镜放大镜不济事，却还得对付着用，尽力使劲辨认，仿宋体的讲稿之类总算还看得清。可是看了两三页就不成了，尽管使劲，纸面一片模糊，勉力究竟是有限度的。会落到这样地步，以前哪里料得到。

如今我知道新闻时事光靠中央台的早晚两次联播节目。听力衰退不亚于视力，好在收音机就在书桌上。午餐晚餐是全家人聚集的时间，我就说收到的报刊上有什么论文或记载，简要地说给我听听，或者问本月份的某杂志来了没有。杂志非常多，名称也记不清，我挂念的不过三四种，《读书》是其中之一。如果回答说某杂志昨天来了，我就叫孙辈抽空把目录念给我听，好从其中选听几篇。单说《读书》，每期总要听它三四篇或五六篇，从而感到欣慰，一则受到了不少教益，二则总算没有跟知识界出版界完全隔绝。

听孙辈念书刊有两年光景了，他们读音和语调还不差，听下去挺顺当。可是，文章中如果引用几句古文辞，或者大段地引用，我听着疙瘩就多了。常常要问“某字之下是什么字？”“这个字怎么写？”待问明白了，大段的再听一遍，我才说“念下去”。我提到这一点并不是反对文章中引用古文辞，必须引用的当然要引用。我只是要表明，我虽然学过古文辞，还没达到一听全懂的程度，这是近来经过现场考验才知道的。书面语和口头语同源而不尽同，原是人所共知。或许那些古文辞本来只供“目治”，不准备叫人听的，也未可知。“《谐》之言曰：‘鹏之徒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庄子当时的老乡未必听得清吧。“曰：‘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人。’曰：‘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众。’”孟子当时的老乡未必听得清吧。好在庄孟二位的书本来不是为他们的老乡写的。

除了选听几种杂志的文章，最近几个月内我还听两册书，陈原同志的《社会语言学》，吕叔湘先生的《语文论集》，前者已经听了五分之三，后者还没听到四分之一。孙辈的空闲时间有限，我只能耐着性子慢慢听。我不想学时髦，投票选举这两册为一九八三年最佳书，可是我认为这两册是值得《读书》编辑部特约适当的作者撰写评介的书。陶渊明说“奇文共欣赏”，我说，好书要让爱好这一类书的人不至于错过，原是《读书》出版宗旨之一。沈从文先生积年累月，废寝忘食，在那里研究古代的服装和织品，我早已知道了，他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已经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却是《读书》刊载了黄裳同志的介绍文章才知道的。不久我就托人找到这精印的巨册，文字不能看，叫孙辈念太费事，收入的各种图片看了两遍，虽然不能看清楚细部，却自以为得到了不少历史知识和艺术享受。

《读书》编辑部嘱我作文纪念创刊五周年，我信笔写成这一篇，不甚切题，非常惭愧。

一九八四年一月五日写完

(本文叶圣陶像，丁聪画)

叶圣陶/丁聪

我的“仓库”

我第二次住院治疗，每天午睡不到一小时，就下床坐在小沙发上，等候护士同志两点钟来量体温。我坐着，一动也不动，但并没有打瞌睡。我的脑子不肯休息。它在回忆我过去读过的一些书，一些作品，好象它想在我的记忆力完全衰退之前，保留下一点美好的东西。

我大概不曾记错吧。苏联作家爱伦堡在一篇演说中提到这样一件事情，卫国战争期间，列宁格勒长期被德军包围的时候，一个少女在日记中写着：“某某夜，《安娜·卡列尼娜》”一类的句子。没有电，没有烛，整个城市实行灯火管制，她不可能读书，她在黑暗里静坐回忆书中的情节。托尔斯泰的小说帮助她度过了那些恐怖的黑夜。

我现在跟疾病作斗争，也从各种各样的作品得到鼓励。人们在人生道路上的探索、追求使我更加热爱生活。好的作品把我的思想引到高的境界；艺术的魅力使我精神振奋；书中人物的命运让我在现实生活中见到未来的闪光。人们相爱，人们欢乐，人们受苦，人们挣扎，……平凡的人物，日常的生活，纯真的感情，高尚的情操，激发了我的爱，我的同情。即使我把自己关在病房里，我的心也会跟着书中人周游世界，经历生活。即使在病中我没有精力阅读新的作品，过去精神财富的积累也够我这有限余生的消耗。一直到死，人都需要光和热。

人们常说：“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有深的体会，我的心灵就是文学作品塑造出来的。当然不是一部作品，而是许多部作品，许多部内容不同的作品。而且我也不是“全盘接受”，我只是“各取所需”。最近坐在小沙发上我回忆了狄更斯的小说《双城记》。

我最后一次读完《双城记》是一九二七年二月中旬在法国邮船“昂热号”上。第二天一早邮船就要在马赛靠岸，我却拿着书丢不开，一直读到深夜。尽管关于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我和小说作者有不同的看法，尽管书中主要人物怀才不遇的卡尔顿是现实生活中所没有的，但是几十年来那个为了别人幸福自愿献出生命从容地走上断头台的英国人一直在我的脑子里“徘徊”，我忘不了他，就象我忘不了一位知己朋友。他还是我的许多老师中的一位。他以身作则，教我懂得一个人怎样使自己的生命开花。在我遭遇恶运的时候他给了我支持下去的勇气

我好久不写日记了。倘使在病房中写日记，我就会写下“某某日《双城记》”这样的句子。我这里没有书，当然不是阅读，我也在回忆。我的日记里可能还有“某某日《战争与和平》”、“某某日《水浒》”等等。安德列公爵受了伤躺在战场上仰望高高的天空；林冲挑着葫芦踏雪回到草料场……许多人物的命运都加强了我那个坚定不移的信仰：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给与；不在于接受，不在于获取。这是许多人所想象不到的，这是许多人所不能理解的。“文革”期间要是造反派允许我写日记，允许我照自己的意思写日记，我的日记中一定写满了书名。人们会奇怪：我的书房给贴上封条、加上锁、封闭了十年，我从哪里找到那些书阅读？他们忘记了人的脑子里有一个大仓库，里面储存着别人拿不走的东西。只有忠实的读者才懂得文学作品的力量和作用。这力量，这作用，连作家自己也不一定清楚。

托尔斯泰的三大长篇被公认为十九世纪世界文学的高峰，老人自己在晚年却否定了它们。高尔基说得好：“我不记得有过什么大艺术家会象他这样相信艺术(这是人类最美丽的成就)是一种罪恶。”可是我知道从来没有人根据作家的意见把它们全部毁掉。甚至托尔斯泰本人，倘使他复活，他也不能从我的“仓库”里拿走他的任何一部作品。

(本文巴金像，丁聪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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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丁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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