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英案的法律分析

关于吴英案的法律分析：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民间借贷已经成为民营企业习以为常的筹资方法。然民间融资的发展与现代金融体系却产生了激烈的冲突。但是纵观中国金融体系，银行完全满足不了民营企业的融资需求，这是民间借贷就跳上了历史的舞台，在其大兴风雨之时吴英案的爆发令我们看到了冰山一角。然真正的中国民营经济却依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但是纵观吴英案我们却能发现民间借贷融资的内部结构和法律事实。在这么多天的调查和研究中我总结了几条关于吴英案的法律问题：

第一，吴英案是否构成集资诈骗罪?

虽然法院对自己的判决颇具信心。然而，仔细检索相关条文，吴英案判决的法律依据是否存在，却颇有疑问。根据《刑法》第192 条,所谓集资诈骗，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行为。据此，集资诈骗罪有四个基本构成要件，第一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第二是使用诈骗方法；第三是非法集资；第四是数额较大。其中，第四个要件则根据集资的金额以及未能归还的金额确定，争议较少。争议的焦点是其余三个要件。

在这三个要件中，“非法集资”要件涉及资金来源的规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涉及资金去向的规制，而“使用诈骗方法”要件则涉及取得资金方法的规制

（一）吴英的集资行为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本要件历来是学界争论的焦点。有人甚至主张，鉴于本要件的模糊性，不如直接取消本要件。②核心的问题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主观目的，因而无法通过直接观察认定，而只能通过间接的客观证据来推定。既然是推定，推定的依据以及推定的准确性，就必然成为争论的焦点。我们可以检讨一下现有法规对推定依据的确定方法，然后再探讨吴英的集资行为是否构成本要件。

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法发［1996］32 号）中，最高院列举了四种情形，认为可构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1）携带集资款逃跑的；

（2）挥霍集资款，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

（3）使用集资款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致使集资款无法返的；

（4）具有其他欺诈行为，拒不返还集资款，或者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

很明显，最高院法发［1996］32 号文所确定的四种推断依据，存在不少问题，有可能导致错误的推断。例如，第一种情形，“携带集资款潜逃的”，对于携带的金额、潜逃的具体情形，都没有具体的规定。在中国，携款潜逃的情形差异甚大，有的是取得集资款后马上潜逃，有的是发现无力还债后潜逃，有的是将全部集资款携带潜逃，有的是携带部分款项潜逃。如果这些不同情形一体对待，显然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妥当的。第二种情形，也

存在同样的问题，即挥霍金额与无法返还的金额可能并不对等，因而，挥霍与无法返还的关系，就未必全部存在因果关系。在吴英案中，法院认为吴英存在挥霍，就算这种认定成立，其挥霍金额也仅为5300 万，③与集资全部金额以及未还金额间相差巨大。因此，用5300 万的挥霍去认定全部存在“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必然是有问题的。第三种情形，实际上是用一种结果来代替推断。换言之，一旦使用集资款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并导致集资款不能返还，就直接认定为存在“非法占有的主观目的”。相对于其他情形，根据结果来认定必然导致认定范围的扩张。这是因为，客观上不能归还，而主观上不存在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用客观上不能归还来取代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实际上是利用法律解释权扩大了刑法的管制范围。通过这种扩张，同一行为将构成数罪，从而产生数罪并罚的问题。例如，利用集资款经营赌场，即同时构成了集资诈骗罪和开设赌场罪。至于第四种情形，又将“非法占有目的”要件与“欺诈”要件混为一谈。如果债务人有返还能力，又“拒不返还集资款”，实际上即通过拒绝还款直接表明了“非法占有的目的”，因而无需重复规定“具有其他欺诈行为”。要求“具有其他欺诈行为”，反而是不当地减缓了集资诈骗嫌疑人的责任。如果根据存在“其他欺诈行为，导致集资款无法返还”，就直接认定为存在非法占有目的，又等于通过欺诈要件否定了“非法占有要件”存在的必要性。

若干年之后，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审理金融

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法［2001］8 号）中，最高人民法院列举了七种情形，认为可以构成“非法占有为目的”：（1）明知没有归还能力而大量骗取资金的；

（2）非法获取资金后逃跑的；

（3）肆意挥霍骗取资金的；

（4）使用骗取的资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

（5）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以逃避返还资金的；

（6）隐匿、销毁账目，或者搞假破产、假倒闭，以逃避返还资金的；

（7）其他非法占有资金、拒不返还的行为。但是，在处理具体案件的时候，对于有证据证明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不能单纯以财产不能归还就按金融诈骗罪处罚。

在上述七种情形中，有些表述比1996 年的表述更为精确，例如第二种情形，“非法获取资金后逃跑的”，即能表明集资人获取资金即潜逃，从而能表明其无意再履行自己的清偿义务。而第三种情形，“肆意挥霍骗取资金的”，“肆意”两字，颇值赞赏。第五、六项为新加项，同样可以很好地体现立法原意。第七项的表述，也比1996 年的表述高明得多。然而，对于第四项，存在的问题仍然与1996 年的表述相同，而新加的第一项，则存在明显的问题。“明知没有归还能力”，本质上仍然要求对集资诈骗嫌疑人是否存在“明知”进行推定。换言之，本项用“明知”的推定来取代“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推定，但证明“明知没有归还

能力”，并不比证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更为容易。正如吴英案所显示的，在实际操作中，“明知没有归还能力”的证明，将演变为以实际是否归还作为认定根据，导致客观归罪。其结果是，因为侥幸心理而借款的情形，都将被认定是诈骗罪。例如，借款去买股票，寄希望于股票价格翻番来归还欠款，结果因为熊市而血本无归，将被认为是诈骗罪。因此，本项同样构成刑法规制范围的不合理的扩张。

从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要合理界定推定“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依据，是相当困难的。而根据有效的推定依据对实际个案进行认定，则存在着更多的问题。在吴英案中，公诉人所依赖的法律根据，是纪要中的两项，即第一项“明知没有归还能力而大量骗取资金”和第三项“肆意挥霍骗取资金”。两项的认定，均存在问题。

1. 吴英的集资行为是否构成“明知没有归还能力而大量骗取资金”？对吴英是否明知自己没有归还能力而集资，公诉机关主要依赖于吴英给予的高利率。当利率最高甚至达到年利率400%时，一般人都会认为，这是不可持续的。据此，公诉机关和法院均认为，吴英明知自己客观上无法偿还高利率承诺的债务，因此，吴英的集资行为构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然而，因为此种融资模式不可持续而直接认定其构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就属于一种客观归罪，因为，一种不可持续的融资模式，必然导致部分款项不能归还，因款项不能归还而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