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与义

2、古仁人志士无不以“修、齐、平、治”为其远大志向，并履践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请找出若干事例，并阐释一下你个人对“义、利”关系问题的看法

天平的倾斜

作为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为人们设计一条完美的人生轨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尽管纵观历史，真正践行四者的人寥寥无几，但是那至少是古代仁人志士的伟大志向和为人处事的原则。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一直被古人当做人生的至上目标。于是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有了一大文化景观—“士”与“士文化”，古代的“士”是指介于大夫与庶民之间的阶层，从古到今，士的社会特征就是不当官，不掌权，然而他们却时刻践行着成仁取义的人生信仰，在历史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提及“士文化”，不得不说有名的战国四公子，是时魏有信陵、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他们礼贤下士，广招宾客，以扩大自己的势力，养“士”之风盛。还记得那一史记名篇《信陵君窃符救赵》，侯赢虽为引车卖浆之流，却因其智谋忠义成为信陵君座上课。再向公子举荐提出朱亥并提出退秦救赵之计之后，“公子过谢侯生。侯生曰：‘臣宜从，老不能。请数公子行日，以至晋鄙军之日，北乡自刭，以送公子。’公子遂行。”每每读及此处，心中总会为之一动，这或许就是古代士者的所作所为吧，知恩图报，舍生取义。

读及史记，历历在目的还有那些以生命书写历史的刺客们，。”《刺客列传》结尾曰：“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让太史公念念不忘的正是一个“义”字，无论这“义”是谁发明的，无论这“义”的结局如何，只要目的明确，就是政治正确，因其大义凛然、义无所顾、至死不渝，所以值得推许。可见他所看重的还是刺客的“精神魅力”，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刺客的职业精神便是勇于抛头颅洒热血敢于肝脑涂地，如此，便可慷慨赴死，功德圆满。古代刺客就是这样用冷兵器和生命写出了他们的英雄史，真正践行着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人生取向。

尽管士在经济上处于附庸地位，却极自尊，古有不吃嗟来之食及不为五斗米折腰者；文士爱名节，重义轻利，孔子过盗泉渴而不饮，孟子喻义不言利；武士以“重然诺，轻生死”为业道，后来被大和民族窃去；他们尊崇的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他们向往立功、立德、立言而作不朽之人；他们爱国，以国为家，倡导“天下为公”；“士为知己者死”，人以国士待我，我必以国士报之，他们能“杀身成仁，舍身取义”，能以身许国，毁家纾难；他们的信条是“大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败，论

万世不论一。

不可否认的是，士作为一个特殊的阶层，也是为利益而生，为利益而战，马克思与恩格斯早就声明，人是重利益的，人从动物进化而来，身上必定还残存着兽性，于是我们总是看到如是的字眼知恩图报，为知己者死，毫无疑问，他们大都是受人恩在先，大义报恩在后。但是，阅遍史书，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利”与“义”的天平上，古人明显是偏向了后者。中华民族本身是一个英雄气节很浓厚的民族，尽管背信弃义，见利忘义的人在历史上也确然存在，基本在每个朝代，总是有那么几个名字映入我们的眼帘，秦的赵高，汉的董卓，唐的杨国忠，宋的秦桧，民国的汪精卫，这些响当当的位高权重之人因为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痕迹，然而终因其因利弃义被永远的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利”与“义“向来被当做一组对立的事物拿来谈论，实则是我们见惯了太多两者不和谐的场景，于是褒有舍生取义，贬有见利忘义。而且在古代，似乎是前者占据主流，而在如今，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中，天平似乎发生了倾斜，因利忘义者层出不穷，食品药品安全问题，官员贪污腐败问题，屡屡刺痛公众脆弱的神经。于是人们开始怀念那些简单却纯洁的时代，人虽重利，却未曾轻义。尽管做到利义的和谐统一确实非易事，但是两者也不应该是水火不容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盗亦有道”诸如此类的道理从小便被灌输到我们的脑中，只是我们有时因为走得太远，而忘了自己为什么出发。在经济全球化，生活节奏如此之快的今天，我们很难像古人那样生活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地域内。由于社会的进步，即使今天的平常人每天也会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久而久之，大家都会变得更加实际，实用主义盛行。在利与义的关系面前，难免会重前轻后。我只能说，人是有惯性的动物，习惯是个可怕的东西，第一次往往很重要，如果第一次在利与义面前，我们便倾向了前者，那么以后极有可能去重复以前的轨迹，因此，在处理两者关系时，从开始就要有坚定的信念。

尽管人是实际的动物，但就人性而言，我只是悲观，但从不绝望，我相信，文化与观念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东西，既然我们的先人认为我们留下如此优良的传统，我们需要做的只是在物质化的今天，继续遵循先人的轨迹，一旦心有贪念，可以拿一些东西来激励自己，今人亦有许多楷模，譬如孔繁森，马祖光。只有在净化了心灵之后，在利与义面前，我们才能做出无愧后人的选择，希望天平恢复以往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