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可辨认的文字—高庙文化探秘

高庙遗址位于湖南洪江市安江镇东北约5公里的岔头乡岩里村，地处沅水北岸的一级台地上，分布面积约3万平方米，为一贝丘遗址。

通过大面积发掘，在揭示了高庙文化晚期的一处大型祭祀场所，出土了中国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装饰有凤鸟、兽面和八角星象等神像图案的陶器(距今约7800年左右)，出土了中国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白陶制品，在高庙上层遗存中出土了部落首领级的夫妻并穴墓和四人合葬墓等重要遗迹。

发现了为建立本区域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的关键性遗存。

除此之外让人更惊奇的发现是，高庙文化遗址中出土了一具距今约7400多年的女性人体骨架。

湖南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室主任、研究员贺刚介绍，这具骨架保存完好，呈"侧身屈肢"姿势，右手托着右腮、下巴，左手自然地夹在向后弯曲的两腿之间。

骨架的盆骨较大，骨骼纤细，牙齿磨损较大，因此可初步断定该骨架系成年女性。

骨架的长度是153厘米，专家估计此人生前的身高应该在160厘米左右。

高庙下层遗存出土的祭祀场所不仅年代早、规模大、且可明确判别其作为祭祀场所的诸多设施，为我国现知同期史前遗存中所罕见。

它生动地再现了当时居民祭仪活动的真实状况。

它面对河流并呈南北中轴线布局，对后来祭坛的布局和结构产生了先导性的影响，对追溯我国宗教祭仪活动的起源和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高庙遗址的发掘和发现．填补了湘西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区域考古学文化的空白，为建立本区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谱系与年代序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发现，既揭示了它与本区域旧石器时代中晚
期文化的渊源关系，又反映了它与洞庭湖区以及岭南珠江流域新石器时代同期文化间的交互扩张和影响。

下面是对高庙文化的探密。

中国宗教文化的摇篮
——高庙文化探秘之一
宗教是人类进化过程式中的特有现象，是人脑智力升华和社会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

英国著名的人类文化学家泰勒认为宗教起源于“万物有灵”。

原始人对睡眠、出神、疾病、死亡、梦幻等生理心理现象的朦胧认知，推论出肉体之外的灵魂观念，然后把灵魂观念应用于万物就产生了宗教意识：应用于自然物象，便拟人化产生对自然物象神灵的崇拜；应用于死去的祖先，便产生对祖先神灵的崇拜。

在本系列文章之一中,我们提到的殉葬现象就便是一种宗教文化的反应。

世界人类文化和民俗学研究表明，人类在原始社会中晚期已有宗教意识的萌芽，但要真正形成宗教文化特别是稳定的祭祀活动却要有一定的经济文化基础和社会组织机制。

因此宗教文化的形成也是体现人类文明进程的一个重要标志。

从过去的考古资料得知，在6000年前的陕西半坡仰韶文化中发现埋葬儿童瓮棺底部留有小孔，意欲死者灵魂逃出；在5000年前的山东大汶口文化的许多墓葬中发现有猪骨头随葬，意欲死者在阴间受用……笔者认为，从这里直至夏代还处于宗教的形成和发展阶段，到了殷商（公元前16世纪以后）才真正进入宗教意识浓厚的时代。

殷人已经建立起
了较为完备的神学体系，最重要的活动就是祭祀典礼，崇拜天帝，祭祀祖先，求神问卜，希望借助神灵的伟力来消除各种自然或人为灾害以及乞求神灵赐予福祉。

从文献资料及前人的研究成果得知，殷人为了显示对神灵的虔诚，常把奴隶、战俘甚至自己的儿女杀死作为祭品，称之为“人祭”。

不管东方还是西方，历史上都出现过“殘酷文明”。

高庙发掘让考古专家惊奇，在距今7000年左右的文化堆积层中发现包括“人祭”的大型祭祀场。

贺刚教授发表在《中国考古网》的文章介绍：祭祀场所分布在遗址北区顶部的第８层面上，整个面积约1000平方米，由３部分组成：正面有由４个主柱洞组成两两对称的“双阙”式建筑“司仪（主祭）场”；南面有39个排列有序的“祭祀坑”；西侧有“两室一厅”结构面积宽达40平米的“会客议事馆”并附设有窖穴式的“仓库”。

“祭祀坑”有“人祭坑”和“牲祭坑”，在“人祭坑”内有人体骨架, 两具遗骸头部均有被利器猛烈击打的迹象,这是拿活人做祭品的有力证据。

完整的资料生动反映了当时宗教礼仪的真实状况，贺刚认为高庙当时很可能是一个区域性的宗教中心。

规模如此之大、规格如此之高、年代如此之久的祭祀场所的发现，这在我国考古史上是空前的，它把中国宗教文明史向前推进了3000年。

在一些散零的新闻报道中，我们还注意到“高庙文化”早期遗址发掘出大量与宗教祭祀、巫术有关的"艺术神器"。

有一个年代为7400年前白色陶罐，陶罐的颈部和肩部，戳印着两只飞翔的神鸟凤凰，一只是正面的，一只是侧面回首的，姿态雄健，活灵活现。

它们具有神话传说中凤凰的鲜明特征：有冠，有非常长的啄，长颈，有漂亮的长尾，
两凤鸟伸颈昂首相望，拥戴着太阳，形象地反映了原始农业发明以后先民对知时鸟和照耀万物的太阳的崇拜。

类似于龙凤的神性动物图案，以前的考古发现都停留在6000年前左右，据认为逝江河姆渡遗址中发现的最早“凤鸟图”也只有6400年，而且还不及高庙“双凤朝阳”图案精美。

在2005年的发掘中又挖出距今7800年前的以凤鸟、獠牙兽（有“龙”的象义）、太阳为题材的饰纹陶片。

笔者现场看，到其中的部分陶片上图案还涂有朱红或黑色的矿物颜料。

参照大型祭祀场所的发现，可确认这些饰有上述图像的陶器都具有祭祀的性质。

高庙文化已具有浓郁宗教色彩。

上百件考古的实物证据表明，沅水流域是孕育中国宗教文化的摇篮。

中国最早可辩认的文字
——高庙文化探秘之二
国际学术界评价人类步入文明时代有三大“门坎”：文字的发明使用、城市的产生和金属工具的运用；其中文字发明居三大标准的首位。

古埃及和西亚古巴比伦基本定型的象形文字和苏美尔基本定型楔形文字的出现都在距今5000年前。

传统观点，中国成熟的象形文字形成距今3500年左右，即十九世纪末在河南殷虚遗址中发现的“甲骨文”；再早也只能算距今4000年左右的古陶文。

因此国外许多学者不承认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

最新的研究动态：中原地区在6000多年前的半坡仰韶遗址陶器上发现几十个“Ⅰ”、“Ⅱ”、“ⅴ”、“↙”、“Ο”、“∏”、“△”、“〗”、“〥”
等刻画符号，古文字界认为是中国文字的先驱。

随后类似的符号在陕西临潼姜寨仰韶文化遗址、辽西红山文化遗址、甘肃临洮马家窑文化遗址、长江两岸的大溪口文化遗址、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山东龙山文化遗址、河南龙山文化遗址、山西陶寺文化遗址等都有发现、但都没有超过6000年。

另据报道，考古人员距今6000—6500年甘肃大地湾二期文化遗址中也发现一些神秘符号，并说是中国最早的可能有文字意义的符号。

出人意料的是，据贺刚介绍在高庙上层文化和高庙文化中都发现一些神秘符号。

笔者在观摩高庙遗址出土距今7000—7500年的一些陶片上发现有“火”、“⊙”、“井”、“圭”、“▽”等符号，其中“⊙”与甲骨文的“日”字一模一样。

这些符号比甘肃大地湾遗址的文字符号往前推了上千年。

高庙早期文化多次出现太阳崇拜图案，笔者认为“⊙”就是太阳的取代符号，是“日”的象形字。

林河先生是研究高庙文化有成就的学者，他发现一个石雕人面上有“”、“”、“”三个符号笔划苍劲有力且连在一起，应该是一组成熟的表意文字，初步认作“月（神）干母”三个字。

但随后他又自我怀疑，于是他当面将这个“任务”交给了笔者。

新华社消息称，贵州水族有一种“水书”很古老，并说有几位“水书”老先生，破译了夏虚遗址考古发现的24个神秘符号。

2006年5月笔者访拜了参与破译夏虚符号的两位水书先生：一位是荔波县甲良镇金华村中寨组现年55岁的潘宠宪先生，一位是荔波县甲良镇甲新村66岁的潘玉山先生。

笔者将“”、“”、“”三个字写在笔记本上，不说明来历，分别让两先生辩认。

两先生辩认的结果一
至：“”是“卯”字，代表十二生肖中的“兔”字；“”是“午”字，代表十二生肖中的“马”字；“”是“申”字，代表十二生肖中的“猴”字。

笔者认为，两位先生的解读是正确的；十二生肖是古人用来表示时间的，“”三字刻在一个人头像上，很可能是该“人”的出生年月日或死忌年月日即“卯年午月申日”；且据今人研究湘西苗族有上万年的古历法。

如果笔者的研究得到古文字界的认可，那么这应该是到目前为上所发现的中国最早有成熟的文字证据。

关于文字的起源，过去有“苍颉造字”、“结绳记事”、“劳动产生文字”等说法，都不是很有说服力。

才去世不久的著名美籍华人、美国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教授张光直在他的《美术、神话与祭祀》一书中提出：“中国文字至少有一部分是从族徽（赋予亲族政治和宗教权力的符号）演变而来”；发明和首先掌握文字的不是一般人而是一些“卜官”、“巫觋”、氏族宗教首领和君主，文字产生首先是为宗教政治服务的。

他以殷墟18号墓铜器上的族徽、西周的铜鼎上的鼎文、史前陶器符号和大量商代家族、宗族、氏族标记佐证了这一点。

例如“商”字，上面的“▽”代表代表商族图腾玄鸟的头，下面代表商族首领住的房子。

张先生的观点对高庙文字的产生给予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高庙人最早进入阶级社会，高庙文化中有大型祭祀场，有高规作格的祭祀活动，必然有政治宗教领袖性质组织者。

根据林河先生研究，高庙早期文化陶器上的美女头象是高庙人的首领头象、以太阳为中心的凤鸟怪兽图案是就是高庙氏族图徵，他认为高庙氏族就是神农氏族所以称之为“神农氏图徵”。

这些，为高庙文字产生提供了社会物质条
件。

我们说高庙文化已有成熟的文字，这引出一个问题：从高庙文化及高庙上层文化遗存的年代下限（距今5500年左右），到中原“甲骨文”的出现存在一千多年的时间“断层”。

这个问题我们同样可以用张光直先生文字起源论作出解释。

河南安阳发现甲骨文，是因为商代都城在安阳，所发现文字大多是商代朝庭档案，同时期其他地方发现定型文字极少，这说明到奴隶社会鼎盛期中国文字还局限在少数政治、宗教精英手中没有扩散。

史料明确记载夏代已有文字，但始建于4000年前的夏王朝国都遗址至今还没有找到。

中国文字的形成和发展伴随着政治宗教中心迁徙有其独立的继承发展脉络，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我们相信这一千多年的“断层”是会衔接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