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文化之争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东西方文化之争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选择

胡正豪

）

200083）

（上海外国语大学社科部200083

论文摘要：本文通过对20世纪头20年间发生在中国思想界的三次“关于东西方文化”论战文本的梳理，可以发现每一次东西方文化的争论，都导致这样的结果，即分别秉承着类似于近代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立场的论战双方，最终“殊途同归”地共同选择社会主义作为实现自己诉求和目标的一面旗帜。从中我们可以窥见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并传播社会主义的心路历程，并进一步揭示这种“镶嵌”在20世纪初中国近代经济、政治和其他历史过程中的文化心理冲突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独占鳌头的真实作用。

关键词：东西方文化之争、社会主义的选择、中国思想界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文化有史以来第一次遭到了比自己更强势的欧美文化的冲击。先进的中国人在发现中国传统文化难以挽救民族危机之时，纷纷把目光转向欧美文化，希望从欧美文化中寻找到救国救民的灵丹妙药。但是进入20世纪以后，先进中国人的思想发生了分歧。其中一部分人坚持继续效法欧美，主张追随西方文化，而另一部分人则反对醉心“欧化”，主张弘扬东方文化。于是20世界最初的20多年间，在中国思想界曾经先后发生“国粹与欧化”、“本土与西洋”、“农国与工国”等三次紧紧围绕着东西方文化优劣的争论。在三次东西方文化论战中，论战双方虽然分别揭橥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的旗帜，但是他们实际上所使用的话语已受到近现代意识形态的熏陶，他们所追求的价值都不过是中国现代化发展诉求的曲折反映；论战双方虽然分别秉承着类似于近代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立场，但是他们实际上最终“殊途同归”地共同选择社会主义作为实现自己诉求和目标的一面旗帜。考察和研究20世纪初年中国思想界发生的三次“东西方文化之争”，将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现代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的文化根源以及镶嵌在其中的政治、经济等社会—历史总体根源。

一、第一次“东西方文化之争”：保存国粹的社会主义

西方列强的入侵，使中国人直观地意识到世界上有一种与中华固有文明截然不同的文化形态。从魏源发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洪秀全建立“拜上帝会”，从曾国藩、李鸿章创办广方言馆、译书局到王韬、冯桂芬主张“采西学、制洋器、师西法”，从康有为、梁启超“大讲西学、尽释故见”到孙中山、黄兴“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先进知识分子无不把救亡图存的理想寄托在学习西方、效法欧美之上。戊戌庚子以后，先进知识分子群体更因对国事的忧愤而主张把效法欧美的主题从西艺推进到西制，主张“尊新”、“尽变西法”，“惟泰西是效”。

这种在中西文化关系上呈现出来的单向演进趋势，未免使当时爱国革命阵营中的一部分先知先觉者感到担忧。1902年开始，在上海逐步形成一个以章太炎、刘师培、邓实、黄节等为核心的力主保存国粹的爱国革命的文化团体。以蔡元培为核心的反清革命组织——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以及《苏报》社主要成员如马叙伦、马君武、陈去病等也成为国粹派的中坚力量。国粹派先后以《政艺通报》、《国粹学报》和上海国粹学社、国学保存会为阵地，就自己对中西文化关系发表了独立见解。

首先，国粹派明确指出：国粹者，国家之特别之精神也，1国必有学而始立，国学是在政治上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精神基础。发明国学、保存国粹就是要从文化上保存“我们汉种的历史”、“语言文字”、“典章制度”和“人物事迹”，使“爱其国者无不知爱其学者。”2“保种、爱国、存学”三位一体，不可分离。章太炎更进一步强调要“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3其次，国粹派反对“醉心欧化”的“学奴”，批评“举一事革一弊，至于风俗习惯之各不相侔者，靡不惟东西之学说是依”感概“数十年后，必致人人以服从为义务，不知祖国为何物，爱国为何事。”国粹派反对“惟泰西是效”，并不是拒绝学习西方，而是主张对“泰西学理，宜取彼之长补我之短，不宜醉心外国之文物，并其所短而亦取之，并我所长而亦弃之。”黄节更进一步强调：本国固有者为国粹，输入本国宜为我用者亦是国粹。“国粹也者，助欧化而愈彰，非敌欧化以自防，实为爱国者须臾不可离也”。第三，国粹派明确指出：“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国粹主义并不是独尊儒术而是要“复兴诸子学”，是在东方开创类似欧洲文艺复兴的“20世纪亚洲古学复兴之世”。他们批评中国几千年文化专制主义，批评“嬴秦氏之焚书”、“汉武之罢黜百家”。他们认为“墨荀之名学，管商之法学，老庄之神学，计然、白圭之计学，扁鹊之医学，孙吴之兵学，皆卓然自成一家之言，可与西方哲儒并驾齐驱者也”。“诸子之旧书所含之义理，于西人心理、伦理、名学、社会历史、政法，一切声化光电之学，无所不包”。4主张以西方近代学科分类发掘整理中国诸子百家之精华，以发扬“祖国之耿光”。

国粹派主张因为有利于“排满反清”和“爱国反帝”在革命阵营内得到广泛响应。但在思想界仍有人视其为反动保守势力的代表。有人惊呼：“欧化主义浩浩滔天，乃于万流澎湃之中，忽焉而生一大反动力焉”，批评“国粹主义者谓保存己国固有之精神，不肯与他国强同”，“即保守之别名”。要进步必须坚持“欧化主义”，“进化无穷，欧化不止”，因为“文明创自欧洲，欲己国进于文明，必先去其国界，纯然以欧洲为师。5

国粹派与欧化派的文化争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20世纪初中国在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国际体系压迫下的弱势地位和中华民族不甘沦落的抗争的政治经济等总体社会历史现状。国粹派领袖邓实、黄节等曾谈到“是时国家方丁庚子之变，念亡国之无日，惧栋榱之同压，于是皇然而有《政艺通报》之刊”。如果说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以及随后的1905年日俄战争刺激了他们的民族国家意识，那么1901年的拒俄拒法运动和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则进一步激发起他们爱国反帝的激情。正如当时梁启超所言“故今日欲抵挡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拯生灵，惟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

然而近代中国文化的困境也正在于此，如果拒绝西方近代的科学思维，就难以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近现代转型。结果就是在“保存国粹”、“复兴古学”口号下，出现了对国学不加分析，不作批判，不分优劣地盲目赞赏吹捧。国粹派不仅穿凿附会地认为“西政出于中国”、“民主中西相合”，夸大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而且在批评西方资本主义的弱点时，虽能正确指出“近时志士舌敝唇枯，惟企强中国以比欧美。然而欧美强矣，其民实困”，却不自量力地主张从中国古代“良意美法”中寻找克服和避免资本主义弊端的对策。

随着国粹主义日益片面化，他们与晚清以来主张“祖宗之法不可变”的顽固派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派的界限日益模糊，所建构的民族精神已失去了现代性灵魂。于是，思想界开始在“欧化”与“国粹”之间寻找一种可以为双方共同接受的出路。1903年6月，著名的革命派刊物《浙江潮》首次肯定了“国粹主义”和“世界主义”同为一国进化的“两大主义”，希望把国粹主义与世界主义融合起来。社会主义因为兼具国粹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因子

1黄节：《国粹保存主义》，《政艺通报》（1902年12月30日）

2邓实：《国学保存论》，《政艺通报》甲辰3期。

3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的演讲》，《民报》（1906年6月）

4《国粹学报》第9期

5《译书汇编》第5期（1902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