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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高等教育改革及其意义
中国和俄罗斯两国的高等教育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有了比较密切的关系,两国的高等教育又都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进入了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进程,在高等教育体制改革问题上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具有很强的可比性。
因此,通过分析俄罗斯高等教育体制在社会转型期的改革,将更有助于我国高等教育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以俄罗斯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与消极影响为借鉴,最终从消极的应对走向积极的创新。
一是高等教育管理民主化发展进程中问题突出。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俄罗斯高等教育管理的重心开始下移,适当地赋予各联邦主体和地方自治机构一定的管理权力,消解了中央集权的单级管理。
但是,俄罗斯现行的高等教育管理是在地方分权基础上的联邦领导体制,联邦中央的管理权限仍然是主要和重要的,地方自治权力仍然有限。
同时,管理权力在下移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新问题。
如由于缺少相关经验,不能确定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大大降低了各联邦主体和地方管理部门的管理质量,高等教育管理改革的进展非常缓慢。
此外,大量的现实因素阻碍了社会参与管理的民主化进程。
问题在于整个社会并没有表现出参与教育管理的足够兴趣,教育部门的领导缺乏理解,权力机构对社会参与教育管理也不支持,参与管理的法制基础也显不足,社会管理机构缺少实际权力。
所有这一切不仅导致社会参与教育管理发展缓慢,甚至对已形成的管理机构起到负面影响。
高等教育领域的“社会机构”在解决重要的教育发展问题时往往消极对待,所展开的工作局限于形式化。
二是分级财政预算加剧了高等教育发展的地区差异。
俄罗斯在高等教育的财政体制改革中采取了高等教育财政预算分级支出措施,不仅没有使原本就存在的高等教育地区差异缩小,反而更加凸显并加剧。
因为在地区经济水平差异显著的情况下,地方财政不一定都能满足不同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经费需求,这就很可能加剧高等教育发展的地区不平衡现象,甚至导致一些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萎缩。
俄罗斯民众对这种分级财政预算体制并非全都持肯定意见。
2001年俄罗斯教育部社会研究中心对此作过一次全国范围的调查,结果表明:在莫斯科有54%的人反对,15%的人赞同;在圣彼得堡有42%的人反对,24%的人赞同。
黑土带中央地区、伏尔加河流域地区、北高加索地区、远东西伯利亚地区等大多数被调查者都不同意对高等教育经费实施分级财政拨款的措施。
这些不同比例的赞同和反对意见与俄罗斯地区发展差异极大的特点密切相关。
三是国家拨款的严重不足使高校面临生存危机。
俄联邦律明文规定,每年预算内教育经费不得少于国民收入的10%,高等教育的经费不得少于联邦预算支出的3%。
但事实并非如此,如1996年高校得到的经费还不到联邦预算的2%。
从高校的需要来说,1992年联邦预算用于高校的经费只达到高校所需的30%~40%,1997年则只达到22%,且实际下发数还要少。
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给高校的生存指出了一条出路,即高校可以进行“商业性活动”。
于是,为了弥补教育教学经费的不足,为了能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生存,俄罗斯不少高校纷纷进入市场以获取预算外资金。
而且,预算外资金的获取速度相当快,1992年高校预算外资金平均只占国家拨款经费的10.8%,1997年已达到25%左右,但这个数字也已经到了高校获取预算
外资金的极限了。
基涅寥夫就认为,高校想要再突破25%的数字几乎是不可能了。
毕竟高校不是企业,它并不完全具有如企业一般的在市场经济下营利的先天条件和终极目的,高校的市场取向与运作都只是作为更好实现其教育目的的工具。
所以在维护自身特殊性的时候,高校寻找预算外资金的能力、手段以及效能都是有一定局限和极限的。
四是收费制度的实施导致高等教育公平缺失。
俄罗斯高等教育在采取办学主体多位化、分级财政预算等策略后,产生了大量完全收费的非国立高校。
并且国立高校也广泛实行收费教育,其比例在改革之初仅占30%,而到2000年发展到50%。
收费教育的学费相当昂贵,仅在国立高校中平均年收费数额都不少于1 000美元。
并且学费因地区、学校、专业、层次的不同又有大幅度的变动。
在国家还拨给教师工资和学生助学金的国立高校,其收费数额都尚且如此,可想而知在教育经费全部自筹的非国立高校中收费数额还会更高。
与财政体制改革接踵而来的是就业体制的改革――学生毕业后的工作自己找,不再由国家分配。
为了将来有更宽、更好的工作出路,高校的名牌效应、专业效应以及地区效应更为加重,这又反过来刺激了高校收费教育的扩大和收费额的提高。
很大程度上,大学生的入学、上学和毕业等一系列活动得以成功的首要条件就是学生家庭的生存状况
必须良好,有一定的经济能力来支付并保障对高等教育的消费。
那么,收费教育便成了引发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直接原因。
直到2000年,莫斯科大学的学生中仍只有6%的人赞同收费教育,三分之一的学生和教师认为学生有权免费学习。
虽然这与俄罗斯人长期享受国家免费高等教育而形成国家的依赖思想有关,但也不能不说与俄罗斯人这些年来的贫困状况相
连。
五是高等教育质量问题尤为突出。
随着私立高校数量的急剧增长、国立高校分校的纷纷建立、高校优秀人才的大量外流以及高等教育收费现象的愈演愈烈,使得俄罗斯高等教育领域的质量问题日益突出,成为了全社会倍加关注的问题。
现俄罗斯教育与科学部长安德烈?富尔先柯2005年在会见俄联邦总统圣彼得堡西北联邦地区全权代表和学术界“西北联邦地
区高等职业教育发展问题”校长委员会时,就曾指出:“有一个绝对的事实必须承认,即不是我们教育的所有方面都好。
”他在提到国立和非国立高校分校的教育质量低下和数量激增时强调,“我们不认为‘分校’是骂人的话,但是今天他们的确损坏了我们的声誉。
我们必须重新认真对待
‘高校分校’这一问题,在获取许可证时要严格要求”。
可以说,高等教育质量问题的凸显,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结果:经济领域状况的持续低迷、国家和地方政府职责的缺位、高校对经济利益的过分追逐、有效的质量监督与保障体系的缺乏等。
但归结起来,首要的一点,正如莫斯科国立社会大学校长瓦西里?茹可夫所认为的那样:“只有在国家承担起经费的责任与义务的条件下,各学校才有可能全力以赴地提高教学质量,而不只是为了生存。
”
尽管俄罗斯高等教育领域内存在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尽管危机还依然存在,但俄罗斯高等教育本身所蕴涵的巨大潜力使它挺过了20世纪90年代体制改革的困难时期,并且保持了继续发展的可能性而转入构建现代化的阶段。
中国高等教育不仅师承前苏联,中俄两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又有着相
似的政治、经济背景,因此学习和借鉴俄罗斯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历程中的经验与教训,对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健康稳定的发展大有裨益。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的高等教育是在借鉴苏联高等教育模式的基础上形成和确立起来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中俄两国的高等教育体制在改革中又都采取了渐次的、实践的、与本国政治、经济变化相适应的稳健策略,尤其是俄罗斯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充分结合了自己的传统,与本国的经济、政治和世界发展趋势相适应,在继承中有创新,的确有一些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的地方。
俄罗斯高等教育较为发达,高等教育改革重视立法先行以及相应制度的配套与保障(例如其高等教育质量鉴定体系),这一点尤其值得中国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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