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韦伯的官僚理论第四章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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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韦伯的官僚制理论
马克斯•韦伯是德国的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 学家，他被公认是现代社会学和公共行政 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韦伯最初在柏林 大学开始教职生涯，并陆续于维也纳大学、 慕尼黑大学等大学任教。他对于当时德国 的政界影响极大，曾前往凡尔赛会议代表 德国进行谈判，并且参与了魏玛共和国宪 法的起草设计。
韦伯的主要著作围绕于社会学的宗教和政治研究领域上， 但他也对经济学领域作出极大的贡献。他的知名著作《新 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他对宗教社会学最初的研究， 韦伯在这本书中主张，宗教的影响是造成东西方文化发展 差距的主要原因，并且强调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官僚制 度、和法律权威的发展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然而近代著 名社会学家安东尼· 纪登斯指出韦伯并未提出足够的证据 实例证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发展有关，许多不以基督教 为主要信仰的国家经济发展一样很出色。韦伯并将国家定 义为一个“拥有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地位”的实体，这个 定义对于西方现代政治学的发展影响极大。他在各种学术 上的重要贡献通常被通称为“韦伯命题”。
在1893年韦伯与一名远亲的表妹玛丽安娜· 施尼特格尔 （Marianne Schnitger）结婚，她后来也成为了一名女性主 义者和作家[5]。新婚的两人在1894年搬家至弗莱堡，韦伯 在那里获聘为弗莱堡大学的经济学教授[3]。1896年韦伯也 被获聘为其母校海德堡大学的教授[3]。一年后韦伯的父亲 去世了，在他死前两个月父子间刚巧经历了一场激烈的争 吵，这场没有和解的争吵成为韦伯毕生的遗憾[6]。在那之 后韦伯患上了失眠症，个性也变的越来越神经质，使他越 来越难以胜任教授的工作[3]。他的精神状况使他不得不减 少教学量，并且在1899年的学期中途休假离开。韦伯在 1900年的夏季和秋季于精神疗养院休息了数个月的时间， 接着在年底和妻子前往意大利旅游，一直到1902年的4月 才返回海德堡。
第一节 权威结构理论与组织类型分析
一、权威结构理论
二、组织类型分析
韦伯对组织类型的分析，是从一个基本本 问题开始的，即人们为什么会服从命令， 会按他们被告知的那样去行事？
韦伯认为，权利是无视人们的反对，强使 人们服从的能力；而权威则意味着人们在 接受命令时出于自愿。
根据权威合法化的方式，韦伯对不同类型 的组织进行了划分，包括：“神秘化组 织”、“传统组织”和“合理化-合法化组 织”。
韦伯主张，虽然有一些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有利 的因素存在（长期的和平、运河的改善、人口增 长、取得土地的自由、迁徙至出生地以外的自由、 以及选择执业的自由），然而这些有利因素都无 法抵销其他因素的负面影响（大多数来自宗教）： 技术的改革在宗教的基础上被反对，因为那可能 会扰乱对于祖先的崇敬、进而招致坏运气，而调 整自身适应这个世界的现状则被视为是更好的选 择。 对于土地的卖出经常被禁止、或者被限制的相当 困难
《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
《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是韦伯在宗教社会 学上的第二本主要著作(翻译作儒“教”，但实际 上应称作儒家)。韦伯专注于探索中国社会里那些 和西欧不同的地方—尤其是与清教徒的对照，他 并且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资本主义没有在中 国发展呢？韦伯专注于早期的中国历史，尤其是 诸子百家和战国，在这个时期主要的中国思想学 派（儒教与道教）开始突显而出[26]。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里，韦伯在海德堡的一间陆军医院担任了一段时间 的院长[12][8]。在1915年和1916年他出任一个政府的委员会，试图保持 德国在战后于比利时和波兰的主权。韦伯个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以 及当时德国帝国扩张的看法则随着战局的每况愈下而改变[12][11][13]。 韦伯在1918年成为海德堡的劳工和士兵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在1918年 韦伯成为德国休战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前往凡尔赛会议代表德国谈判， 并且也参与了魏玛共和国宪法的起草委员会[8]。当时韦伯支持在宪法 中加入授权紧急戒严的第48号条款[14]，这个条款后来由于被阿道 夫· 希特勒用于建立独裁统治而恶名昭彰。韦伯对于德国政治的影响， 至今仍有争议。 韦伯在这时开始重掌教职，首先是在维也纳大学，接着是在1919年于 慕尼黑大学[8]。在慕尼黑大学，他建立了第一所德国大学的社会学学 系，但最后从没有亲自担任社会学的教职。由于德国右派在1919年和 1920年掀起的动荡，韦伯离开了政治界。当时许多慕尼黑大学的同僚 和学生批评他在1918年和1919年的德国革命中的亲左派态度和演讲， 一些右派的学生还在他住家前抗议[11]。韦伯在1920年6月14日因肺炎 死于慕尼黑[8]。
较早的国家统一以及中央官僚制度的建立，则意味着中国 社会权力斗争的焦点从土地的分配转移至官职的分配，官 僚的贪污小费和税收成为了他们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国家 有50%的税入都流入了他们的口袋。帝国的政府则依赖于 这些官僚的服务，而非如同欧洲一般依赖于骑士的军事服 务[27]。 韦伯指出儒教对于许多民间教派的信仰展现相当宽容的态 度，而从没有试着将他们统一为单独的宗教教义。与一般 形而上学的宗教教义不同的是，儒教教导人们要顺着这个 世界调整和修正。“高等”的人们（知识分子）应该避免 追求财富（虽然没有贬低财富本身），也因此，中国变成 了一个担任公务员比商人拥有更高社会地位和更高利益的 国家.[28]。
在1890年代初期著作频繁的几年后，韦伯在1898年直至1902年底都没 有再发表任何著作，最后终于在1903年秋季辞去了教授的职位。在摆 脱了学校的束缚后，韦伯在那一年与他的同事维尔纳· 松巴特（Werner Sombart）[7]创办了一本名为“社会学和社会福利档案”的社会学期刊 [8]，由韦伯担任副编辑。在1904年，韦伯开始于这本期刊发表一些他 最重要的文章，尤其是一系列名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 文，这后来成为他毕生最知名的著作[9]，并且也替他后来许多针对文 化和宗教对经济体系的影响的研究奠定根基[10]。这篇论文是唯一一 篇他在世时便已出版成书的著作。也是在那年，韦伯前往美国旅游， 并且参与了当时在圣路易斯所举行的社会和科学大会—那也是世界博 览会相关的大会之一。尽管韦伯表现的越来越成功，他仍觉得自己无 法再胜任固定的教学工作，因此继续维持着私人学者的身分。1907年 韦伯获得一笔可观的遗产，也使他得以继续专心研究无须担忧经济问 题[8]。在1912年，韦伯试着组织一个左翼的政党以结合社会民主主义 者和自由主义者，最后并没有成功，主要是因为当时的自由主义者仍 担忧社会民主主义的革命理念[11]。
中国文明并没有宗教的先知或是权力极大的僧侣阶级。皇 帝自身便是国教地位最高的僧侣以及至上的统治者，但民 间的各种信仰也会被容忍（只不过其僧侣的政治发展空间 会被缩减）。这种情况与中世纪的欧洲产生强烈对比，在 欧洲教会压制了现世的统治者，而且统治者和人民所抱持 的信仰都是一样的。 依据儒教的学说，对于伟大神祇的敬仰只是政府的事务， 而对于祖先的敬仰则是所有人都必须遵从的，除此之外许 许多多民间的信仰都被容忍。儒教也容忍巫术和神秘主 义—只要他们能够作为帮助控制群众的有用工具；但若是 他们威胁到既有的秩序，儒教便会谴责其为异端并毫不犹 豫的加以镇压（如同对于佛教的压迫）。在这里儒教指的 是作为一种国教，而道教则是民间的信仰[29] 。
Fra Baidu bibliotek
到了公元前200年，中国的国家体制已经从一个松散的封 建制度国家的联邦发展为一个统一的、以世袭制度相传的 帝国[26]。如同在欧洲一样，中国的城市成为了要塞或是 领导者的居住地，并且也成为了贸易和工匠的聚集中心。 然而，与欧洲不同的是，他们从来没有取得政治上的自治 权，其市民也没有特别的政治权利或特权。这主要是因为 亲戚关系的紧密连结造成的，而这种连结则是出于宗教信 仰里的祖传观念。另外，工匠的同业公会彼此竞争以向皇 帝争宠，而从来没有试着联合起来争取更多政治权利。也 因此，中国城市的居民从来没有组成一个如同欧洲城市一 般的独特社会阶级[27]。
在1882年韦伯进入了海德堡大学的法律系就读[2]。如同他父亲一样，韦伯选择以法律作 为主要学习领域，并且也加入了他父亲就读大学时的同样社团。除了法律的学习外， 年轻的韦伯也学习了经济学、中世纪历史、神学。他也在斯特拉斯堡加入德意志帝国 军服役了一小段时间。 在1884年的秋天，韦伯回到老家以就读柏林洪堡大学，在接下来8年里除了曾至哥廷根 大学就读一个学期并且又服了短期的兵役外，韦伯都一直待在柏林研究深造。韦伯与 双亲住在一起，除了继续学业外，韦伯也担任实习律师，最后则在柏林大学担任讲师。 韦伯在1886年通过了律师“实习阶段”（Referendar）的测验，成为实习法官。在1880 年代的后期韦伯继续他对历史的研究。他在1889年完成了一篇标题为“中世纪商业组织 的历史”的博士论文，取得了他的法律博士学位[2]。两年后，韦伯写下了一本名为 “罗马的农业历史和其对公共法及私法的重要性”的书，完成了他的教授资格测验 （Habilitation）[3]，韦伯也因此成为正式的大学教授。 在韦伯即将完成博士论文的那一年里，韦伯也开始对当时的社会政策产生兴趣。在1888 年他加入了一个名为“社会政治联盟”（Verein für Socialpolitik）的团体[4]，这个专业 团体成员大多是当时隶属经济历史学派的德国经济学家，他们将经济视为是解决当时 广泛社会问题的主要方法，并且对当时的德国经济展开大规模的统计研究。在1890年联 盟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研究计划，以检验当时日趋严重的东部移民问题（Ostflucht）：由 于当时德国劳工逐渐迁往快速工业化的德国城市，大量外国劳工迁徙至德国东部的农 村地区。韦伯负责这次研究，并且写下了许多调查结果[4]。最后的报告得到良好评价， 被广泛认为是一篇杰出的观察研究，这也因此巩固了韦伯身为农业经济专家的名声。
“神秘化组织”形态行使权威的方式是基于 领导者个人的人格，他以对个人的崇拜、 迷信为基础。
当领袖死后，而组织的权威必须继续时， 就会产生权威的继承问题。
在传统组织中，行使命令和权威的基础是 先例和惯例。 这种组织类型的权威明显具有世袭性、封 建性和绝对性的特点。
韦伯生于德国图林根的埃尔福特，他是家中的长子，父亲 是一名知名的政治家和公务员。父亲的职业使家里充满了 政治的气氛，许多突出的学者和公众人物都经常造访家中。 受到家庭环境的耳濡目染，韦伯的弟弟阿尔弗雷德· 韦伯 （Alfred Weber）后来也成为了一名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 在1876年的圣诞节，年仅十三岁的马克斯· 韦伯撰写了两篇 历史论文送给父母，标题分别为“论德国历史的发展以及 皇帝和教宗的角色”以及“论罗马帝国从君士坦丁至民族 迁徙运动的历史”[1]。在十四岁时，韦伯写的信件便开始 引用荷马、西塞罗、维吉尔、李维等人的著作，在他进入 大学前也已经熟读了歌德、斯宾诺莎、康德、叔本华等人 的理论。年轻的韦伯表现出他对研究社会科学的强烈兴趣。
扩张的亲戚关系（根基于对家庭关系和祖先崇敬的宗教信仰上）保护 家庭成员免受经济的困境，也因此阻挠了借债、工作纪律、以及工作 过程的理性化。 那些亲戚关系也妨碍了城市特殊阶级的发展，并且阻挠了朝向完善法 律制度、法规、和律师阶级崛起的发展[26]。 依据韦伯的说法，儒教和新教代表了两种广泛但彼此排斥的理性化， 两者都试着依据某种终极的宗教信仰设计人类生活。两者都鼓励节制 和自我控制、也都能与财富的累积相并存。然而，儒教的目标是取得 并保存“一种文化的地位”并且以之作为手段来适应这个世界，强调 教育、自我完善、礼貌、以及家庭伦理。相反的新教则以那些手段来 创造一个“上帝的工具”，创造一个能够服侍上帝和造世主的人。这 样强烈的信仰和热情的行动则被儒教的美学价值观念所排斥。因此， 韦伯主张这种在精神上的差异便是导致资本主义在西方文明发展繁荣、 却迟迟没有在中国出现的原因[30]。
马克斯•韦伯是德国的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 学家，他被公认是现代社会学和公共行政 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韦伯最初在柏林 大学开始教职生涯，并陆续于维也纳大学、 慕尼黑大学等大学任教。他对于当时德国 的政界影响极大，曾前往凡尔赛会议代表 德国进行谈判，并且参与了魏玛共和国宪 法的起草设计。
韦伯的主要著作围绕于社会学的宗教和政治研究领域上， 但他也对经济学领域作出极大的贡献。他的知名著作《新 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他对宗教社会学最初的研究， 韦伯在这本书中主张，宗教的影响是造成东西方文化发展 差距的主要原因，并且强调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官僚制 度、和法律权威的发展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然而近代著 名社会学家安东尼· 纪登斯指出韦伯并未提出足够的证据 实例证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发展有关，许多不以基督教 为主要信仰的国家经济发展一样很出色。韦伯并将国家定 义为一个“拥有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地位”的实体，这个 定义对于西方现代政治学的发展影响极大。他在各种学术 上的重要贡献通常被通称为“韦伯命题”。
在1893年韦伯与一名远亲的表妹玛丽安娜· 施尼特格尔 （Marianne Schnitger）结婚，她后来也成为了一名女性主 义者和作家[5]。新婚的两人在1894年搬家至弗莱堡，韦伯 在那里获聘为弗莱堡大学的经济学教授[3]。1896年韦伯也 被获聘为其母校海德堡大学的教授[3]。一年后韦伯的父亲 去世了，在他死前两个月父子间刚巧经历了一场激烈的争 吵，这场没有和解的争吵成为韦伯毕生的遗憾[6]。在那之 后韦伯患上了失眠症，个性也变的越来越神经质，使他越 来越难以胜任教授的工作[3]。他的精神状况使他不得不减 少教学量，并且在1899年的学期中途休假离开。韦伯在 1900年的夏季和秋季于精神疗养院休息了数个月的时间， 接着在年底和妻子前往意大利旅游，一直到1902年的4月 才返回海德堡。
第一节 权威结构理论与组织类型分析
一、权威结构理论
二、组织类型分析
韦伯对组织类型的分析，是从一个基本本 问题开始的，即人们为什么会服从命令， 会按他们被告知的那样去行事？
韦伯认为，权利是无视人们的反对，强使 人们服从的能力；而权威则意味着人们在 接受命令时出于自愿。
根据权威合法化的方式，韦伯对不同类型 的组织进行了划分，包括：“神秘化组 织”、“传统组织”和“合理化-合法化组 织”。
韦伯主张，虽然有一些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有利 的因素存在（长期的和平、运河的改善、人口增 长、取得土地的自由、迁徙至出生地以外的自由、 以及选择执业的自由），然而这些有利因素都无 法抵销其他因素的负面影响（大多数来自宗教）： 技术的改革在宗教的基础上被反对，因为那可能 会扰乱对于祖先的崇敬、进而招致坏运气，而调 整自身适应这个世界的现状则被视为是更好的选 择。 对于土地的卖出经常被禁止、或者被限制的相当 困难
《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
《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是韦伯在宗教社会 学上的第二本主要著作(翻译作儒“教”，但实际 上应称作儒家)。韦伯专注于探索中国社会里那些 和西欧不同的地方—尤其是与清教徒的对照，他 并且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资本主义没有在中 国发展呢？韦伯专注于早期的中国历史，尤其是 诸子百家和战国，在这个时期主要的中国思想学 派（儒教与道教）开始突显而出[26]。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里，韦伯在海德堡的一间陆军医院担任了一段时间 的院长[12][8]。在1915年和1916年他出任一个政府的委员会，试图保持 德国在战后于比利时和波兰的主权。韦伯个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以 及当时德国帝国扩张的看法则随着战局的每况愈下而改变[12][11][13]。 韦伯在1918年成为海德堡的劳工和士兵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在1918年 韦伯成为德国休战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前往凡尔赛会议代表德国谈判， 并且也参与了魏玛共和国宪法的起草委员会[8]。当时韦伯支持在宪法 中加入授权紧急戒严的第48号条款[14]，这个条款后来由于被阿道 夫· 希特勒用于建立独裁统治而恶名昭彰。韦伯对于德国政治的影响， 至今仍有争议。 韦伯在这时开始重掌教职，首先是在维也纳大学，接着是在1919年于 慕尼黑大学[8]。在慕尼黑大学，他建立了第一所德国大学的社会学学 系，但最后从没有亲自担任社会学的教职。由于德国右派在1919年和 1920年掀起的动荡，韦伯离开了政治界。当时许多慕尼黑大学的同僚 和学生批评他在1918年和1919年的德国革命中的亲左派态度和演讲， 一些右派的学生还在他住家前抗议[11]。韦伯在1920年6月14日因肺炎 死于慕尼黑[8]。
较早的国家统一以及中央官僚制度的建立，则意味着中国 社会权力斗争的焦点从土地的分配转移至官职的分配，官 僚的贪污小费和税收成为了他们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国家 有50%的税入都流入了他们的口袋。帝国的政府则依赖于 这些官僚的服务，而非如同欧洲一般依赖于骑士的军事服 务[27]。 韦伯指出儒教对于许多民间教派的信仰展现相当宽容的态 度，而从没有试着将他们统一为单独的宗教教义。与一般 形而上学的宗教教义不同的是，儒教教导人们要顺着这个 世界调整和修正。“高等”的人们（知识分子）应该避免 追求财富（虽然没有贬低财富本身），也因此，中国变成 了一个担任公务员比商人拥有更高社会地位和更高利益的 国家.[28]。
在1890年代初期著作频繁的几年后，韦伯在1898年直至1902年底都没 有再发表任何著作，最后终于在1903年秋季辞去了教授的职位。在摆 脱了学校的束缚后，韦伯在那一年与他的同事维尔纳· 松巴特（Werner Sombart）[7]创办了一本名为“社会学和社会福利档案”的社会学期刊 [8]，由韦伯担任副编辑。在1904年，韦伯开始于这本期刊发表一些他 最重要的文章，尤其是一系列名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 文，这后来成为他毕生最知名的著作[9]，并且也替他后来许多针对文 化和宗教对经济体系的影响的研究奠定根基[10]。这篇论文是唯一一 篇他在世时便已出版成书的著作。也是在那年，韦伯前往美国旅游， 并且参与了当时在圣路易斯所举行的社会和科学大会—那也是世界博 览会相关的大会之一。尽管韦伯表现的越来越成功，他仍觉得自己无 法再胜任固定的教学工作，因此继续维持着私人学者的身分。1907年 韦伯获得一笔可观的遗产，也使他得以继续专心研究无须担忧经济问 题[8]。在1912年，韦伯试着组织一个左翼的政党以结合社会民主主义 者和自由主义者，最后并没有成功，主要是因为当时的自由主义者仍 担忧社会民主主义的革命理念[11]。
中国文明并没有宗教的先知或是权力极大的僧侣阶级。皇 帝自身便是国教地位最高的僧侣以及至上的统治者，但民 间的各种信仰也会被容忍（只不过其僧侣的政治发展空间 会被缩减）。这种情况与中世纪的欧洲产生强烈对比，在 欧洲教会压制了现世的统治者，而且统治者和人民所抱持 的信仰都是一样的。 依据儒教的学说，对于伟大神祇的敬仰只是政府的事务， 而对于祖先的敬仰则是所有人都必须遵从的，除此之外许 许多多民间的信仰都被容忍。儒教也容忍巫术和神秘主 义—只要他们能够作为帮助控制群众的有用工具；但若是 他们威胁到既有的秩序，儒教便会谴责其为异端并毫不犹 豫的加以镇压（如同对于佛教的压迫）。在这里儒教指的 是作为一种国教，而道教则是民间的信仰[29] 。
Fra Baidu bibliotek
到了公元前200年，中国的国家体制已经从一个松散的封 建制度国家的联邦发展为一个统一的、以世袭制度相传的 帝国[26]。如同在欧洲一样，中国的城市成为了要塞或是 领导者的居住地，并且也成为了贸易和工匠的聚集中心。 然而，与欧洲不同的是，他们从来没有取得政治上的自治 权，其市民也没有特别的政治权利或特权。这主要是因为 亲戚关系的紧密连结造成的，而这种连结则是出于宗教信 仰里的祖传观念。另外，工匠的同业公会彼此竞争以向皇 帝争宠，而从来没有试着联合起来争取更多政治权利。也 因此，中国城市的居民从来没有组成一个如同欧洲城市一 般的独特社会阶级[27]。
在1882年韦伯进入了海德堡大学的法律系就读[2]。如同他父亲一样，韦伯选择以法律作 为主要学习领域，并且也加入了他父亲就读大学时的同样社团。除了法律的学习外， 年轻的韦伯也学习了经济学、中世纪历史、神学。他也在斯特拉斯堡加入德意志帝国 军服役了一小段时间。 在1884年的秋天，韦伯回到老家以就读柏林洪堡大学，在接下来8年里除了曾至哥廷根 大学就读一个学期并且又服了短期的兵役外，韦伯都一直待在柏林研究深造。韦伯与 双亲住在一起，除了继续学业外，韦伯也担任实习律师，最后则在柏林大学担任讲师。 韦伯在1886年通过了律师“实习阶段”（Referendar）的测验，成为实习法官。在1880 年代的后期韦伯继续他对历史的研究。他在1889年完成了一篇标题为“中世纪商业组织 的历史”的博士论文，取得了他的法律博士学位[2]。两年后，韦伯写下了一本名为 “罗马的农业历史和其对公共法及私法的重要性”的书，完成了他的教授资格测验 （Habilitation）[3]，韦伯也因此成为正式的大学教授。 在韦伯即将完成博士论文的那一年里，韦伯也开始对当时的社会政策产生兴趣。在1888 年他加入了一个名为“社会政治联盟”（Verein für Socialpolitik）的团体[4]，这个专业 团体成员大多是当时隶属经济历史学派的德国经济学家，他们将经济视为是解决当时 广泛社会问题的主要方法，并且对当时的德国经济展开大规模的统计研究。在1890年联 盟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研究计划，以检验当时日趋严重的东部移民问题（Ostflucht）：由 于当时德国劳工逐渐迁往快速工业化的德国城市，大量外国劳工迁徙至德国东部的农 村地区。韦伯负责这次研究，并且写下了许多调查结果[4]。最后的报告得到良好评价， 被广泛认为是一篇杰出的观察研究，这也因此巩固了韦伯身为农业经济专家的名声。
“神秘化组织”形态行使权威的方式是基于 领导者个人的人格，他以对个人的崇拜、 迷信为基础。
当领袖死后，而组织的权威必须继续时， 就会产生权威的继承问题。
在传统组织中，行使命令和权威的基础是 先例和惯例。 这种组织类型的权威明显具有世袭性、封 建性和绝对性的特点。
韦伯生于德国图林根的埃尔福特，他是家中的长子，父亲 是一名知名的政治家和公务员。父亲的职业使家里充满了 政治的气氛，许多突出的学者和公众人物都经常造访家中。 受到家庭环境的耳濡目染，韦伯的弟弟阿尔弗雷德· 韦伯 （Alfred Weber）后来也成为了一名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 在1876年的圣诞节，年仅十三岁的马克斯· 韦伯撰写了两篇 历史论文送给父母，标题分别为“论德国历史的发展以及 皇帝和教宗的角色”以及“论罗马帝国从君士坦丁至民族 迁徙运动的历史”[1]。在十四岁时，韦伯写的信件便开始 引用荷马、西塞罗、维吉尔、李维等人的著作，在他进入 大学前也已经熟读了歌德、斯宾诺莎、康德、叔本华等人 的理论。年轻的韦伯表现出他对研究社会科学的强烈兴趣。
扩张的亲戚关系（根基于对家庭关系和祖先崇敬的宗教信仰上）保护 家庭成员免受经济的困境，也因此阻挠了借债、工作纪律、以及工作 过程的理性化。 那些亲戚关系也妨碍了城市特殊阶级的发展，并且阻挠了朝向完善法 律制度、法规、和律师阶级崛起的发展[26]。 依据韦伯的说法，儒教和新教代表了两种广泛但彼此排斥的理性化， 两者都试着依据某种终极的宗教信仰设计人类生活。两者都鼓励节制 和自我控制、也都能与财富的累积相并存。然而，儒教的目标是取得 并保存“一种文化的地位”并且以之作为手段来适应这个世界，强调 教育、自我完善、礼貌、以及家庭伦理。相反的新教则以那些手段来 创造一个“上帝的工具”，创造一个能够服侍上帝和造世主的人。这 样强烈的信仰和热情的行动则被儒教的美学价值观念所排斥。因此， 韦伯主张这种在精神上的差异便是导致资本主义在西方文明发展繁荣、 却迟迟没有在中国出现的原因[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