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欧洲的政教关系

中世纪欧洲的政教关系
摘要：中世纪曾被称为是欧洲“最野蛮”、“最黑暗”的时代，得此评价，与当时欧洲各国封建统治和教会的压迫有重要关系。

当时政教关系的变化甚至能够直接影响到整个欧洲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因此，一直以来对中世纪欧洲政教关系的研究深受国内外有关专家的青睐。

本文中，笔者通过分析中世纪欧洲封建统治集团与以教皇为代表的天主教会、王权与教权这两对关系来论证中世纪欧洲政教对立与统一的关系。

主要观点为：教权与王权本身只是一种工具，二者在中世纪的欧洲始终是统一的关系，一起为实现最高统治者的利益服务；而教会与君主作为两个最高统治者，都有各自的利益，并且是对立的利益，所以它们在中世纪的欧洲始终是对立的。

关键词：封建统治集团天主教会王权教权政教关系
中世纪欧洲政教关系对欧洲社会各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在中世纪欧洲，整个社会与政教关系是非常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以致不研究述政教关系的历史，就不能研究欧洲的历史。

因而，它是研究欧洲历史必不可少的部分，关于此部分的研究成果，受大部分相关专家学者普遍认同的观点可综述为二者是合作与冲突并存的关系，它们经历了欧洲封建统治初期因为需要相互扶持而合作、由于利益冲突产生争斗、教权摆脱王权的控制达到鼎盛、教权衰落并最终从属于王权的几个阶段。

虽然以上观点中也可以看到政教关系中的对立和统一即冲突与并存，但是这种对立统一是被统一放在政教关系的发展过程中，而本文中，笔者则是把对立和统一针对不同的对象分开来论述。

一、对立
其实一直以来，不论是在中世纪早期还是晚期，封建统治阶级和天主教会这两大利益集团的关系都是对立的。

中世纪前期，由于之间有共同利益，君主与教会相互扶持。

“统治阶级为稳定统治，给自己的统治罩上了一层神秘的光圈，使人民安于‘天命’，企图借助于神权来神化自己的统治。

于是，统治者开始不断地向教会供奉土地、奴隶和金银财富，从而形成了强大的教会经济。

”【1】（同3）例如“法兰克国家历代国王都向教会掐联土地，葡萄园、金钱，珠宝或教堂用具等克洛维赐给圣里迈教会大量土地, 达格伯特一世则把图尔的全部收入捐给当地的圣马丁教会。

查理大帝征服萨克森人之后,颁布《萨克森勒令》将新征服大片上地赏赐给教士们。

西欧各国的封建帝王还授予教会封建主以‘特恩权’即主教在自己的领地上拥有独立的行政、司法和征税权。

据此, 主教可以从领地居民身上榨取诉讼费、罚金和各种苛捐杂税。

八世纪时, 查理大帝发布救令,明文规定向教会缴纳什一税是帝国全体居民的义务, ‘按照上帝的意旨, 联命令每人都将自己的财产和十分之一捐纳给教会和教士。

所有贵族、自由人和半自由人都应从来自上帝的、拿出一部分还给上帝’【2】（马超群《基督教二千年》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第78页）“【3】（解光云《中世纪西欧天主教神权统治成因试探》池州师专学报1995年第四期）“而教会也利用了统治者想借助于神来强化统治的心理特点，乃投其所好，其目的一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土地和财富;二是想借助于世俗权力来维护自己至高无上的宗教地位。

王权与教权结合起来。

这种关系在查理大帝写给教皇的信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他说:‘我的天职是用武力保卫教会，使它不受异教徒的攻击，而神圣的教父、你的职责是用祈祷支持我的武力。

【4】（赖水海.宗教学概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26】’”【5】（杨春华《中世纪王权与教权之争》，六盆水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16卷第一期2004年6月）等等诸多事实都表明了它们相互利用的关系。

虽然教皇与君主在当时狼狈为奸，通过共同压迫民众获取利益，但他们各自的利益还是对立的。

因为他们的利益来源是相同的，当财富一定时，双方各自所获得的部分就会形成此消彼长的关系，这就决定了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与教会的利益关系是对立的。

在后来的政教斗争时期，教会和封建统治集团之间的对立关系表现得更为明显。

从思想上来看，典型的有教皇为摆脱封建统治阶级控制的“信号弹”——《君士坦丁的恩赐》，宣称：“因为予的皇权是地上的，予已发
表谕令，这权力应尊敬和称颂最神圣的罗马教会，并且圣彼得的神圣座位应受到比予的帝国和予的地上宝座更高的荣誉。

予今把帝国的权力和荣誉赠与他，并特此诏谕，他对四大教区，安提阿、亚历山大里亚、君士坦丁堡和耶路撒冷，以及普天下的上帝教会均有管理权。

现时领导着最神圣的罗马公教会的教皇将成为普天下所有教士的元首，凡属敬奉上帝或制订教义的事，均由他定夺。

”“予并规定，凡为这个神圣罗马教会供职的主教和各派教士，享有与我们的元老院议员同等的名位和权力，即是说，他们应位居贵族和执政官之列。

”“为了不辱没教皇的皇冠，而更好说是显耀他那超越地上的王国的权能和荣誉，予首先把予的宫殿，其次是各省，包括罗马城、意大利和西部疆域的宫殿和辖地让给予念念不忘的最神圣的西尔维斯特;予决定将这些地方的统治权赠给他和接替其位的教皇，同时，规定类此的转让得由他做主，予按法定手续答允将此作为神圣罗马教会的永久产业。

”【6】（世界上古中古史参考资料[M].北京：高教出版社，第193-194页）在教会权力达到鼎盛的时期，教皇英诺森三世发表《宇宙的创造者》，他说:“宇宙的创造者在天空中安放了两大发光体;光度较大的一个管白昼，光度较小的一个管黑夜。

在以天上之城见称的普世性教会的天空中同样如此，他设立了两大尊位;较大的那个主管灵魂，较次的那个主管肉体。

这二者就是教皇的权力和君主的权力。

不仅如此，月亮从太阳得到光亮，且在事实上，无论从它的大小和质地、位置和能址上均次于太阳。

同样，君王的权力从教皇的权力而取得威望;因此，他愈逼近那个权力的光圈，自身所显出的亮度就愈小;反之，愈是退避一些，亮度就愈增加。

”【7】（同6第211页）这些都是为教会争夺欧洲最高统治权打下思想基础，提供理论依据。

而在天主教会忙于编织各种荒诞言论的同时，反对这些言论的人也逐渐增多，中世纪后期一些教徒开始酝酿宗教改革，大概从十三世纪起是最初的启蒙阶段，欧洲一些国家开始出现“异端”运动，并逐渐在十六世纪发展成为席卷全欧的、强大的社会政治运动。

宗教改革强烈地冲击了天主教会的神权统治，因此也受到一些封建统治集团的支持，这也是中世纪封建统治阶级在思想上对抗教会的手段，为自己摆脱教会的控制找到有利的理论依据。

从政治军事上来看，关于政教斗争的事件就很多了，著名的有格里高利七世与德意志皇帝亨利四世之间的斗争：“亨利四世亲政不久，且刚刚平定了撒克森的叛乱，士气正旺，根本没有把教皇放在眼里。

面对教皇的威胁，他同样召集了全德意志的主教会议，会上，反对教皇，拥护亨利四世的主教们谴责格里高利非正当手段获得了教皇之位，认为教皇选举必须经过日耳曼皇帝的同意是历来的惯例，鼓励把格里高利逐出教门。

教皇格里高利七世与皇帝亨利四世开始的争夺主教叙任权的斗争，最终以皇帝亨利五世与教皇签订妥协的《沃姆斯宗教协定》（1122年）而告终。

”【8】（《欧洲中世纪政教关系简论》）“从十二世纪后期起，教皇又与皇帝为争夺意大利的控制权展开了更加激烈的斗争。

结果，皇帝菲特烈一世于1176年林雅诺惨败，而几乎放弃了在意大利的一切要求，教皇权威终于在教皇英诺森三世达到了极盛。

”【9】（同8）
从这几个主要方面看教会与封建统治集团之间的斗争，可以归纳为二者合作、君主臣服于教皇，教皇受制于君主这三大阶段。

同时也能了解到，教皇与君主作为同时存在的两个最高权力，当它们明显的划分了管辖范围，并都能够严格遵守规定时，二者或许能够和平共处，但是一旦有一方或是双方都想扩大自己的权益而侵犯到对方时，冲突与斗争便不可避免，而且也使其原有的对立性加剧。

所以，纵观整个中世纪欧洲，以教皇为代表的天主教会与君主之间的根本利益关系是始终对立的。

二、统一
这里的统一关系，是指存在于教权与君权之间的统一。

和上文分析的“对立关系”类似，在笔者看来，中世纪欧洲教权与君权是始终统一于最高统治者的，人们所谓的政教关系的对立和争斗，要求教权高于君权或君权高于教权都只是君主和教会为了维护本统治集团的利益，以君权和教权为工具展开的斗争。

在封建统治阶级与教会合作的时期，君权与教权的统一关系很明显，虽然二者从属于两个根本利益对立的统治者，但由于教皇与君主间的合作促
使教权与君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基督教自获得合法地位之后，开始进入国家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生活之中，并逐渐获得了国教的地位。

以皇帝为首的国家政权是作为羽翼未丰的教会的保护者的面目出现的，在国家政权的庇护和支持下，基督教会迅速发展壮大，作为对皇权的回报，教会积极地从精神统治方面给予帮助，基督教皇权理论得到长足发展。

”【10】（张昊《拜占延帝国政教关系特征探析》）这只是政教合一的开端，为了使政教关系更加统一，及君权与教权联系更加紧密“曼努埃尔一世时期的君士坦丁堡大教长塞奥多勒.巴拉萨芒(Th 以对oreBalsalnon)还积极地从事于对教会法的修订工作。

查士丁尼一世时期，教会法成为国家法律体系的一部分，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具有了法律效力，成为臣民遵循的原则。

”【11】（同10）除了这种在合作关系里体现出来的比较明显的统一之外，其实在封建统治阶级与教会激烈斗争的时期，教权与君权也是统一的。

当君主臣服于教皇时，教皇便是最高统治者，此时的君权和教权是统一归于教皇的；而当教皇受制于君主时，君权与教权便统一归于君主。

所以，中世纪的欧洲，君权与教权也是始终统一为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服务的。

最终结论是，中世纪欧洲政教关系包括教会与封建统治集团的对立关系以及教权与君权的统一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