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稿】辛亥革命中的湖南人

辛亥革命中的湖南人
（整理人：谢凯）
‚1911年，岁在辛亥，10月10日夜的零星枪响，将一个疲态尽露的老大帝国摇晃得如泰山之崩……古老的中国，走向了另一个轨道。

‛（张鸣）这场日后被不断符号化、寓言化的政治革命，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之巨已成公论，诚如毛泽东所言，‚辛亥革命有它的胜利，它打倒了了直接依赖帝国主义的清朝皇帝‛，‚民主共和国观念从此深入人心‛。

然而在正史叙事之下，有着复杂丛生的历史生态；在英雄史观的必然性逻辑外，有着难以估约的非逻辑、非理性因素。

正因历史充斥着的‚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强盗逻辑，大量真相被权力遮蔽，在以戴季陶为始作俑者的改写者笔下，孙中山不断被神话，及至1940年，国民党更以孙中山‚光被四表，功高万世‛通令全国，而作为‚开国二杰‛之一的黄兴其功勋则被刻意淡化。

令人愤愤不平的是，‚直可与孙逸仙齐驱并驾‛的黄公尚且被冷落，遑论影响力在黄之下的其他湖南革命人，时至今天，湖南人之于辛亥革命的意义仍未得到更公允的评价。

本文的意图也正在此，取二三历史截面，作为一种补充。

世称孙、黄为开国二杰，克强诚当之无愧矣
（综合傅国涌《“惊人事业随流水”：甘当配角的黄兴》）在一位法国人眼里，‚中等身材，外表刚毅倔强，宽肩膀，体格强健有力，面貌丰腴，蓄黑髭‛的黄兴乃是‚中国革命之拿破仑‛。

在罗家伦看来，黄兴‚是豪士，是英雄，是开国元勋。

但是他更是有中国文化根底的读书人，他是‘士’。

这个士便是曾子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的士。

这个士也就是孟子所谓豪杰之士‛。

一、孙氏理想，黄氏实行
其实早在辛亥革命期间，便广为流行‚孙氏理想，黄氏实行‛的说法，众口一词都说黄兴是革命的实行家。

当时出版的《血书》有《黄兴小史》，其中言：‚黄非思想家，亦非言论家。

实为革命党中惟一之实行家也。

故党中最重黄之声望，直可与孙逸仙齐驱并驾矣。

‛孙、黄并称其实不是偶然，黄兴二十世纪初那次重大历史转型中他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在信仰共和的革命阵营中，拥有更广泛的追随者。

章太炎手书的挽联‚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可以看作是对黄兴的盖棺论定。

二、公之一身，关系全局
与孙中山相比，黄兴中过秀才，又是两湖书院的高才生，
在留学日本之前，即已‚字习东坡，文宗韩柳‛，旧学的根基不浅，使同时代的读书人更容易接受他。

在1905年之前，孙、黄没有任何联系，因为黄兴创立华兴会，独立领导了两湖的革命。

随后，黄兴的许多朋友、同志都成了留日学生，并先后成了同盟会的领导和骨干，如宋教仁、陈天华、刘揆一等。

光复会领袖（如李燮和原来就是华兴会员）多与他更为接近，辛亥之后立宪派的要员也与他的关系融洽、密切。

尤为重要的是，黄兴几乎直接指挥、领导了大部分的武装反抗行动，与军界的关系更为紧密。

虽然世人都说黄兴是‚常败将军‛，但黄兴虽败犹荣。

正是他在汉口、汉阳苦战整整一个月，才为各地独立赢得了时间。

汉阳兵败之时，他一面引咎辞职，一面准备与汉阳共存亡。

李书城等则力劝：‚军家胜负无常，今二十余省之响应而独立者，已三分有二，必能指日推倒满清，建立民国。

故汉阳城暂时之得失，似已无足深忧。

而公之一身，则关系大局，较汉阳尤重，万望留以有待。

‛
黄兴只是一介书生，对军事并非专业，但自华兴会计划在湖南起事，他即自任总指挥，武昌起义后做战时总司令，南京临时政府时为陆军总长，随后还做南京留守。

当时确实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担当这样的重要职务。

黄兴之所以取得这样的地位，固然是因为每次起义他都亲自策划，身临前敌，冲锋陷阵，表现得异常的勇敢，但另外还有一个世人不
太清楚的原因，即他是同盟会主持日常工作的庶务干事。

当时在日本留学的陆军士官生至少有九十三人加入同盟会，包括李根源、李烈钧、程潜、李书城、赵恒惕、黄郛、尹昌衡、温寿全、仇亮、陈之骥、王孝缜、袁华选等。

后来在各省响应武昌起义的正是以这批人为主。

李书诚回忆说：‚黄先生以为陆军学生须在回国后掌握兵权，不可暴露革命的真面目。

因此，他嘱陆军学生中的‘同盟会’会员，不到‘同盟会’总部往来，陆军学生的入党证也由黄先生一人独自保管。

并商议由陆军同学在‘同盟会’会员中选择一批坚贞可靠的同志另组一个团体，名曰‘丈夫团’，以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作为团员应具的品德。

‛黄兴还鼓励有家产的人出资捐官，这样获得兵权的机会就更大更快些。

武昌起事后，各地纷起响应，做了都督、军、师、旅、团长的人中，‚多属‘丈夫团’的同志，都是黄先生所熟知的人。

因此革命军人与黄先生有特别深厚的感情，他在革命军人中具有极高的威信‛。

（左舜生：《黄兴评传》附录）1912年，孙、黄先后进京，北京舆论对于孙中山的高远理想和黄兴的真诚笃实无不交口称赞。

当时名记者黄远生对孙中山不无微词，而对黄兴却是评价甚高。

他在10月5日的文章中说：‚记者眼中之黄克强，乃一率直热诚之人。

其主张厉行国民捐及不换纸币，正是他热诚过人之处。

然其政治思想之不适于今日者可见。

顾其条理纵不及遁初，而终异
于□□［中山］之大言无实。

若记者管窥蠡测之见不甚谬误，则记者愿为宋系而兼黄系，绝对不愿为［孙］系也，一笑。

‛（黄远生：《远生遗著》卷一）
国外舆论也都这样认为。

1912年9月29日，黄兴与法国驻华公使康地见面。

康地事后回忆说：‚黄先生为中国四千年特色之人物，为亚洲开一革命成功最速之先声。

敝国当日若有如黄先生其人者，何至革命至三次之多，演成流血漂杵之惨状！敝国将来译读中华民国革命史料，无不想望英风而崇拜不已。

‛ 10月5日，英国《旁观者》发表驻北京记者的通讯，其中就有这样一番判断：‚但记者以为，袁世凯实为中国此时所需要的强人。

记者更敢大胆推测，将来袁退出政界，黄兴将是最适宜的总统继任人选。

‛
三、孙黄并称于世
将黄兴臵于孙文之上，固有过誉之嫌。

正如谭人凤之言，‚克强雄而不英‛，相较孙文的‚雄韬‛，黄兴只能称之‚武略‛，但将孙、黄并称为辛亥革命的‚双子星座‛则未为不可。

如美籍学者薛君度在其博士论文《黄兴与中国革命》中创立的孙、黄并重的‚双领袖‛理论正是对黄兴历史功绩的一次翻案。

又如，李泽厚在其《中国近代思想史》中有言，‚当年孙黄（兴）并称，亦非偶然。

不仅是黄的个人品质才能功绩，而且是他团结、组织、代表的力量，使黄仅居孙下。

黄的这种地位以及焦达峰、谭人凤等人的作用，一直注意和
研究得不够。

解放前，由于蒋介石要冒充孙中山的嫡系，国民党搞党史就尽量拾高汪精卫、陈其美之流，而贬低或冷落黄、焦（焦达峰）等人。

谭延闿本是立宪派，作了国民党大官后，要掩盖湖南地区的革命人物和史实，也是原因之一。

应该肯定，黄兴是当时仅次于孙中山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伟大代表。

‛是为更中肯的评价。

辛亥武昌发难，以公(蒋翊武)功为冠
（综合袁南生《蒋翊武：沉寂的辛亥革命英雄》）
蒋翊武本来应该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然而比起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被历代传诵的辛亥志士，蒋翊武的名字被提起的频率简直少得可怜。

实际上，没有他作为总指挥的一声令下，武昌起义的枪声也许并不会在那个特殊的时刻响起；没有他继黄兴出任总司令，武昌起义的胜利果实也许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早就得而复失。

蒋牺牲后，孙中山高度评价说：‚辛亥武昌发难，以公功为冠。

‛现从武昌起义的组织准备、军事准备、舆论准备、领导准备四方面，试为分述蒋的历史功绩。

首先，蒋翊武对完成武昌起义的组织准备作出了最重要的贡献。

武昌起义主要是新军中革命力量的起义，文学社完全是以士兵为主体的军中革命组织，是在其前身振武学社、群治学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新军中力量最大。

蒋是文
学社的创始人和领袖。

文学社以其‚推翻清朝专制，反对康、梁的保皇政策，拥护孙文的革命主张‛的宗旨得到了广大新军士兵的拥护，通过不断积蓄力量，使文学社成了一支组织严密、机构健全、运转灵活而又能独立作战的队伍，为推翻清王朝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社员的迅速增多和起义时机的日见临近，一些小的革命团体陆续并入文学社，也促使了文学社和共进会的联合。

文学社和共进会是武昌起义的两个主要革命团体，为统一革命组织，壮大起义力量，5月10日，蒋翊武在文学社会议上，主动提出与孙武领导的共进会合作，随后立即派刘复基前往洽谈，从而使两大团体成功实现联合，由此奠定了起义成功的组织基础。

其次，蒋翊武落实了武昌起义的军事准备。

文学社吸收和发展社员主要以新军士兵为对象，因此，文学社组织发展的过程与在军事上准备武昌起义的过程是一致的。

文学社成立后的半年中，它的细胞组织几乎已布满湖北新军各部队，社员人数几乎达到湖北新军的三分之一，到武昌起义前夕已经成为湖北新军中人数最多的革命团体。

与此相比，共进会深入新军内部，要晚得多。

为密切与新军关系，促进新军反正，蒋翊武与刘复基等亲自入黎元洪部当兵，在士兵中进行活动，吸收了不少社员。

另一方面，黄花岗起义、成都保路运动风潮，使蒋翊武认为革命时机日趋成熟，便加紧策划武昌起义，在8月亲自制定了起义计划。

因此，尽管在武昌起
义的前一天晚上，蒋翊武发布了第一号武装起义命令之后，出现了总指挥部遭到破坏，他被迫转移，刘复基也惨遭杀害的意外情况，起义军还是执行了蒋原来下达的命令，一夜之间使起义如期成功。

这是蒋脚踏实地为起义作了充分军事准备的结果。

再次，蒋翊武为武昌起义的舆论准备作出了独到贡献。

蒋以文学社经费资助《大江报》，使之成为文学社机关报，为武汉地区革命运动大造舆论。

他确定了报纸面向新军，扎根基层，以广大新军下级官兵和劳动群众为主要宣传对象的原则，给各标营‚送义务报一份，以供同志阅览‛；在各标营设立特约通讯员和分销处，建立通讯网；为照顾不同水平的读者，规定了文章尽量使用浅近白话；报纸新闻大多直指克扣军饷，官僚内幕以及不合舆论之处，使新军士兵与文学社心声相应，思想迅速革命化，‚军中官长畏报如虎，恨报刺骨；而士兵同志乃信仰益深，志向益坚。

《大江报》之声誉因之与日俱增，销路大畅‛。

8月1日，军警查封了《大江报》，但《大江报》的宣传功效已深入武汉人民心中，为武昌起义的爆发起到了极大的舆论推动作用。

所以，武昌起义能在新军士兵中首先发动，是与蒋大造革命舆论分不开的。

最后，蒋翊武推动完成了武昌起义的领导准备。

黄花岗起义失败之后，文学社便与共进会订立正式联盟，共谋起义。

9月1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在武昌雄楚楼10号，正式举行
联合会议，决定成立统一指挥、统一计划、统一行动的最高机关——湖北革命军总指挥部。

还集中讨论了起义方案：一致推举文学社的蒋翊武为起义总指挥，共进会的孙武为参谋长；革命军总指挥部设于武昌小朝街85号文学社总机关部内；总指挥部下设军事筹备处于武昌，设政治筹备处于汉口；制造炸弹的秘密据点设于俄租界汉口宝善里14号，由孙武主持。

派居正、杨玉如二人赴沪，邀请宋教仁诸人来鄂主持大计。

为更好地理解蒋翊武之于武昌起义的不可替代之意义，可以回顾一下辛亥前夜颇为惊心动魄又极具偶然性的历史经过：
1911年10月9日凌晨，蒋翊武由岳州驻防地赶回武昌，立即与刘复基在小朝街机关部召集各标营代表商议起义事宜。

临近中午，突然传来孙武在汉口带人制造炸弹失事，机关遭到俄租界巡捕破坏，起义名单、旗帜、文告落入俄巡捕之手的消息。

于是，蒋立即以总司令名义下达“十条十款”起义令，命令在当晚12时整，以南湖炮队鸣炮为号，城内外各军一齐行动。

命令由龚霞初等人用复写纸誊写二三十份，下午4点由专人分送到各标营，蒋还特别嘱咐给炮队送命令的同志：“事关全局，最为紧要。

”同时，蒋发函岳州，准备响应。

当晚，小朝街总指挥部遭到破坏，蒋翊武与刘复基、彭楚藩、杨宏胜等人被捕。

蒋因蓄有长辫，身穿白布长衫，貌似乡野学究，警官对其未加注意，随意将他押在花园里，他在同志的帮助下越墙逃走，刘、彭、杨
三人于10日凌晨惨遭杀害。

然而，给炮队送命令的同志因故贻误了时间，起义炮声未响。

蒋脱险后，于10日天亮时即派胡培才等人去各标营传令：改在当天夜间，依照九日原令起义，以争死生于须臾。

接着又于午前9时半，连续下达“攻击之合同命令”、“给水攻队之命令”、“给火攻队之命令”等五道命令。

晚上8时，工程营在营代表熊秉坤带领下打响了首义第一枪，各路勇士纷纷响应，迅速占领敌署，清吏望风而逃。

自此，武昌起义成功。

驻武昌城内外新军合计约4000人，除少数营队外，都参加了起义。

参加起义的第31标第二营右队严荣华说，武昌起义之所以能在一夜之间取得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蒋在10月9日果敢地发布第一道起义命令是非常重要的。

革命党人在接到命令后，早就有了起义的思想准备，各标、营代表，即文学社和共进会的中、下级干部们，既明白了起义的全盘计划，又了解到本单位的作战任务。

起义成功后，蒋翊武积极推动各省反正，由此引发了全国规模的辛亥革命。

英雄轻松登场，旋即黯然失色
一、湖南人最先响应武昌起义
‚在他们（笔者按：是指谭嗣同、唐才常、秦力山、黄兴、禹之谟等湖南人）带动下，两湖地区（又特别是湖南）成为革命派势力发展得最早最快和最有基础和力量的中心
地区。

辛亥前，湖南曾被称为‘小法兰西’。

自立军运动的时候后，辛亥革命终于在这里爆发和成功，并非偶然（武昌起义是以湖南焦达峰等人为主要后盾的）。

这一直延续到五四运动、勤工俭学运动（湖南人最多）和大革命时代。

两湖（特别是湖南）的革命者始终前仆后继，成为全国最富有生气活力的中心地区，与此也是有关系的。

‛（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
正如李泽厚断言，武昌起义是以湖南焦达峰等人为主要后盾的。

1911年4月，同盟会在广州举事，焦达峰欲响应，不料事情泄露，逃走汉口。

闻广州事败黄兴阵亡，众人大惊。

焦达峰慷慨曰：‚苟无广东，中国则无革命乎？使克强果死，我等宁不革命乎？我两湖亦能革命，何必倚仗别处？‛于是与谭人凤、居正、孙武摻商定：‚湖北首先起义，则湖南即日响应；湖南首先起义，则湖北即日响应‛的决策。

7月31日焦达峰返湖南在长沙落星田定忠客栈成立机关，委陈作新负责运动军队，陈与新军安定超、王鑫涛、李金山等在小吴门外军路侧，组织‚日新江‛作为联络机关。

作起义的准备工作。

武昌首义消息三日后才传到湖南，焦达峰力排众议：‚武昌首义多日，我湖南岂可袖手。

中国存亡，在此一举。

此时不战，更待何时？‛。

湖南10月22日在焦达峰召来浏阳洪江会众两万余人、陈作新策反部分新军，几乎没费什么力气当日便光复长沙。

据戴凤翔将军口述，‚农历九月初一（10月22日）早晨八时左右，新军分别由北门和小吴门进城向抚署衙门发起进攻，进展极为顺利，巡抚余诚格在起义军进辕门时，急急忙忙在衙门后面围墙靠近四堆子处挖一个洞溜走了，其它文武官员也都学着抚台的样子开了小差。

只有那姓沈的长沙知县不识时务，不降不走，自寻死路。

‛清朝兵力之弱也可见一斑。

当晚在同盟会众、会党民众个新军的支持下，焦达峰被举为湖南军政府都督，陈作新为副都督，湖南成为最早响应武昌起义成功的省份。

二、革命家？流匪？阴谋家？
不可否认，焦达峰、陈作新领导的湖南起义，是全国第一个响应武昌起义的壮举，巩固了首义地区的胜利成果；湖南的全部光复，又极大地推动了其他省份的起义和独立，加速了清朝统治在全国范围的崩溃。

然而，这只是历史叙事的一种，另外一种阐释是，革命人本不想看到的自义和团以降农民运动所演绎的暴力无序在湖南这块土地上进行了一次集中上演。

（以下据张鸣《辛亥：摇晃的中国》整理）
湖南光复后，会党洪门帮会首领焦达峰及陈作新做了正副都督。

都督府草创未定，一盘散沙。

全省各地的洪门弟兄，一股脑全进城了，在都督府安营扎寨，支锅造饭。

都督府成天开流水席，人来车往，谋事的、要钱的，杂乱无章。

稍不
如意，即大嚷大叫，责都督不讲义气。

洪门本是做违法买卖的，此时则做到大街上，聚众开赌还算好的，白吃白喝，甚至白日行劫，无所不为。

洪门各派纷纷大开香堂，广散海底，明目张胆，招摇过市。

一时间，街上为非作歹之事，都归在洪门名下。

不少人打扮得一如戏剧中的武生，一身夜行衣，帽子上还有一个绣球，以为这就是汉官威仪。

革命党另一位加入洪门的大佬谭人凤，见状意欲整顿，提出《社团改进意见书》，还没等实行，办公处就吃了炸弹，只好赶紧走路。

这样掺和了会党的革命，热闹固然热闹，可是不仅乡绅不高兴，老百姓也受不了，外国人更是感到愤怒。

在外国神父的描绘中，居然成了人间地狱，不仅满人大量被杀戮，连一般平民也难幸免，甚至一些传教士也被侵犯。

革命党人拼了命保护教会，但也保不住。

所以，湖南的俩都督（焦达峰、陈作新）被立宪派轻而易举就暗杀了。

（以下是戴凤翔将军对焦、陈两年被杀经过的口述）
当时湖南立宪派在社会上的声望较革命派为高，因革命党人的活动都是在一种秘密状态中进行的，不为外人所知。

但是立宪派却没有揽到职权，心有不甘，于是暗中酝酿推翻焦、陈。

谭廷闿（谘议局议长），陈炳焕（副议长）、左学谦、粟戡时等都是当时立宪派的头面人物。

10月28日（农历九月初七），五十标营长梅馨、统带余钦翼等发一帖子给我，请我于29日午后5时到徐长兴饭馆吃饭。

第二天到
时同坐的有梅馨（营长）、余钦翼（统带）、危道丰（营长）、李致良（营长）、陈维城（参谋）、蒋国经（营长）、向瑞琮（炮队营长）等人，除我是陆大学生之外，其它人都是留学日本士官学校的学生。

当时的风气，留学生趾高气扬，看内地学生不起，故除我以外，无一内地学生在坐。

席间，李致良说焦、陈乱用人，乱用钱，湖南会糟蹋在他们手里，要想个办法才好。

梅馨脱口而出道：“杀了这王八蛋不就得了。

”其原因则是焦系会党，陈系排长是他们的部下，根本就瞧焦、陈不起。

如果这做都督的是个士官学生或者是我这样的陆大学生，他们不一定会反对，焦陈就是资望不太够。

当时啧说，初一反正，祛逐余抚，一时没有预计，仓猝中推两个都督，这原是过渡的，也是个烂斗笠，可以叫他走，不必杀他。

梅馨桌上拍一巴掌说：“你真是妇人之仁，若叫他走反倒留个后患，以后枝节横生！”李致良说“杀了倒爽快”。

我知道我是没有办法挽回的了，也就不再说话。

只是暗暗忖度，报信给焦陈，叫他们走算了。

陈作新在罗汉庄教书时，我曾在他那里读过一年书，我们有师生之谊。

次日早饭后，我到都督府，陈作新已外出。

只见焦都督室内围绕三四十人，喧闹不堪，我只好欷歔而返。

10月31日（农历九月初十日），梅馨指使部下，制造“和丰公司纸币挤兑风潮”，副都督陈作新“单骑巡视”，结果走至北门铁佛寺，便被梅馨伏兵乱刀砍死。

接着，梅馨又指挥吴家铨所部军队冲进都督府将焦达峰杀了。

随后，谭延闿被推为都督，焦、陈之被杀，以我揣度，事前立宪派必与新军各营长有所妥协，有所预定，乃假手于梅馨
耳。

听说梅馨在上海得病临死前有人问起焦陈被杀事，梅馨说“当时直为人作猎狗耳”，可能就是指此事而言。

（注：谭延闿、梅馨皆是湖南人，而且是立宪派）
李泽厚说，‚辛亥革命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在全国胜利了。

武昌起义后各省几乎大都是所谓‘兵不血刃’‘传檄而定’。

然而实际上是悲惨地失败了。

绝大部分的政权都落在立宪派或旧封建军阀、官僚手中。

‛即如湖南起义，纵使后人使出浑身解数来抬高这次起义的价值，终究难以逃脱历史公正之笔的审判，在这场充满杀戮、阴谋的革命中，没有所谓正义与否。

正是因为史实超出正史逻辑之外，后人才有了多种阐释可能，同时也有了更发人深省的反思。

真是吊诡，壮烈激怀的革命后封建主义毒瘤、小农狭隘思想随时可能会冒出头来，而且反扑之激烈、之彻底超乎想象，辛亥革命之后如此，五四革命后亦如此。

历史从来都是众说纷坛，各执一词，将已成定局的棋推倒从来不是没有，改弦易张不是没有，颠倒是非也不是没有。

然而，百年激荡，回望辛亥。

素有‚敢为人先‛、‚经世致用‛美誉的湖湘弟子，正是以其不容商榷之余地的求索精神，一次次臵身于历史潮头，猛烈地撞击着眼前的无物之阵，虽九死，而其犹未悔。

妇孺皆知，辛亥革命中的湖南人这种动的斗争哲学并非后继无人，而且是深刻地改变了中国近现代历程，影响直至
今日。

是为结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