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今古文经学

两汉今、古文经学

一

“两汉时期，因所据文本不同、师承解说不同、研究目的不同，经学分为今文学和古文学两大派。今文学派认为六经是政治学说，他们偏重微言大义，以经术饰吏治，重实用而轻经术。古文经学派认为六经皆史，以考据之法治经，重视名物训诂，被称为朴学。”［1］p25

“今文经学派主张阐发圣人的微言大义，强调经世致用，惯于以唯心主义的态度解释经学，进而来穿凿比附时政，直接为当时的封建统治、伦理道德提供思想根据。代表人物是《公羊》学派的董仲舒。…古文经学派力求保持先秦儒学的史官文化传统，反对随心所欲地解释古代文献。他们以出土好传世文献为依据，以恢复古书的本来面貌为目的，主要在语言文字上下功夫，重点解决经籍中的文字、音韵、训诂等问题。代表人物是刘向、刘歆父子。”［2］p7

二

（以下内容均摘自许道勋、徐洪业《中国经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0月版，不一一注明。）

“古文”与“今文”对举，最早见于《史记》。

汉武帝“置五经博士“标志着今文经由民间私学变为朝廷官学。《汉书·儒林传·赞》：“武帝立五经博士，《书》唯有欧阳（生）、《礼》后（苍）、《易》杨（何）、《春秋》公羊而已。”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召开了著名的石渠阁会议，命儒生讲论五经异同，由太子太傅萧望之主持，宣帝亲自参加，并作最后的裁定者。因此，评议经义异同就是以维护封建礼制为准则，凡是符合统治需要的，就会得到皇帝的认可与推崇。两年后，黄龙元年（前49年），从官制上正式确立博士生员数额，这就是黄龙十二博士。东汉光武帝“及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先是四方学士多怀携图书，遁逃林薮。自是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于是，建武初年立十四博士。建武十四博士的设置标志着今文经达到了繁盛的阶段，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经学开始走下坡路了。原来的博士官隶属一九卿之一的太常官署，现在只是太学里讲授经学的教官。东汉章帝建初四年（79年）十一月召开白虎观会议，讲论五经异同。今文经学家李育以《公羊传》义理质难古文经学家家逵。会议讨论的结果由班固整理

为《白虎通》。

今文经学的最后一个大师是公羊学大师何休《公羊解诂》自序里强调“治世之要务”

三

汉初古文经典的三个来源：孔壁古书、鲁淹中《礼》古经、河间献王收集的古文经书。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析文字，烦言碎辞，学者疲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于国家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守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嫉妒，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若必专己守残，党同门，嫉道真，违明诏，失圣意，以陷于文吏之议，甚为二三子不取也。”

王国维：“观两汉小学家，皆出古学家中，盖可识矣!”

四

所谓“谶”，是一种“诡为隐语，预决吉凶”、带有神秘色彩的预言。这种预言被认为是发自上帝，是符合天意的，因此也叫做“符”或“符命”。

据史籍记载，谶至迟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出现。至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把传统的“六艺”经典与“阴阳五行”相结合，构建一个完整的“天人感应”神学理论体系，使经学向神学化方向发展。刘向的《洪范五行传论》“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推迹行事，连传祸福，着其占验，比类相从，各有条目。”

谶纬之学的基本内容和主要倾向，是把儒家经典神秘化、宗教化。它是有文献体系的政治神话，其中包括了完整的三皇五帝系统、圣人感生受命的传说、任意比附的灾异祥瑞等等，实际是封建神学与庸俗经学的混合物。

［1］李国英章琼.《说文》学名词简释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2］董希廉.中国的字圣—许慎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