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主题分化与社会学研究范式整合

内容摘要：肇始于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现代性是一个整体性概念，即元现代性。但元现代性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分裂为科学现代性与人文现代性，且前者在斗争中占据上风。作为现代性产物的社会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受制于这种二元对立叙事，以至于导致自身多元破碎的理论与范式纷争，甚至社会学的危机。在人与人关系的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后工业社会背景下，社会学应打破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完善自身科学与人文的双重性格、寻求研究范式“多元一体式”整合，并在强化对现实的解释能力的过程中建构独立、整体性的学科形象。

关键词：现代性，研究范式，范式整合

自1839年孔德提出“社会学”一词以来，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走过了一个半世纪多的历史，这段历史既是社会学从幼稚走向成熟的过程，也是社会学不断表露危机并在理论建构中克服危机的过程。时至今日，现实世界的日新月异与社会学理论多元纷呈的局面使得社会学既朝气蓬勃又范式林立而欠缺统一，社会学究竟应以何种面貌出现也是众多学者所探讨的话题。那么，追本溯源，在对社会学的催生婆——现代性的思考中似乎可以汲取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范式孕育：元现代性及其主题分化

有关现代性问题的提出与讨论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而滥觞于西方发达国家的。20世纪60年代前后，欧美发达国家经过战后修整与重建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并相继进入了“后工业社会”。与此同时，伴随着技术进步与生活富足而至的是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和犯罪乱伦等社会问题的层出不穷。人类社会“立”与“破”的悖论促使社会思想家反观人类社会的理性进步路线，也由此引发了一场有关现代性议题的论争。诸如哈贝马斯的重建现代性、利奥塔的重写现代性、吉登斯的反思现代性及以鲍曼对现代性的诠释与对后现代性的预言等等，都从不同角度对现代性加以描述、解释、批判和建构。有鉴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与现实经验，上世纪80 年代以来，在中国的思想界也掀起一股现代性讨论的热潮，一时间“发展”、“反思”、“现代化”等成为炙手可热的流行话语。

然而，现代性就象一个幽灵徘徊在东西方世界，学术界对其解释与厘定始终处在讨论之中而莫衷一是。现代性确实是一个内涵丰富、歧异丛生的概念。在古典社会学家那里，迪尔凯姆眼中的现代性是机械团结经由社会分工向有机团结过渡；韦伯论述的现代性则是社会生活的“祛魅”与合理化过程；而在马克思看来，现代社会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前进，人类在与外部世界的斗争中从自然界的必然性王国中解脱出来。

虽然古典社会学家并未明确以“现代性”的概念为工具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但他们关于现代社会向何处去的丰富论述却为后来者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土壤。吉登斯（2000：1）认为“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十七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不同程度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他进而从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控体系和对暴力工具的控制上界定了现代性的四个惟度。阿尔布劳（2001：86）指出，现代性是包括了由理性、领土权、扩张、发明、应用科学、国家、公民身份、官僚组织、资本主义及许多其他成分组成的结合，它们合在一起，为芸芸众生的实际活动提供了一种框架。在多德（2002：[引言] 1）看来“现代性工程是社会理想化的结果，它试图在启蒙思想的基础上进行建构。它关注的是普遍价值，并从这样一种信念中汲取营养：历史是对那些价值的认识过程。”被喻为“后现代性的预言家”的鲍曼（2000：150）则将现代性解释为知识的永不止息的进步，看作一场最终能够战胜和凯旋的战斗，看作是一场理智反对情感或动物本能、科学反对宗教与巫术，真理反对偏见、正确知识反对迷信、反思反对无批判之生活、合理性反对情感的作用及习惯统治的斗争。

比较这几种关于现代性的理解可以看出，吉登斯主要在与传统社会的对比中刻画现代性的特征，他甚至用“现代性的断裂”来形容现代社会的超越性；鲍曼则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

会中各自不同侧面的特征加以对比，突出后者的战斗威力，实质是对理性力量的深度置信；阿尔布劳的视角则在一定程度上包容了前面的两种阐述；最后，多德的界定更专注于价值理想意义上对人类社会进行前瞻与想象：现代性是指向历史未来的价值与信念。

有关现代性的定义可谓五花八门，试图用一条原则统率之几乎是徒劳的。但如果采用韦伯“理想类型”的分析方法，则在总体上可以认为，现代性是指从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历史与文化，其特征就是勇敢地用自己的理智来评判一切（佘碧平，2000：2）。[ 当然，这只是西方意义上的现代性的含义，我们出于与后面讨论相应而使用之。至于其他地域、国家或民族现代性及其样态的存在，我们姑且不予讨论。] 对此，可从两个基本方面进行理解，其一，现代性是一种历史状况，它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历史背景直接相关。相对于传统性或前现代性的农业经济、礼俗观念、专制统治及单一同质、封闭僵化的社会结构与生活方式而言，现代性是祛蒙昧性与祛传统性的历史描述和生活境况。其二，现代性是一种精神状态，它鄙视人类蒙昧、未开化的精神世界，相信人类理性的无限能量和拓展空间，崇尚人类社会永恒进步的价值理想。

具体说来，在这样的历史与话语情境中，人们将在经济上运用科学技术打破和超越简单、机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实现物质生活富足，提升生存发展能力；在政治上祛除专制、人治统治，以法理契约保障个体成员的自由、平等不受侵害，并在矫枉过正中捍卫秩序稳定与社会和谐；在文化与思想观念上，摆脱超自然的蒙昧观念对人类头脑的禁锢，倡导、推行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理想。概言之，现代性就是包含经济富足、政治民主和思想解放在内的，指向人类社会自由、平等、博爱、进步与秩序的理想化状态及贯穿其中的理性精神、价值追求和伦理承诺。我们认为，现代性的核心是一种指向美好未来的价值追求，它是现代社会的精神内核。因此，在最本质的意义上，现代性是是一种“元现代性”，通俗地讲，就是坚信“人类生活的无限美好”。

然而，人是集本能、情感与理性于一体的社会性动物，那么当人面对和作用于自然界与社会之时，元现代性就不可避免地分裂为两个方向。其一，对于自然界，人类可以通过理性实践获得科学技术，不断向自然进军，甚至将自然的铁律踩在脚下；其二，在社会世界里，相信历史发展的合目的性和进步性，而且人们可以通过理性协商达成社会契约，构建自由、平等、博爱的和谐社会。至此，现代性便由元现代性分化为科学现代性与人文现代性两股潮流，前者崇尚科学精神与工具理性，追求理性对自然的胜利，将人与自然之间征服与被征服的矛盾推向极致，其口号是“知识就是力量”、“人的理性为自然立法”。后者则关注人的心灵与社会价值，关心人在物质生活丰裕之后如何提升思想境界、完善人生意义、实现生命价值，探求人如何实现自由与终极解放。

可以说，现代社会的发展或社会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元现代性的展开、分延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科学现代性与人文现代性彼此冲突、斗争，又相反相成。然而，二者的斗争并非势均力敌，科学现代性逐渐压倒人文现代性，社会呈现出麦当劳化的趋势，有效率性、可计算性、可预测性和可控制性是其鲜明特征（里茨尔， 1999：1）。对此，社会学家分别从不同角度对现代性的分裂表示忧虑并付诸理论反思，如马克思的异化概念，韦伯的铁囚笼隐喻，齐美尔对主客观文化矛盾的忧思等等。我们将看到，作为社会学催生婆的现代性的主题分化对社会学研究范式产生了深刻影响。

二、范式分裂：社会学对现代性主题分化的回应

可以说，社会学的产生与现代性的产生和扩延是同一过程，或曰现代性充当了社会学的“催生婆”。一般认为，社会学的诞生以孔德1839年在《实证哲学教程》中提出“社会学”一词为标志。[ 关于社会学产生于何时、谁是社会学的创始人并非没有争议。如阿隆（2000）和迪尔凯姆（2003年）就视孟德斯鸠为社会学的重要奠基者。]虽然说将社会学的诞生视为必然可能带有历史的武断，但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社会背景与思想状况却为社会学的孕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