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宋明理学教育思想

第九章宋明理学教育思想

儒学二千多年来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掘主导地位，对我们民族的融合和国家的统一，长期以来是起到促进和巩固的作用。但到了封建社会中后期，却扮演了一个阻碍社会变革和发展的角色，对于其中的原因，我们可以通过研究儒学的演变过程，以了解其在各个时期表现出的理论价值和社会效果，从而做出历史主义的评价，并将有助于我们认识研究儒家的现实意义。

第一节儒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儒学在“五四”以后已基本上失去了自己的主导性地位，虽然袁世凯时大力尊孔读经，但无关大局，所以从历史的角度讲，儒学是在我国古代产生、发展起来的，而其影响却涉及到了我国近代社会、现在社会以至于我们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儒学在我国古代的演变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先秦儒家儒学

这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是一个包括哲学、政治、经济、伦理、教育等多方面内容的人文学说体系。

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剧烈的社会变革时期，这种变革在思想文化领域则导致了“诸子百家”的出现和“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春秋末年的孔子，早年定居在周礼发源地的鲁国，由于家庭和社会的影响，据说他从小就热衷于学礼，后来还做过帮奴隶主办丧事赞礼的“儒”的职业，因而他所建立的学派就被称为“儒家”。

从孔子的整个政治思想倾向来看，基本立场是保守的。主张“复礼”，要求忠君，但不盲从，即“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主张“为政以德”，用教化的方法对待人民。孔子思想还有个特点：就是着意研究和解决人际关系问题。这种以伦理、政治为中心处理和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即在“复礼”的同时主张“仁”，讲求“忠恕”，“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

孔子之后，儒家内部分为八派：子张、子思、颜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孙氏（荀子）、乐正氏。但是影响最大的还是孟子和荀子的学说。

孟子被认为是孔子儒家思想的正统继承者，有“亚圣”之称。他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理论，把孔子的“仁”发展为他的“仁义”主张。要求重义轻利。他认识到不能只靠暴力，而是通过“行仁政”来处理好人际关系，据此他进一步提出了“民贵君轻”的议论。

孔、孟思想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虽有优点，但思想保守，害怕社会急剧变革，留恋世卿世禄制度，因而与时代潮流不相适应，改进的任务则落在了荀子身上。

荀子是战国末年综合百家的人，对诸子思想作了批判性的总结。但他的基本立场仍是属于儒家，主张用“礼义”和教化来处理好人际关系。认为等级不能世袭，要求统治者旨在安定人民的生活。他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王制》）这说明孟子当时只认识到

人心向背关系到国家兴亡，而荀子却意识到人民的力量可以推翻统治者。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的急烈变革，一些比较有作为的时君世主，往往着眼于急功近利，所以儒家对处理好人际关系的思想观点，其理论价值不易为人所接受，况且这些主张和作法的社会效果也非短期能有明显的表现。因此，秦的统一仍是以法家思想为指导，这说明当时的新兴的地主阶级尚未充分认识到如何处理好各方面的人际关系，对巩固封建政权是有头等的重要意义。秦始皇和秦二世，片面推行法家严刑峻法的统治政策，很快就应验了荀子的预言，水能覆舟，人民力量终于推翻了暴虐的秦王朝，自是儒家思想又得到重新估价。

二、汉代经学儒学

两汉隋唐间的“经学儒学”，在形式上以注经、解经为主，在内容上则走向神学化和法典化而逐渐成为一种偏离早期儒家人学（重视人的价值、人格完善）特色的统治哲学。

秦亡汉兴，总结亡秦的教训，成为汉初统治者及其思想家的一个重要课题。秦的短命使他们逐渐认识到“法治”和“教化”的重要性，当然同时不排斥“法治”的作用，即所谓“德刑并用”，“以霸王道杂之”（汉宣帝）。为了贯彻这一基本国策，汉朝统治者逐渐认识到了儒学在这方面的特殊作用。

董仲舒，这位西汉的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突出地强调思想统一的重要性，迎合了当时的政治要求。他以儒家思想为中心，提出了德刑并用而以德教为主的统治方针，即既要充分发挥“礼乐教化”的作用，又要建立和统一“法度”，以便维护“三纲五常”等封建宗法道德规范，作为化民成俗的根本。

正因为儒学在两汉时期处于独尊的地位，神气了起来，从而也导致了经学研究的广泛和不断深入，出现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分。

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异同象周予同在他的《经学历史·序言》中说的那样：“今文学以孔子为政治家，以六经为孔子政治之说，所以偏重于‘微言大义’，其特色为功利的，而其流弊为狂妄。古文学以孔子为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书，所以偏重于‘名物训诂’，其特色为考证的，而其流弊为烦琐。”

今文经学派的集大成者董仲舒，根据阴阳五行说解释儒家经典，大力提倡“大一统”，提倡正名定分，提倡君权神授，建立了一套神学化的儒学体系，使儒家学说走上宗教化道路。

以刘歆为代表的古文经学派，把儒家经典看成是古代的历史资料，他们按字义解释经文，训诂简明，不凭空臆造，不用阴阳五行的天灾变异说法，而是从实际上阐明儒家的道理，提倡实行儒家的道德。

到了东汉末期，有北海高密（山东高密）人郑玄，他遍注群经，立言百万，集汉代经学之大成。他兼通所有的今文、古文经，成就超过了他的老师马融。马融给全部古文经作了注释，而郑玄注经则兼采今古文，综合诸家，形成了天下所崇的儒学——郑学。郑学以古学为宗，参合古今，自成一家之言，两汉经学之争便为其统一了。

杨东荪总结两汉经学有“三变”。他说：“两汉经学凡三变，西汉主今文，而董仲舒糅合阴阳五行家于儒，于是说经非纯本孔子见，是为一变；刘歆倡古文，使儒与阴阳五行家分，于是说经渐次回复孔子本来面目，而古文学大昌于东汉，是为一变；郑玄遍注群经，不主一家，混合今古文家法，

于是郑说行，而今文绝，是为一变。”①

杨东荪的归纳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两汉经学史上董仲舒、刘歆、郑玄这三个主要代表人物，有功于文献和史籍的整理。流传至今的汉儒古注主要是以郑玄为代表的注。

三、宋明理学儒学（新儒学）

[理学] 儒学发展到宋代称为理学（也叫宋学或道学）。宋儒多以阐释义理，兼谈性命为主，故有此称。它萌芽兴起于北宋，盛于南宋，而推衍发展于元明，终结于清代。北宋初胡瑗、孙复、石介，有“理学三先生”之称。但实际的创始人为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至朱熹始集大成。认定“理”先天地而存在，把抽象的“理”（实指封建伦理准则）提到永恒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为学主“即物而穷理”。在发展中，有程朱客观唯心主义“理学”和陆王主观唯心主义“心学”之别。而王夫之等人则在总结“理学”的基础上发展了宋明哲学。它成为中国后期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一）理学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１）唐宋之际是一个历史的重大转折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遂使地主对农民的直接人身控制相对削弱了，农民对地主阶级的人身依附相对缓和了，但为了确保其对农民的剥削和统治，地主阶级除了强化国家机器外，迫切需要建立一套能把自然观、认识论、伦理观以及道德修养方法等有机结合在一起的精致哲学，全面地对自然、社会、人生问题等作出有利于地主阶级的解释，来为他们对农民的剥削和统治辩护。很显然，章句训诂学和天命论都远远还能适应这一需要。

（２）在中唐以来长期分裂混乱政治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宋，面对伦理纲常受到空前破坏的局面，害怕自己会成为第六个短命王朝，因而便一方面厉行集权，加强朝廷的统治力量，另一方面又迫切需要重整伦常，恢复和发展封建伦理秩序。但是，汉以来的神学化儒学，在新的形势下，对于加强统治毕竟还过于粗糙。因而便迫切需要对其进行改造，创造一种新儒学，使之更富于思辩的色彩和理论内容。

（３）从儒学本身来说，汉儒的章句训诂之学，从汉到唐，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在佛道的冲击下，中唐以来学风有了极大的转变，疑古惑经的风气盛行，儒学本身的发展要求突破汉儒章句注疏之学和笃守师法、家法的束缚，这为理学（新儒学）的产生创造了有利的环境。

（４）儒、释、道三家的长期交融，特别是韩愈所倡导的儒学复兴运动，为新儒学的产生准备了思想条件。韩愈在反佛斗争中，仿照佛教传法世系的祖统论，建立起从尧舜开始到孔孟世代相传的儒家道统，以此来论证儒家的正统地位。

宋代的新儒家创立者接过了韩愈反佛兴儒的旗帜，以继孔孟绝学为己任。通过努力，夺取了佛道两家的思想武器，从佛道两家学到了儒家历来不擅长的抽象思辩的能力和逻辑推理的本领，甚至借用佛道两家的概念和命题，使儒家思想哲理化，终于创立了以儒为中心、揉合儒、释、道三家为一的新儒学，这就是理学。因而人们也把理学称之为佛道化了的新儒学。

（二）理学的演变及其主要观点

理学家继承和改造了中国哲学史上“理”这个概念，把“理”说成是宇宙的最高本体，产生万物的本原，取代了以往正统哲学中至高无上的“天”的地位，或说将“天”融于“理”中，即称之

①杨东荪：《中国学术史讲话》第三讲，北新书局1932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