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电影风格

张艺谋电影风格

摘要：张艺谋电影风格多变，每部电影都有其不同之处。但从整体来看，张艺谋的电影还是存在着某些共通之处的。张艺谋的传奇性在于他的创造性。

关键词：张艺谋风格整体创造性

张艺谋是我国第五代导演主将之一，他拍摄的电影多次获得国际电影节大奖，使沉寂多时的中国影片受到世人瞩目，并在强手如林的世界影坛上独占一席之地，他是中国在国际影坛最具影响力的导演。

张艺谋的电影风格勇于创新，且涉及题材广泛，总让人难以琢磨，他的创作，常常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不断的题材和新的表现方式，凤凰涅槃地进行自己的极端试验。他说：“我总是追求‘不一样’，跟别人‘不一样’，跟自己‘不一样’。”[1]但他的电影每次上映都能引起国内舆论的高度关注。

张艺谋曾经导演过10几部电影，分类的话可以分成三类：一类是形式主义风格，如《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有话好好说》等；一类是写实主义风格，《秋菊打官司》、《一个也不能少》等一类是唯美式风格，如《满城尽带黄金甲》、《十面埋伏》等.张艺谋电影叙事风格的变化，折射了他艺术追求和世界电影艺术发展同步的创作观念，也充分表明作为电影导演的个体在社会时代中的生活处境，生活状态及艺术价值的取向。生活在这个时代里，每一个体都会随着时代社会思潮的变化而调整自己的生活态度和艺术原则。尤其是作为大众媒介的商业艺术电影的导演，更应如此，也更要如此。因而当李尔葳问张艺谋“有影评家说你前期的作品都蕴藏着比较深刻的反思精神，而近期的作品只是痴迷于某些技术性的东西或表现边缘化的主题。你怎么看？”时，张艺谋回答：“我觉得这是受了时代声音影响的结果。在时代的大潮里，个人是很渺小的。80年代的人们有很强烈的反思意识，所以我也就拍了一些比较沉重的影片。而处在目前这个消费时代，人们则普遍崇尚娱乐和时尚，我认为没有必要感叹世风日下。我看中的是怎样在故事中表达自己的感觉。”

从整体上说，张艺谋的电影的风格有以下几点：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父亲情结和备受压力的女性关怀。

《大红灯笼高高挂》反复出现的大红灯笼就是父亲权力的象征。整个陈家就是一个封建社会的缩影：男人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女人必须无条件服从男人。导演通过点灯、灭灯、封灯、捶脚等规矩反映出女性的荣辱兴衰。这些规矩是老祖宗定下的，具有绝对的权威性，任谁也不能挑战；而享受这些规矩的人，则是陈家宅院里地位最高的人——老爷，受规矩管束的是各房太太和下人。陈家四面封闭的灰色高墙，象征着幽闭和囚禁，是一系列的陈家规矩对女人的幽闭和囚禁。二太太、三太太、四太太以及想当太太的下人雁儿相互看不顺眼，甚至相互斗法，结果死的死，疯的疯，是陈家规矩下的必然结果。换而言之，女性的悲剧命运的本源在于封建男权。

第二，人物的悲剧命运。

在《菊豆》中，染坊主杨金山是个彻头彻尾的悲剧人物。他性无能，将二房妻子折磨至死都没有留下一儿半女。而到了第三房妻子菊豆那儿，他成了一个戴绿帽的乌龟。下身瘫痪后，在内，他整天忍受着菊豆与天青明目张胆的偷情和他们所带来的羞辱，而在外，他却

享受着人们羡慕的眼光——天青比亲儿子更孝顺。生活之苦，他大概是尝够了。菊豆是个够“劲”的女子，她骨子中有着对这生活的反抗精神。所以当她无法忍受金山非人的虐待时她将求助的手伸向了青天。她始终带着十足的精神准备冲破枷锁，期望“幸福生活”。她的悲剧在于她虽然有冲破生活枷锁的勇气和决心，却无法脱离对于男性的依靠，她所有的期望的都寄托在青天和天白身上，觉得他们的存在会让自己的生活好起来。而青天始终甘于压制之下的姿态只会将她的梦想越拉越远。当她目睹了天白将自己的亲生父亲打死在染池中，世界的壁垒瞬间崩塌。她在院中点燃了火，将所有的一切烧毁，包括自己这万念俱灰的身躯。

第三，艺术性与商业性的结合。

张艺谋认为，有些拍得好的商业电影有一定的艺术性，艺术电影也有一定的商业性。张艺谋把自己的影片归结于艺术类影片。但是他的电影总能在市场上激起反响，要么在国外拿奖，要么在国内上座，从他执导第一部影片《红高粱》到现在，他拍的影片从来没有赔过钱，这是他的过人之处，也是电影的艺术性与商业性完美结合的高明之处。《山楂树之恋》后半部分返璞归真，采用内敛的、洗尽铅华的形式来拍，用润物细无声的形式来拍，创造了中国电影文艺片最高票房纪录。导演选择在这个物欲横流、节奏快的时代拍摄这一部节奏相对缓慢的纯爱电影，唤醒了大众感动神经，引领了一阵“清纯之风”。

第四，色彩的运用美学。

张艺谋偏爱红，早期的《大红灯笼高高挂》，《红高粱》片名都带着红的字眼。《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的红灯笼是贯穿全剧的线索，它们见证了各房太太的荣辱——老爷临幸哪院太太，哪院就点上红灯笼，第二天那位太太就能事事顺心；四太太颂莲欺骗了老爷，受到惩罚，被封了灯，代表着她院里的灯永远不会被点亮，也就是说，她被打入“冷宫”了。老爷临幸时，通亮的红光映衬的似乎是喜庆，是太太们的荣幸；当颂莲得知要诅咒自己死的人正是平日里慈眉善目、对自己笑脸相迎的二太太卓云时，满屋的暖红色却反衬着颂莲心里的悲凉；三太太梅珊死后，颂莲在她屋里点亮了红灯笼，满屋的红色则寓意着对人世的绝望和报复的快感。

第五，独特的构思，深刻的寓意。

在《红高粱》中，观众不会忘记青纱口那一望无际的高粱地，那野性弥漫的绿色张扬着的自然和生命；在《菊豆》中，观众的视觉中反复出现杨家染坊里自房粱上悬挂而下的红黄布条，黄色暗含淫荡，而红色却预示血腥和死亡，那布条更是给人束缚和限制的联想；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中，陈家大院里的大红灯笼以及灰色的高墙更是电影故事的主线，红灯笼让人想到青楼和挑逗而灰色的高墙则象征着幽闭和囚禁；《秋菊打官司》中秋菊疼痛的表情，意味着即将生产；《有话好好说》中，菜刀、板砖代表凶器，一只快速旋转的轮子代表主人公飞快地骑着自行车，一阵尖利刺耳的声音代表着急刹车。

第六，电影与小说的密切联系。

张艺谋的大部分电影都根据中国现当代小说改编，《红高粱》改编自莫言的同名小说《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改编自苏童的《妻妾成群》等等,正是由于中国小说的繁荣，才成就了张艺谋的电影。张艺谋认为中国有好电影，首先要感谢中国的小说家，并且说，他个人的创作，离不开小说。[3]

总的来说，张艺谋“不一样”的追求和创造性思维造就了一个传奇般的导演。

参考文献

[1] 李尔葳.张艺谋说.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第18页.

[2] 李尔葳.直面张艺谋[M].北京:经济日报社出版社，2002.第33-34页;第302-303页.

[3] 李尔葳.张艺谋说.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第8-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