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 工作报告

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工作报告
明代中后期，“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是中外关系史上的两件大事。

大批耶稣会士、商人和使者来到中国，把西方早期近代化的科技文化介绍到中国，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同时将古老的中华文化介绍到欧洲，又促进了欧洲的近代化进程。

中西文化交流，向人们展示了文化的生命力、融合力。

产生于1世纪的基督教于唐贞观年间开始传入中国，即景教，唐后期趋于泯灭；元代重新在中国活跃一时，时称也里可温教，元朝灭亡时趋于平寂。

嘉靖年间，伴随着欧洲资本主义萌芽和天主教会的改革，其中的一个传教组织耶稣会与葡萄牙、西班牙殖民者一起，再次把目光投向中国。

最早踏上中国领土、在明清之际传教史上留下光辉篇章的，是西班牙人方济各·沙勿略，但他并没有获准在中国传教，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最终抱憾病逝于珠江口的上川岛。

次年，葡萄牙人获准在澳门通商贸易，这为传教士入华传教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葡萄牙耶稣会士伯来笃是第一个被允准在中国登陆的西方传教士，他和公匝勒最早在澳门吸收华人入教。

他们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开办圣保禄学院，对传教士进行培训，让他们学习汉语和中国的风俗习惯，了解中国文化。

罗明坚是最早进
入中国内地的传教士，他在万历初年先以商人身份到广州了解情况，后应两广总督陈瑞的邀请到肇庆定居。

陪同罗明坚到达肇庆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在那里创办了中国内地第一所天主教堂——仙花寺。

他们在接受中国传统风俗习惯与生活方式的前提下，传播西方近代的地理、天文、历算和医药等科技知识，逐渐为一些中国人所接受。

万历二十六年（1598），利玛窦在南京吏部尚书王忠铭的陪同下抵达北京，沿途结交了当时政坛和学界的达官贤人。

两年后，他第二次赴京，将自己携带的西洋器物、书籍献给明神宗，获准在北京居住，由官府供应一切生活之需。

至此，耶稣会士在中国的传教打开了局面。

与利玛窦同期活跃于中国内地的耶稣会士为数不少，比较著名的有庞迪我、熊三拔、艾儒略、邓玉函、金尼阁等。

他们分别来自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瑞士、德国、法国和比利时等国。

这些传教士无论是在京城还是其他地方，都受到各级官员和学者的热烈追捧。

利玛窦更是“声振京华，名扬全国”，“自是四方人士，无不知有利先生者，诸博雅名流，亦无不延颈愿望见焉”。

一身儒装的利玛窦，忙于应接诸色人等的会见交流，有学者统计，与利玛窦交流的中国人当中有一品官员14人、皇室成员140人、内侍40人。

传教士们遵循“知识传教”的方针，以学术思想为媒介，力求扩大对中国社会各阶层，尤其是上流社会的影响。

他们介
绍到中国的科技成果，几乎包括了当时西方科技领域的方方面面，如数学、天文学、地理学、测绘学、机械制造学，以及音乐、绘画和文字拼音等。

数学。

数学是近代自然科技创新和发明的基础。

利玛窦与启合作，在万历三十四年（1606）秋翻译了古希腊著名学者欧几里得的数学著作《几何原本》的前6卷，填补了中国数学界的诸多空白，在翻译中使用的一套术语，如几何、点、线、面、平行、直角、钝角、锐角等，今天仍在使用。

天文学。

汤若望于天启三年（1623）初到达北京后，即以介绍天文知识为突破，引起朝廷大臣的关注。

他将西方重要的数理、天算书籍列目呈报朝廷，并邀请官员们参观他的科学仪器。

后来他与龙华民、邓玉函及罗雅谷等传教士都曾在钦天监任职，协助启、李天经等编译西方历书，推步天文，制造仪器，共同编制了《崇祯历书》。

地理学。

万历十一年（1583），利玛窦等人利用欧洲通行的《万国舆图》，仿制了《山海舆地全图》（后加中文标识，称为《坤舆万国全图》）。

这是在中国诞生的第一张近代意义的世界地图。

此后，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用中文写成著名的地理著作《职方外纪》，对当时世界各国的地理沿革、风物民情进行了介绍。

这些地图和地理知识，引起中国各阶层尤其是最高统治者和知识群体的注意，影响深远。

物理学。

近代物理学的传入，始自汤若望的中文论著《远镜说》。

该书介绍了望远镜的性能原理、制作方法等。

崇祯七年（1634），邓玉函口授、王徵译绘的《远西奇器图说》，是传入中国的第一部西方近代工程物理学专著。

此外，传教士还将西洋音乐和医学成果较为全面地介绍到中国。

万历年间，在利玛窦进贡明廷的物品中，有八音琴、西琴、风琴、天琴、铁琴、翼琴、竖琴等西洋乐器。

庞迪我一度每天出入皇宫，给太监们讲授西洋音乐。

西方医药学中的人体解剖、生理机能、西药研制等知识，也通过传教士传入了中国。

可以说，在这一时期，近代西方主要的自然科学知识大都传到了中国。

就其知识水平而言，基本上能代表当时欧洲知识界的水平。

西学的东渐，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英国著名的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指出：“到明朝末年的1644年，中国和欧洲的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已经没有显著差别，他们已完全融合，浑然一体了。

”
明中期以后，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在传入西方近代知识和理念的同时，也把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介绍到西方去。

中国的哲学、文学、历史等社会科学知识，以及造纸、印刷、农艺、饲养、医学、药物、数学、天文、造船、建筑乃至诸工百艺，都引起了西方传教士浓厚的兴趣。

他们不遗余力地翻译、
评介这些浓缩了中华几千年文明的精华，以滋补处于起步阶段的西方近代社会。

万历二十一年（1593），利玛窦把中国儒家经典“四书”译成拉丁文，寄回意大利。

天启六年（1626），比利时耶稣会士金尼阁又将儒家经典“五经”译成拉丁文，在杭州刊行。

这股翻译儒家经典的热潮，一直持续到清朝初年。

这些儒家典籍和随后传至欧洲的中国历史文化知识，在欧洲的上层社会和知识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就十分崇拜儒家思想中的自然神论，说：“这种哲学学说或自然神论，是从约三千年以来建立的，并且极有权威，远在希腊人的哲学很久很久以前。

”他认为中国将神和物质合而为一，是尊崇最高的理性，这种天道观和基督教对上帝的信仰是相一致的。

他确认中国文化可以弥补欧洲文化的不足，在《中国近况》一书的序言中说：“我们从前谁也不信在这世界上还有比我们的伦理更完善，立身处世之道更进步的民族存在，现在从东方的中国，竟使我们觉醒了。

”由他倡导成立的柏林、彼得堡的科学院，都将中国哲学研究列入研究课题。

法国狄德罗主持的百科全书派，热心研究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将儒家的自然观、道德观和政治理想，作为无神论或自然神论的有力武器，批判欧洲基督教的神权统治和君主专制，并通过对中国思想和政治的赞美，表达他们追求一个具有崇高理性、合乎道德、宽容而有节度的
政治制度的理想目标。

伏尔泰认为：“孔子使世人获得对神的最纯真的认识”，这就是惟以德教人，要求人们修身、治国，都必须遵循自然的规律——理性，“而无需求助于神的启示”。

法国霍尔巴哈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将政治和伦理道德相结合的国家。

这个帝国的悠久历史使一切统治者都明了，要使国家繁荣，必须仰赖道德。

”他主张以德治国，写出《德治或以道德为基础的政府》一书，宣称“欧洲政府必须以中国为模范”。

中国的瓷器、丝绸、刺绣、壁纸、折扇和绘画、园林艺术传入欧洲以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17、18世纪的法国，“中国风格”“中国趣味”曾盛行一时。

著名的罗科科风格，就吸收了诸多中国艺术的元素。

在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中，大多数的学者只强调西学东渐，强调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化的积极影响，而忽视了中国文化的西传及其对西方文化的积极影响。

其实，中西两大文化体系之间蕴含的某些共性及其相互交流的互补性，是这一时期显著的特点。

就实际效果来看，欧洲从中受益的程度远大于中国。

在欧洲近代化过程中，西方启蒙思想家以耶稣会士为媒介，“在东方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和物质的世界”。

18世纪中叶以后，深受中国思想文化影响的重农学派魁奈（1694—1774）等人，仍然活跃于法国的政治舞台。

直至1789年法国
资产阶级大革命中著名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还可以看到孔子思想的影响。

中国的四大发明在14世纪传入欧洲后，为欧洲从中世纪向近代社会过渡的历史变革提供了物质条件，对现代世界的形成起着重大促进作用。

（选自《明史十讲》，xxxx，有删节。

作者陈梧桐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明史和中国民族关系史。

彭勇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明清史的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