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自贡盐商的辉煌

古代自贡盐商的辉煌
四川自贡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这短短八十余年间，曾经有过两批盐商因战争的爆发而崛起，这就是被自贡人津津乐道的两次川盐济楚，它将自贡盐业推向了辉煌的顶峰。

楚即湖北的简称，从盐业消费市场来说，又称楚岸。

楚岸实际上包括湖北、湖南及邻近的一些州县，这里人口众多，又素不产盐，历来是国内最大的食盐销售市场。

在清代前期、中期，楚岸一直被实力雄厚的淮盐盐商独占。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盐业经营由国家垄断并严格控制。

清王朝对盐业的控制主要偏重于流通环节，采取的方式是封建专制商引岸制度。

引岸制度将食盐的生产与流通规模定向地限制于法定区域内，形成一块块相互割据的封建世袭领地，并以严酷的法律和严密的缉私体系加以保障，以保证官商通过垄断贸易稳妥地攫取盐利。

正如曾仰丰在《中国盐政史》中的一样：“凡犯无引私盐凡有确货即是，不必赃之多少者杖一百，徒三年。

若有军器者，加一等，流二千里。

盐徒诬指平人者，加三等，流三千里。

拒捕者斩监候，盐货车船头匹并人官。

道途引领秤手、牙人及窝藏盐犯寄顿者，杖九十，徒二年半。

受雇挑担驮载者，与例所谓肩挑背负者不同，杖八十，徒二年。

”。

结果，盐业经济不管是生产规模还是销售范围，都不是由生产水平高低和市场供求关系等内在经济联系决定，而由封建政权的统治需求和利益等非经济因素制约。

没有了销售市场，使得具有精良技术和丰富盐业资源的四川盐业难以得到发展。

太平军攻陷南京使四川盐业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1853年，太平军攻陷南京，两淮盐路断绝，淮盐至湖北的运道阻塞。

咸丰皇帝于当年5月，着户部下了一纸文书：“川粤盐斤入楚，无论商民均许自行贩鬻，……”就这样，多年以来的岸引疆界被打破，第一次“川盐济楚”由此拉开帷幕。

这纸文书大大刺激了自贡盐业的发展。

各色人等纷纷筹措资金投入到新盐井的开掘上，一时间自贡经济空前繁荣，百业兴旺。

据记载，由川入楚之盐，每月达9万担，年运量108万担，几乎全由自流井提供。

当时制盐成本低廉，而楚岸盐价奇昂，在湖北售盐一斤，可以换一斤棉花运回四川。

有时售价竟高达一斤银子一斤盐之巨。

以致于富荣盐场首富王朗云的盐船初至湖北沙市，当地人以河床高于街市，堤坝系泥土筑成，恐泊岸船多，闯坏土提，影响安全，不准靠岸时，王朗云敢不惜成本，独资远运石料，于泊船之所筑石堤，时人呼为“洋码头”，以区别于土堤坝，今仍沿用此名。

而今“洋码头”已被沙市列为文物保护单位。

如此高额的利润，使自贡盐商一夜暴富。

大批盐商在此时崛起，并迅速达到顶峰。

据清代人李榕记
载：“积巨金业盐者数百家”。

在这些盐商中“王三畏堂”、“李四友堂”、“胡慎怡堂”、“颜桂馨堂”实力最为雄厚，被称作“老四大家族”。

每一家的资产几乎都超过了一百万两白银，相当于今天几亿元人民币。

富荣盐场首富“王三畏堂”此时也达到辉煌的顶峰：其发家人王朗云，从道光三十年到咸丰十一年（1850年—1860年）先后复淘改造，新凿成三生、金海、添福等井，使王氏盐产量位居富荣盐场首位。

同时，利用川盐济楚机会，开设广生同盐号，并在重庆、宜昌、沙市等地设立分号，专门运销济楚川盐，由此获得数以万计的财富。

获利之后，王朗云大量收购田土乡庄，拥田跨富顺、威远、宜宾等地，年收租谷1.7万石，四川总督丁宝桢称其“富甲全川”。

同治六年（1867年），王朗云53岁生日，他设筵大庆，诸多朝廷地方大员都是他的座上嘉宾。

云南兵备道、翰林院编修赵树吉为其撰写寿序；武英殿大学士、国史馆正总裁贾桢，工部尚书、总管内务府大臣、翰林院修撰翁同和等列名拜寿；刑部陕西员外郎赵树宣，工部虞衡司主事赵熙亮灯参加祝贺。

可谓门庭生辉，风光之极。

1937年抗战爆发，日军禁止沿海地区的食盐运往内地，企图逼迫国民政府投降。

这时，四川出产的井盐就成为了中国坚持抗战的重要物资。

1938年3月，国民政府便要求四川自贡盐场年产食盐增加15万吨。

从1938年起，自贡盐场便获得了迅猛发展，大批的资金投入到新盐井和天然气井的开凿上，自贡也再一次迎来了全面繁荣的黄金时代。

这一时期就被称为第二次“川盐济楚”，被称为“新四大家族”的“熊、侯、罗、罗”四大家族粉墨登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