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城市化

“逆城市化”之真伪

中国城市报社副总编辑：陈柳钦

“逆城市化”是相对于“城市化”而言的。“城市化”是一定区域的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文化功能、社会功能以及居住和消费功能向城市聚集。在这些聚集过程中，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大城市化”的必然结果是愈来愈强大的聚集效应，同时也带来了聚集空间趋近极限和难以持续的种种“城市病”。当城市的发展到了一定极限，就得调整和优化城市的功能结构和空间结构，由此，中心城市的各种功能，比如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以及居住和休闲娱乐等功能纷纷向有条件的中小城镇及乡村分解。这些功能分解就是“逆城市化”。

“逆城市化”的思想最早是英国人霍华德于1898年在其专著《明天的田园城市》中提出来的。霍华德曾竭尽全力想创建一个人类理想的“田园城市”。即在不影响英国逆城市化社会既得利益集团利益的情况下，开创一个集农村和城市各自优点长处的人居环境。真正意义的“逆城市化”是在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才发生的。1970年代，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在经历快速发展之后进入城市化进程的高级阶段，其主要特征是大城市人口停止增长甚至减少，人口和其他资源开始流向中小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周围的郊区小城镇。这种现象在1970年代首先在美国出现，并被美国地理学家波恩在1976年命名为“逆城市化”。其含义是指西方国家的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人口增多、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城市病”越来越严重，大量城市人口向郊区流动或者农村流动。美国“逆城市化”的时候，人口流动有着一定的阶层秩序，富人最先搬出，随后是中产阶级，伴随着新居住地功能完善，最后形塑成为新型小城镇。这样的格局跟美国的国情有关。

20世纪90年代，中国进入了城市化迅速发展的黄金期，随之而来的“城市病”也呈现在世人面前，而且有愈发严重之势。与此同时，城市的迅猛发展又导致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严重滞后于城市发展的局面。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大城市交通堵塞、就业难、房价高、看病贵、高污染、能源不足等“城市病”问题越来越突出，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城市人口向农村或者远效转移的现象，如土地价格制度导致的反常“非转农”现象，农村户口升值引发的公务员主动进村“当农民”现象，大城市生活成本高昂、社会保障不到位造成的被动“逃离北上广”现象，等等，引起了学术界较多的关注，并被视为中国的“逆城市化”现象。同时，也有人认为中国当前出现的城市人口向农村转移，与理论上的“逆城市化”根本不是一回事。

中国出现的所谓“逆城市化”是真正的“逆城市化”吗?答案应该是否定的。首先，“逆城市化”是城市人口向农村和小城镇的流动，目前出现的人口外迁，严格地说不是“逆城市化”，而是一种“郊区化”现象。第二，就目前中国城镇化的现状来看，城市化仍然是主流。第三，从人口流动的实质来看，不管是哪种形式的人口回流，都不能与西方的“逆城市化”相提并论。第四，从“逆城市化”的条件来看，西方的“逆城市化”是在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均等化或一体化的前提下实现的，而中国目前的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差距还非常大。

有城市化就应该有“逆城市化”。这似乎颇符合周易中的阴阳之理，以及西哲之辩证法。实际上，正如有两种“城市化”：市场驱动的与政府主导的，“逆城市化”也有两种：城里人自愿回到农村与城里人被强迫去农村。只要出乎自由与自愿，无论“城市化”与“逆城市化”都是有效率的，但如果搞强制，那就成了“被城市化”与“被逆城市化”，都会造成惊人的资源浪费。在城市化进程中，中国曾有两次“逆城市化”过程：一次是三年自然灾害后政府调整大跃进决策失误，减少城镇人口甚至撤销部分城镇；第二次是知青上山下乡，十分之一以上的城镇人口被送到农村。这两次都是计划经济年代自上而下的被动“逆城市化”。历史证明，“被逆城市化”的代价是非常惨重的。

虽然每年有1000多万农民工进入城市，但现行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方面的制度藩篱和“隐性”门槛，使得“农民工市民化”这一新型城镇化的核心难以做实。如果从现象上看，当下的城市化进程简直一片乱象，有的地方到处造城却抵制农民进城，有的地方赶农民上楼农民却不愿意，有的城市农民想进而不得，有的城市市民想办法当农民。但这一片乱象中，其实纠结的不过就是户籍改革和土地制度改革两条线。目前中国出现的所谓“逆城市化”，同户籍制度以及土地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不单纯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由于户籍背后庞大的利益链条，以及土地生钱功能的日益凸显，城市户籍已经并非一些地区人民的首选，反而是农村户口有更大的新引力，再加之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尚需时日，进城容易留城难的现象也让一部分人“忘城却步”。从城镇化的动态过程来看，人口从城市向村镇的回流只是个别现象，城市化仍是主流。“逆城市化”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城市功能自我优化、减轻空间压力的内在要求和必然冲动，隐含了工作地和居住地分离的特征。而中国的“逆城市化”并非人们的自由选择。因此，社会人口离开城市并不一定就是“逆城市化”，特别是中国目前出现的中国式“城市逃离”，其实就是基于严重的分配失衡，它是由利益或者是土地诱惑所催生出的，谈不上是真正的“逆城市化”，而是一种“伪逆城市化”。

“逆城市化”是城市化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产物，而中国的城市化尚不充分。城市化是和工业化、信息化紧密相连的一种社会进程，在城市化大势所趋的背景下，在中国迈向更高水平城镇化的道路上，在这个城市化水平并不高的国度里，出现“逆城市化”现象值得深入思考。这种“逆城市化”其实更多是一种无言的倾诉。这种“伪逆城市化”的假象，掩盖的恰恰可能是城市化过程中的现实矛盾。一方面，现行的户籍制度仍然是年轻人进入大城市的制度性藩篱；另一方面，基于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劳动分工的城乡二元分割之势不减反增。如果任由这种现象发展，对其背后的社会问题不予理会，无异于掩耳盗铃，也势必造成更加严重的城乡割裂，在一定程度上消解过去数年间的城市化成果。因此，目前在中国极力推崇“逆城市化”多少有点悲哀。

无论是国外，还是更早以前的中国，人们有自由和权利选择生活在城市，还是乡村。城市化固然是现代化的必然结果与趋势，但是，人们仍然有回归田园生活的权利。而现在的“逆城市化”之所以不正常，就是因为，这并非人们基于权利平等而做出的自由的、真实的选择。在正常的“逆城市化”进程中，城市人口流向小城镇是“主动选择”，而我们国家的绝大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