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豁免的实践问题

国家豁免的实践问题

有关国家及其财产豁免的案件在我国对外交往中时有发生。中国也曾经有过几例在境外被诉的官司成功获得过主权豁免，比如“湖广铁路债券案”等。近几年来，这方面的案件明显增多，例如“仰融诉辽宁省人民政府案”、“莫里斯诉中国旧债券案”等。虽然我国法院尚未审理过涉及外国国家及其财产豁免的案件，但是，随着中国对外贸易、投资的纵深发展，今后此类案件可能会常有发生，甚至还会出现私人以侵害人身或财产为由起诉国家代表的案件。这方面，学术界一直以来主要偏重理论研究甚于实务探讨，偏重政策应对甚于司法应对。而近年来上述案件的发生，促使我们的视角应有所转换，更应加强司法应对。

例如，仰融案。根据国际法，一般在境外起诉某国政府的官司，主权国家都享有审判和执行方面的主权豁免权。在美国的主权豁免法上，重要的例外有二：其一，外国政府在美国境外实施的是商业性行为；其二，这个商业性行为与美国有直接的利害和影响。如上述二者都存在，那么美国法院认为他们是有管辖权的，外国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不享有管辖豁免权。从辽宁省政府“没收”仰融财产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政府行为而不是“商业性行为”，因为一个普通的商业机构是不可能有权没收他人财产的。因此，美国华盛顿地区联邦法院于2005年3月3日初审判决认定法院对原告仰融的诉讼请求没有管辖权。

又如，莫里斯案。美国公民莫里斯2005年出示了中国1913年发行的“五厘金币善后贷款债券”，起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同时还有150名旧中国债券持有者，一共要求中国政府支付630亿英镑。与湖广铁路债券案不同，该案中美国持相对豁免立场。同时美国国务院的态度较为消极，不愿出具有关声明。现在在参与诉讼方面的困难是证据上的空白，该债券发行记录不在大陆，而可能在台湾。该案的不确定因素还在于尚不知道台湾的态度。现在对中国最大的有利因素在于时效，至少债券发行时涉及的银行所在国国内法律，在时效方面对中国都是有利的。[10]如何司法应对？这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

同时，随着2004年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的豁免公约》的通过，各国在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的国际公法方面的分歧会有所减少，而人们关心的焦点将会逐渐转向国际私法规则的适用方面。[11]因此，

法律界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克服对外国司法冷漠的态度。积极地参加诉讼，转守为攻，将捍卫国家豁免的战役打响在法庭上。在国家与外国私人进行交易时，应该作预先的准备，以免出现使本国处于不利地位的可能性。本国私人对于外国政府的诉讼，应当鼓励支持。这不但是保护本国利益的一种途径，也可以增加我国在国家豁免问题上的实践，同时又是增加我国在国家豁免问题上对其他国家筹码的一种方式。[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