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作海案件分析

赵作海案件给我们的启示

赵作海案发在1999年，复核是在2003年。但从1994年到2002年，我们的刑事诉讼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无罪推定”原则被确立。但是，赵作海仍然逃脱不了像佘祥林一样依靠“死者”复活才能洗冤的命运，法律上的高调原则实际上并没有相应的机制和程序来保障。

比如刑讯逼供的危害众所周知，然而，国外行之有效的“非法证据排除”这样的程序性制裁规则并没有建立。被告人没有权利就刑讯逼供问题单独进行听证，不能就此问题上诉和要求提供人身保护；刑讯逼供的事实认定由谁来举证，被告人和控方的证明标准是什么，都没有确立；警方重大案件讯问“全程同步录音录像”也没有建立。实践中，最多由警察出庭表示没有刑讯逼供了事，刑讯逼供所获取的证据的排除往往成为一句空话，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暗示着国家的刑事诉讼价值观是高效地打击、严惩刑事犯罪、保护社会利益，在义务本位、集体主义、国家主义至上的中国社会，“杀人偿命”是中国人的普遍法律观，在这样一种“民意”的力量之下，要想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这样的程序性制裁措施是不可想象的。

更关键的问题在于，甚至许多法律上所确立的原则和机制也常常为司法的“潜规则”所规避和架空。刑事诉讼的架构并没有沿着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法官居中裁决（实际上，从世界各国来看，不管是大陆法系、或者是由大陆法系演变过来的社会主义法系都是如此）、警方和检方的主张要在法庭上得到确认这种“三角模式”进行；司法实践中，公检法联席办案、提前介入和政法委“协调办案”以及公安机关地位逐年提高，都使得警方在刑事诉讼中成为最重要的主体。警方制作好“饭菜”、检方照端、法院照着吃的“线性结构”依然被延续。

今天，反思赵作海案，不仅是要纠正错案，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更应反思这些年来，我们刑事司法中还存在着哪些漏洞，以防范类似冤案一演再演。

执法的理念，刑法的威势——以赵作海案、南京“换妻”案为视角三大部门一错再错

公

商丘市一些公安机关的工作人员表示，在这起案件中，有些疑点没引起足够重视：

一是警方确认无头、无四肢尸体为赵作海所杀后，没有追查凶器，也没有确定凶器所能造成的伤痕是否与尸体的伤痕相符。这些，不符合我国法律对杀人罪定性的要求。

二是当时尸体高度腐败，警方先后做了四次DNA都未确定死者身份。所以警方把尸体确定为赵振晌，有主观色彩。

三是当时警方根据残尸，对死者身高进行了确定，为1.70米。但实际上，失踪的赵振晌身高只有1.65米左右。

检

警方两次将该案移交商丘市检察机关后，都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退卷，要求“补充侦查“。

赵作海被羁押3年零3个月后，该案被上级政法机关列为重点清理的超期羁押案件，要求迅速结案，或释放，或判刑。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由于证据不足，商丘市检察院在两次退卷后，拒绝再次接卷。而警方坚持认为赵作海是杀人凶手，不能放人，造成赵作海在看守所长期羁押。在清理超期羁押的案件时，商丘市政法委等多次就该案召集开会，研讨案情。检察院后来提出：公安向检方移卷，要提供DNA的鉴定。但由于DNA鉴定没有结果，检察院最后放弃了这一疑点。

法

从法院环节来看，从2002年11月11日公诉，到当年12月5日判决，该案的审理在法院仅经过20多天。法院全部采信了公诉人的意见，而公诉人的意见其实就是公安部门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