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学术传承和发展

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学术传承和发展---以正义为中心

在古希腊罗马时期，正义主要是一种伦理观和价值观，是人们对美德的向往和理想社会的憧憬，在众多学说中，尤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

苏格拉底终其一生都在探讨正义问题，他提出“守法就是正义。”苏格拉底认为正义性并不只是立法的标准,而且是立法的共同本质。公民必须维护城邦法律的尊严,法律如契约,遵守法律就是遵守契约,破坏法律就是破坏契约。法律同城邦一样,都来源于神,是神定的原则,是神的安排;服从法律就是服从神。公民有义务接受法律的裁决,即使这样有损个人利益。此外，苏格拉底还将正义视为社会成员最重要的德行和智慧，他说：“正义和一切其他德行都是智慧。因为正义的事和一切道德的行为都是美而好的。”苏格拉底在晚年被控有罪,面临死刑。尽管苏格拉底明知自己被判处死刑是不合理的,他却毅然拒绝学生帮他出逃,他认为违背法律和违反契约一样,是不正义的行为，最终他以死亡来维护了自己的正义观念。

柏拉图的《理想国》从始至终都是围绕着正义概念展开的，其对正义的论述分为公民个人的正义和国家的正义两个层次。公民个人的正义，在柏拉图看来体现于个人的德行。当灵魂的三个组成部分理智、激情和欲望,与其分别对应三种德性:智慧、勇敢和节制协调一致,发挥各自的德性优势时,灵魂整体就拥有了正义的德性。和老师苏格拉底看法一样,柏拉图也认为,整体利益髙于个人利益。因此相对于个人正义柏拉图更看重国家正义。他指出,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单个人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能达到自足的。公民只有充分融入城邦之中,积极参与公共生活才能实现其作为公民的价值。只有依赖于城邦,才能保证个人实现幸福。

柏拉图认为国家正义的实现原理与个人正义的实现原理一致，对国家来说,与灵魂中三种组成部分相对应的是治国者、保卫者和生产者三个等级。第一等级是城邦统治者，称之为金人，他们具有理性的灵魂,智慧的品格。他们最大的正义就是凭借他们理性的灵魂,智慧的品格为全城邦谋取利益而不为私欲。对于统治者的正义，在柏拉图后期思想的代表作《法律篇》中又指出统治者很少拥有哲学家的理性、智慧。所以必须重拾法治。第二等级,城邦护卫者,他们具有坚强的意志,勇敢的品格，称之为银人。第三等级即各种工匠.,他们的灵魂充满着情欲,具有节制的品格,代表着农、工、商阶层。柏拉图对第三等级的要求就是要节制，节制是他们的美德,即“善”。柏拉图认为,国家正义存在于有机体各个部分间的协调关系之中, 公民都应找到适合自身的等级,各尽其职、各安其分。统治者、将士和工匠各做自己的事而不去干涉别人的工作,整个城邦将得到发展和良好的治理,每一类人都将得到天性赋予他们的那一份幸福，这就是正义。

亚里士多德的正义既遵循了古典政治哲学的公平、正义、民主等基本价值追求,但又更加侧重于比例正义。从国家角度看，和柏拉图一样,亚里士多德也强调社会秩序,认为城邦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亚里士多德说:“政治学上的善就是‘正义’,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政治学》中开宗明义指出国家的道要性,国家是最高的集体,国家又以“至善”为最终目的。亚里士多德认为最完美的社会应该以中等阶级的公民为主体。通过财产的分配来稳定国家。根据比例正义,亚里士多德还讨论了一个国家应该有多大。他认为一个国家应该大到足够自给,但又不能过大而需要对外战争才能维持国家的运转。亚里士多德在“守法”的概念下发展了柏拉图的正义理念。亚里士多德认为法律是一种没有感情的集体智慧，它能

实现公平正义的原则。可见,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间的相同之处在于都意在构建一个理想的城邦,不同之处在于柏拉图寄希望于一位哲学王来统治城邦,而亚里士多德则在法律的基础上建构理想的“至善”城邦。

从个人角度来看,亚里士多德的贡献在于把平等观念引入正义中。亚里士多德相信,平等就是正义。平等不是数量相等,而是比例相等,这体现为分配正义,即在分配财富、权力等公共事物时各取所值。亚里士多德认为,正义就是视责任、义务的大小来分配职位的高低和权利的多少。当分配正义被违反时,矫正正义便开始起作用。矫正正义是指即当一个人的财产、权利等受到侵犯时,侵犯者应该给以补偿、修复等。在矫正正义中,不需考虑才能与贡献,只需考虑是哪一方做出了损害行为而使另一方受了损失,并将一个人多得的部分归还给受损的一方。

对比三人对于正义的定义和解释，可以发现苏格拉底更多的时候是把正义定义为一种个人美德，而柏拉图则是从国家的意义上提出了追求社会、城邦正义的理想，亚里士多德则把二者的思想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