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贫困研究的前沿问题综述

我国贫困研究的前沿问题综述

温晓琼　周亚雄

(西北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甘肃兰州　730070)

摘要:贫困问题是现阶段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十分突出的问题,对于贫困问题的研究和探讨始终是学术界、改革者和广大人民所关心的重要问题。本文对当前我国贫困研究的几个前沿问题进行了综述,如贫困含义的演进、贫困研究的层次论、贫困成因的分析、新的城市贫困问题的研究、贫困人口首次反弹现象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我国贫困问题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贫困;前沿问题;综述

从历史演进的角度看,贫困是一个动态的、多层次的问题。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所要解决的贫困侧重点也会有所不同。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在反贫困方面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所解决的贫困问题,依然停留在多维贫困层面的较低层次。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总体提高,今后所要解决的贫困问题的层次也会进一步提高。当前有关我国贫困研究的前沿问题,概括起来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贫困含义的演进

对于贫困的含义我国学术界进行了长期深入的研究。贫困的含义经过了一个从狭义到广义不断扩散的过程。早期对贫困含义的研究将视野局限于物质生活,强调物质和收入的绝对数量;而新近贫困含义的研究则把个人能力和社会公平也纳入其中,更倾向于运用相对指标来度量贫困。1989年,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定义,贫困是个人或家庭依靠劳动所得和其他合法收入不能维持其基本的生存需求。1994年,林闽钢指出,贫困是经济、社会、文化落后的总称,是由低收入造成的基本物质、基本服务相对缺乏或绝对缺少发展机会和手段的一种状况。1997年,曹洪民认为,贫困分为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两种状态,所谓绝对贫困就是指物质供给不能维持生存,或因生活状况处在生存临界点以下而被称为生存贫困,而相对贫困是指生存临界点以上的生活状况,是绝对贫困基本解决之后出现的一种贫困,同时它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其内涵随社会、经济、文化背景的变化而变化。2000年,陆小华指出,贫困是对人类一种生存状态的描述,是指满足特定人群生存所需的物质供给、技能保障、意识引导、与社会平均水平相比处在匮乏状态,甚至不足以维持基本生存,一般意义上,前者称为相对贫困,后者即指绝对贫困(丁谦, 2003)。2002年,刘尧认为,阿玛蒂亚·森在他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阐述了他的能力贫困的概念:贫困是指对人类基本能力和权利的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缺乏;在他看来,贫困的真正含义是指贫困人口创造收入的能力和机会的贫困。由此可见,关于贫困的含义的研究是动态的、不断发展的,而不是静态的一成不变的。

二、贫困研究的层次论

学术界一般将贫困研究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两个层次,但是随着我国贫困问题研究的深入,有很多问题难以用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来简单的解释。因此,有的学者提出了新的贫困层次论,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是,目前中国城乡贫困问题难以用“绝对”概念或“相对”概念加以笼统概括的,因为它处在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之中。其动态特征的明显表现是贫困群体在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之间上下浮沉。而借助于汤森和莫泰基的“三分法”,则可以比较客观、准确地分析目前我国贫困问题的实际状况。因为转型期我国城乡存在的贫困人口,正处于满足或维持汤森所说的“基本需求”阶段,用莫泰基所谓的“基本性的贫困”对这种贫困进行描述则更显得贴切。存在于特殊历史时期的这一特殊的贫困群体,有一定的存在空间和数量规模,有鲜明的动态特征表现,他们才是现阶段中国贫困人口的主体,也当然地应当成为中国反贫困政策制定与实施的主要针对对象(王大超、张远军, 2002)。

另一种观点是,贫困研究因分为三个层次(即国家宏观层次、地区中观层次、家庭或个人微观层次)。在不同的层次上,造成贫困的主导因素不尽相同。一般来说,国家层次上的贫困应该主要从制度层面来研究和解释成因,因此,发展中国家要想摆脱贫困、实现赶超,归根结底要落实到制度变革上。地区层次上的贫困则应该主要从资源和经济结构层面来解释成因,扩大资源开发力度、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增强对外来资源的吸引力以及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实现结构优化将是贫困地区进行贫困治理的主要战略选择。微观层次上的贫困主要应归于个人能力不足,这种能力包含甚广,主要有:机会的识别能力、风险承受能力、科技运用能力、资源(包括信息)获取能力、获得公平待遇能力等。“改进穷人的福利之关键因素不是空间、能源和耕地,而是提高人口质量、提高知识水平”(舒尔茨,1990)。可见,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注重贫困人口的能力建设应成为微观层次贫困治理的首要选择(刘纯阳、蔡铨,2004)。

三、贫困成因的分析

对中国贫困的特征与成因以及减贫问题,已经有很多学者从理论和实证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但是以前学者们的研究以及通常人们的看法,多将贫困问题简单地视为收入问题。人类在向贫困宣战、努力减少和消除贫困的过程中关注的也主要是收入缺乏问题。实际上收入方面的问题只是贫困问题的一个表面特征,贫困深层的原因在于人的基本能力的缺乏。目前中国尚未消除收入贫困问题,也面临着许多人类贫困的重大问题,同时还将出现越来越严峻的知识贫困问题。在新的世纪,我们面临的不是一种贫困,而是相互关联的多重贫困问题。无论是哪一种贫困,都是对人类基本权利的剥夺,而消除贫困就是对人类基本权利的保障。贫困根本的原因在于能力的缺乏,而知识能力则是发展能力中至关重要的能力。知识能力的提高是减少和脱离贫困最重要的手段,而知识能力的低下既是导致收入贫困和人类贫困的深层原因,其本身也是一类非常重要的贫困。对贫困的分析从表面特征转向深层原因,就不能不关注知识贫困问题(胡鞍钢,2001)。

伴随着贫困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对贫困成因的分析也日见成熟和完善,人们逐步认识到,虽然贫困的表现基本相同,但造成贫困的原因却各有不同。资源短缺固然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但绝不是惟一原因。个人能力、人口数量、区位特点、经济结构、文化乃至制度等因素都已进入了贫困研究者的视野。综合起来看,对贫困成因的研究已经基本完成了从资源要素贫困观(沈红,2000;李伟,2001;李秉龙等,2004)向贫困文化观(周怡,2002)再向能力贫困观(黄文平等,2002;刘尧,2002)的转变。提倡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注重贫困人口的能力建设,已经成为当代反贫困研究的又一亮点,也成为我国广大贫困地区制定卓有成效的、新的反贫困战略提供了新思路。

四、新的城市贫困问题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开始了社会结构和经济体制的转型,市场导向的改革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市利益格局,在给城市注入生动活力的同时也导致城市社会不断分化,新城市贫困问题迅速出现和扩大。转型期出现的新城市贫困人口规模庞大,来源广泛,构成复杂,有劳动能力和劳动意愿的贫困人口占绝大比重,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其中,下岗、失业人员,外来、流动人员,企业离退休人员已经成为新城市贫困人口的主体,这与传统的城市“三无”贫困人口有本质的区别。新城市贫困人口的大量凸现不仅深刻影响了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而且也深刻影响着城市的社会结构和空间结构,进而对城市的内在发展包括城市文化、城市组织、城市管理和社区建设等诸多方面产生深远影响(苏勤,2003)。新城市贫困问题以其丰富的地理和社会意义,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市地理学和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热点和焦点。

五、贫困人口首次反弹现象的研究

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坚2004年7月表示,2003年中国未解决温饱(人均年收入637元以下)的贫困人口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80万人,中国贫困人口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首次反弹。贫困人口反弹问题一出现,便引起了政府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对其原因的分析成为学术界又一关注的热点,大多数学者认为应该对现有扶贫机制和政策进行反思。自然灾害只是贫困人口上升的表因,新增80万贫困人口发出了一个信号,应该对我们的扶贫体制和一些做法进行反思(2004)。除了自然灾害和非典疫情以外,贫困人口的反弹恐怕还有其他的原因。首先是政策性扶贫的正面效应开始减弱,更重要的是中国特色的开发性扶贫开始显露出制度困境,由于缺乏刚性制度的制约,中央下拨的扶贫专用款项在许多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劫持”(蔡方华,2004)。由此可见,对扶贫制度进行深入的研究,将成为贫困研究的又一焦点问题。

综上所述,在我国随着绝对贫困问题的基本解决,贫困问题也将由以绝对贫困为主过渡到以相对贫困为主。研究贫困问题不能仅仅停留在静态分析或比较分析的层面,而应该逐步把动态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引入其中。与此相适应,对我国贫困问题研究的视野也将相映转化,即顺应贫困演变趋势,从研究绝对贫困向研究相对贫困转化;改变政策取向,从关注集体贫困向关注个体贫困转化;拓宽研究范围,从研究物质贫困向研究人文贫困转化;转变研究方法,从一般经济分析拓宽到制度经济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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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农业　2005年第11期(总第23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