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道到人道的先秦思想演化脉络

从天道到人道的先秦思想演化脉络——读庞朴的《原道》

读书有限，对先秦的思想认识很粗浅，一段时间以来对先秦时期的“道”很留意。最近读到庞朴先生的《原道》一文，一读再读，觉得他这篇以谈“道”为中心的文章大致勾勒了天命——天道——天之道——王道——人道的先秦思想脉络。

开篇先评价了前人三篇以《原道》为题的文章。作者说韩愈的《原道》是“力拒释道二教，高扬孔孟仁义，建构儒家道统，开启宋学先声”，“他极力表明‘吾所谓道’与‘老与佛’之道之别”；说章学诚的《原道》上中下三篇“也只是一种仁智之见，是政教典章人伦日用之道；他要证明的，是那个社会的治统道宗”；点评《淮南子》中开明宗义第一篇《原道》“从宇宙本原一直谈到人之所以应待万方”，“这样的‘原道’应该叫做‘道原’”。作者说自己这篇“将一直‘原’到道的源头，从那里开始，顺流而下，观察‘道’的演变历史及相关词语的内涵”。

作者首先从字源上对道字做了研究。首先引起作者注意的是“到目前为止，尽管甲骨文字已经发现了近五千个，似乎还没有识出一个公认的、在后来的金文中使用频率已高的‘道’字”。《说文》中说道的本义是道路，甲骨文时代当然已经有了道路，但是从字形看甲骨文中只有行字，象道路形，但是只用做人名和动词。作者猜测说“这莫非是由于，到路对于人的生活固然重要，但其重要性乃藏于它的用，而不在它的体”。作者进一步考察，金文中频繁出现的道字，几乎具备了后来道字的一切含义。金文中“道”字字样的字，在甲骨文中尚未发现原型，倒是有一个从行从人的字多次出现，这个字在金文中恰恰没有，但是在石鼓文和汗简中又偏偏都有，所以作者大胆的猜测甲骨文中这个从行从人的字乃金文中“道”字的原型。因为资料有限，作者的研究只能到此为止。

道字本义是人行之道，但在当时，人行之道没什么好说的。“倒是天的行动轨迹，变幻莫测，关系着人生安危，影响到祸福吉凶，令人惶惑、祈求、战栗、臣服；于是，道字的本义，虽很少用在原发之处，却大量地无偿地借贷给天，郑重地用为天行之道”。但是“天道这个词，无论在遗物中还是在文献中，出现都很晚，直到周人才开始使用。”殷商时候冥冥中主宰世人的还不叫天而叫帝。又殷人凡事必卜，就因为他们无法预测帝的意向。他们希望从占卜中摸索出上帝的行动轨迹，却掩盖不了帝无常道的本质。所以甲骨文中无帝道之类的字样。天道从文献上看，最早出现在《左传》中，分别见其襄公九年、襄公十八年、昭公九年和昭公二十六年。“上列这些所谓的天道，首先是指日月星辰的运行，以及由于它们运行的所在，对应于人间的分野，而带来的认识吉凶”。人力渺小，只能任天主宰，依天象推算人事，就发展为占星术。这样就从殷商时期完全匍匐于天命转为周人的天道思想。《国语越语下》（范蠡曰那段）中就有循天道

的论述。后来，占星术式的天道观念式微（例如《左传》昭公十八年记录的子产的“天道远，人道迩”），“理性主义者们当时能够想到和做到的，只是巧妙地由天道引申出君王应该恪守的戒律来，或者不如说把为政应有之道附会到天象上，再返回来尊作天行之道，以作为建言、诤谏的根据”。这种意义上的天道，即作为道德律令的天道，在《左传》中，通常叫天之道（见庄公四年、宣公十五年、襄公二十二年、昭公三十二年、哀公十一年，均有天之道）。“诸如此类的天之道，既不是变幻无常的殷周之际的天命，也不同于道术意味的春秋前期的天道，而是更进一步的天的道德律”。从“莫之何而安之的天命，一反而为可预测可对付的天道，再合为应遵守（安之）宜修德（对付）的天之道。事事物物的进展，往往如此”。在这里贯彻的是作者尚三的思想（见他的《对立与三分》、《“数成于三”解》）。作者进而指出，《老子》里面说的“不窥牖，见天道”中的天道本来是指窥牖而后方见的天体运行，而其所以能不窥而见，就是因为天道此时已经泛化成恢恢不失、反求诸己便足的天之道了。摸清了这个脉络，作者接下来用到了鉴别《尚书》的成书年代上，指出古文尚书成书晚的结论。

“律令意义的天之道，本来是说给君王听的，是大臣们挟天道以令天子，制约君王无限权力和自由意志的法宝。如果某位君王开明，或标榜自己开明，愿意自觉地以天之道作为政之道，或虚伪地以天之道作为为政旗号，表示或表白自己对天道有得，那时，天之道就成了忘之道即王道，其神秘性或客观性遂黯然失色，人文性或主观性则逐渐增长，成了为政以德乃至以意了。”作者指出历来称引得最多的王道字样，莫过于《尚书•洪范》里这段“无偏无陂……归其有极。”《左传》中文公十五年中的“古之道”，也正就是《洪范》所说的王道。接下来作者总结说“王道是天道的落实和引申，即参照天体运行引申附会出来的为政之道。不同的是，它们一旦被命名为王道，便从此不再是制约君王的天条，而成了君王秉承或代表天意制订的国法，成了率土之滨应奉行的大法即洪范，也就是成了君王制约别人的法宝。所以才有‘无骗无陂’那样的三句话。据说只有如此，才能使天下国家臻于至善之境，即所谓的会归于极；或者说，这些王道，就是天下国家臣民百姓所应会归的‘极’。”

天道转为天之道，再转为王道，一方面是进步，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其主观任意性越来越多”。这样帝王就有了作威作福的可能。脱胎于天道的王道，不全是君王能有之道，而常是君王应有之道。“王道毕竟是一种政治思想，是主张为政者利用和平手段维持政治的思想；但是政治更需要暴力，强调用暴力维持统治的政治思想，是为霸道。（余英时先生说的“道统和势统”，跟这个说法类似。）王道和霸道，本是统治者不可或缺的两手，战国时代，霸道即以力服人的思想流行，终于酝酿出并凝聚为法家；儒家则高举王道即以德服人的旗帜，并使之建筑在伦理的基础上，演化出

人道主义。”

“人道一词最早出再子产（《左传》昭公十八年），用在与天道相对，即非神秘非宿命的人文意义上。后来儒家出来使之全面展开，赋以政治的、伦理的和哲学的内容，铸成中国文化的人道范畴。”作者从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出发，引用《庄子•在囿》中“何谓道……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这段话，指出儒家学说强调的是人的社会性的一面。即用庄子的话说不免陷于许多“有为而累者”之中。“这些‘有为而累者’中，首先当推亲亲之道。”“整个儒家学说，就是由亲亲而向内追及修身、正心、诚意，向外推及治国、平天下的一个体系。”“进而言之，即使作为自然的人，也不会没有自己所从出的亲，就人类而言，还不能没有自己所派出的亲。这是最基本的事实。由此构成的亲亲关系，正是作为社会的人的最基本的存在单位，也是社会得以组成的最基本的细胞。儒家由此一端认定，人的价值，人之为人之所以，不在其个体之中，而在关系之中，首先是亲亲之中。”道家看中的无累的一端，主张个性至上的。

将一切伦理的、政治的人道思想哲学化，就有了《易传》那样的人道。这种人道“已经不再简单是原来层次上的事亲和从兄，和伦理式的政治守则，而成了与天地之道合一的、见诸人性人心的天地之道了。”作者特别引用了《孟子•离娄上》也见于《礼记•中庸》的那段话，通过孟子的概括，重视了超越者的内在“思诚”，“这样天之道也不再是与人无关的独立和客观，而成了内在者的超越。天和人，以此便合而为一了：人成了天的能思之心，天成了人的心灵之源。”道家是以人合天，儒家却是以天合人，即将他们主张的人之道升华为天之道，借天为人张目，使天合于人。

最终作者总结说“所以，从天道，到王道，再到人道，人的认识一步步深化，人文性一步步增加。在这个进步过程中，王道是以人主的资格和天主对抗，而人道又以人类的名义和人君对抗。待到人道宣称自己和天道合一，那无异于是从形式上向天道的复归，而迎接着一种更深刻的范畴的到来了。”

文章的后半部分还论及“道器”、“道理”和“道术”。从略。

《原道》全文见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的《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庞朴卷》，原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