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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变局中的李鸿章

“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立数千年未有之奇业。”李鸿章的这句名言，表现了他对资本主义征服世界这种不可抗拒的潮流，希望在中国兴办洋务以求自强的决心，他被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与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

“做人要学曾国藩，做事要学李鸿章。”这是近年社会上不知怎么流行起来的一句话。且不说此话是不是完全正确，也不说曾国藩的“做人”是否真值得人们学习，只说由此言便可知李鸿章的“做事”在今天似乎重新得到人们的认可，至少是部分认可。《清史稿》中对于李鸿章的评价，以“勇于任事”四个字最为精当。作为正史的《清史稿》对他做出这样的评价，也是很有意味的。“任事”为何要“勇于”？无非一是因为这事本身很难办﹔二是因为没人肯去办。但是再难办的事总得有人去办啊！李鸿章去了，办了。他的确有“任事”的勇气，但也因此二最终下了“地狱”，背上了千古骂名。但是，我们我们能仅仅因为李鸿章最终下了“地狱”，也连同着将他这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精神也一同否定吗？显然不能。本文将重点从“办洋务，兴外交〝两方面重点剖析李鸿章，希望能起“以一斑窥全豹”之作用，着力展示李的“勇于任事”和“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精神。

1861年至1894年，清政府内的洋务派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改良运动。洋务运动是晚清正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试图借西法以自救的运动，而李鸿章是这一运动的领导者。他半生致力于这一事业，在整个洋务运动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李鸿章实现其洋务理想的途径是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将西方先进技术为我所用。在他办理洋务的过程中，其思想也是随时代的进步而不断深化。其洋务思想由“自强”深化到“求富”就是一深刻体现。他所创办的洋务由军事工业推展到民用工业，如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航运局，第一家等。从惊羡外国的船坚炮利到学习和仿造外国军器发展我国自己的军事工业，他逐渐认识到“求强”就必须先“求富”，从而发展民用工业，但在发展军事、民用工业之时他又深切体会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从而把目光转移到培养洋务人才上。从李鸿章所兴办的具体洋务事业中，能够看得出他的洋务思想可谓与时俱进。当然，李鸿章在当时中国那个体制内推行洋务运动，其阻力是

显而易见的。其先，洋务派与顽固派的进行了激烈的论战。以理学大家倭仁为代表的“顽固派”讽刺李鸿章欲“以夷变夏”，与中国的传统天朝大国理论背道而驰，有失天朝大国尊严。其后，以黄体芳、张佩纶为代表的“请流派”对李鸿章大加攻讦。其实，李鸿章深知，这些阻力都是表层的，真正的阻力往往在暗处涌动，这就是当时已破败不堪的封建国家体制。1896年，他出游欧美，至德国，见到前宰相裨斯麦，“叩之曰：为大臣者，欲为国家有所尽忠，而满庭意见，与己不和，群掣其肘，于此而欲行厥志，其道何由？”裨斯麦应之曰：“首在得君，得君既专，何时不可为？”李鸿章曰：“璧有于此，其君无论何人之言皆听之，居枢要侍近习者，常假威福，挟持大局；若处此者当如何？”裨斯麦良久曰：“苟为大臣，以至诚忧国，度未有不能格君心者，唯与妇人女子共事，则无如何矣。”李默然。和裨斯麦的对话反映出李鸿章的无奈情绪。虽然他有至诚忧国的报负，然而朝廷不允许李鸿章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可谓寒心。但就是在这些环境下，李仍然不辞辛劳办洋务。李鸿章在兴办洋务事业的30年间，政绩卓著，对推动中国经济、军事、文化的各方面的近代化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他是洋务运动中最重要的清政府官员之一，他的作为远远超过了当时与他同辈的任一人，从洋务运动的具体成就来看，李鸿章可归为勇于探索中国富强之路的先进中国人一类，他是统治阶级中少数头脑清醒者之一，其开明程度接近于当时所能允许的最大程度。在洋务运动中，李鸿章表现了真挚的爱国热情和高度的民族责任感，面对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表现出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变法图强精神。就他的成就，梁启超说过，“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任务，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19世纪世界史上一任务，无可疑也。”

李鸿章把对外政策规范在国家间关系的范畴，因而国家利益为李鸿章对外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他的对外政策基本内容为“主和”即不轻言战争，“守定条约”，“坚守约章”，通过谈判解决中外争端。这些可以在李鸿章对待“中法战争”上得到充分体现。李这种外交思想与对外投降或妥协有本质区别。他认为盲目抗战，只能导致所付代价更大，不如在国际法内维护国家利益。从历史角度看，李的这种外交思想在相当程度上是个成功事实。说明弱国不仅有外交，而且还必须讲外交，不可一味“好勇斗狠”，即所谓“韬光养晦”。外交

对弱国的最大意义在于追求一种和平的外部环境，以期为国内“徐图渐进”的改革提供有力支持。李鸿章在这一点上所受诽谤最多。既然追求和平，必须是“避战求和”，必然是“丧权辱国”。然而，除非李鸿章能实现全民族整合，也就是动员一场全民族的抗战。否则，与列强的一味拼杀，可能回导致全面崩溃和全面殖民化的结果。所以，李鸿章的外交实际上在“丧权辱国”和“全面崩溃”之间避免了一个更坏的结果。他本人在列强和中国更大可能的冲突中，扮演了缓冲的角色。实际上，李鸿章的确深得洋人欣赏。李鸿章1896年访问欧洲时引起了巨大反响，包括所谓“东方裨斯麦”的赞誉，并非仅仅是李鸿章对列强的妥协态度，甚至并非仅仅是因为李鸿章给列强让渡了大量特权，而更可能的是，由于李鸿章代表了中国“愿意”开放“愿意”交往的诚意，使列强看到李某种希望。李鸿章外交思想是清帝国全面收缩的必然。他在这个必然的过程中，改变了传统外交的天下观念，改变了以德化天下的对外政策取向。他的命运，从外在的角度而言，是晚清外交两难处境的必然。从内在角度来看，却是由他的个性所决定的。李鸿章虽然有坚定的政治信念。他所有对外政策也代表了传统文化首次做出适应性调整的努力。然而，一个平常的道理最终使李鸿章的外交努力付诸东流。一般认为，一国外交的影响力最终是同它的现实或潜在的实力成正比。对李鸿章个人努力寄予过高的期望和对他的失误给予过重的批评，都不能正确总结历史教训。实际上，李鸿章的整体思想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中国现代化的难题。从对外关系上而言，李鸿章是在传统体制尚未崩溃的时候寻求它可能的变动性，当他碰到了不可逾越的障碍；要寻求中国的现实地位，就必须放弃天下观念，要整合民族的力量，就必须要放弃皇权观念。因此，顺着这个思想走下去，李鸿章面临的是他自身的革命，而这就超越了李鸿章的可能性了。从现在来看，李鸿章的外交生涯也是相当痛苦。甲午战败后，面对后来居上而又咄咄逼人的日本和满朝文武大臣的非议。李鸿章痛不欲生，恰在此时，时任两广总督的大哥李翰章写信给李鸿章，劝其和他一起放弃官位，告老回乡。而李鸿章此时却勇于挑起大梁，回信说：“越到这种时候，我越不能走，我若走，国家必将面临更大灾难。”赴日本谈判期间，为国家利益，低声下气，屈辱求和。这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精神，感人至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