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中央与地方各民族统治阶级互相联合、斗争的一种妥协形式。在土司统治下,土地和人民都归土司世袭所有,土司各自形成一个个势力范围,造

成分裂割据状态,从而使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产生仇恨和战争。

元代在今贵州地区遍行土司制度。明代是贵州历史发展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明永乐十一年设置贵州布政使司，贵州正式成为省一级的行政单位。明末，贵州布政司领贵州宣慰司及贵阳、安顺、平越3军民府并都匀、黎平、思州、思南、铜仁、镇远、石阡7府。清代前期，贵州的行政建置有较大的变化。雍正时，将四川所属遵义府及其所属各县改隶贵州，同时，将毕节以北的永宁全境划归四川，将广西红水河、南盘江以北之地置永丰州，与广西的荔波、湖广的平溪、天柱一并划归贵州管辖。至此，贵州的疆域基本形成。清末，贵州建置设有12府、2直隶厅、13州、13厅、43县。

贵州的改土归流始于明代,高潮却是在清朝前期的雍正年间。督抚大员鄂尔泰等人的改土归流建议为雍正皇帝采纳,是有其深刻历史原因的。这集中表现在:在经济上,土司制度下的领主经济阻碍了封建地主制经济的发展;在政治上,土司

享有各种特权,拥有军队,私设监狱,相互争杀,严重妨碍中央集权;而土司、头人为非作歹,奴役土民而造成的民族内部矛盾也日渐突出,不利于统治的稳定;在交通上,土司区域尤其是“化外之地”梗阻着“开江路以通黔粤”、连陆路以通川楚达云南,不利于中央王朝对边疆的控制、治理等。

明代贵州土司制度

明代土司制度的建立，是以湖湘诸土司的归附启其端，继而今贵州地区等西南诸大姓以次服属总其成的。

朱元璋的治黔之策是着意安附，把元代土司原封不动的保留下来。待明政权日益巩固后，其对贵州土司的控制也随之加强。可见，贵州土司的建立具有两个特点：在地域上是由东而西；在方式上是先抚后征。

明代贵州土司的形成，是有其社会历史原因的。其主要因素有二：一为当地大姓，世代据有其地，势力根深蒂固。贵州土官多源远流长，盘根错结。对于拥有如此雄厚实力的土著豪酋，明王朝要防止“急而生变”，只有采用假予爵禄的办法加以安抚。二为贵州乃多种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又有山川之险。因此，只有任用土官，才“易为统摄”。这就是明代在贵州设置土司的原因所在。

明代土官，武职衔号有宣慰司、宣抚司、招讨司、安抚司、长官司，文职衔号则有府、州、县之名。随着明王朝在贵州土司地区的统治势力的加强，除贵州宣慰司外，其它诸司均先后改制。总之，贵州全省虽然土司林立，但其或品职较低，或多处从属地位。究其因，似是贵州与内地较为靠近，明政府鞭长易及所致。

明代贵州土司制度大体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土官制

明代贵州土官来源，除主要录用前元降附土官外，尚有如下诸种途径。

新增土官。保做。纳米陛授。但是，明代贵州土官的承袭在形式上却有两种不同表现。

一是明文规定准予世袭。二是不曾开世袭字样。

最后，尚需指出的是，明代土官由妇女担任者颇多，其中还出现了一批著名女领袖。

二、贡赋制

额以贡赋，是明代土司制度在经济领域的重要内容。

贵州土司需定期入贡马匹和方物。作为报答，明王朝照例给予不同级差的回赐。明代特别是其后期，贵州一些土司地区难予承受赋税负担。

三、土兵制

明代贵州土兵，数量颇多。其中，更以贵州宣慰司所辖土兵称雄。明王朝“驱调”贵州土兵，主要用作“以蛮攻蛮”。总之，明王朝利用土兵“保境”，维护了其在贵州土司地区的统治地位。

四、法制

在法律上，明王朝对贵州土司的殊遇，主要反映在宽宥与赎罪两个方面。两方面互为联系的措施，无疑对贵州土司地区起到了“安一方”的积极作用。

五、学校和科举之制

明王朝在贵州土司地区推行“文德以化远人”的政策。

关于明王朝在贵州民族地区推行儒学

就是说，其主要教育政策可归结如下：(1)在贵州土司地区设置“土学”(2)民族地区的子弟，除进入地方学校外，还可优待进入当时的最高学府国子监。 (3)特别重视土司继承人的教育，甚至提出了不入学不准承袭的强制性办法。(4)明政府从中央至地方对土人入学均取奖励之策。

关于科举制。明王朝采取重教化之策，其目的在于使贵州土司地区“归顺”、“向化”、“纳赋税入贡”，即为其统治利益服务。但对“蛮民向学”和“变夷俗”，即对当地文化的发展和改变一些落后的习俗，具有促进作用。

（三）

中央王朝设置土司制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创造必要条件，以便能做到逐步废除土司制度本身。为此，明王朝采用了两种削弱贵州土司势力的做法。

一、分地众建土司二、改土归流明代对贵州土司的改流，常见的有三种情况。

(1)利用平定反逆土司之机改流。 (2)以不系世袭为理由改流。(3)以自请为理由改流。可见，明代为使改流工作顺利进展，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了严与宽区别对待的处理办法。虽然，明代贵州土司的改流，只是在局部地区内实行；但它为清朝大规模的改土归流，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概言之，明代贵州土司制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是有值得肯定之处的。特别在明初，统治者尚能较好地认识民族问题。据载，思南宣慰使田仁智入朝，朱元璋指出：这种“御蛮之道”的政策，是建立在民族压迫的基础之上的。

明代土司制度特征

土流分治土职（宣慰宣抚安抚招讨长官蛮夷长官）

有文武职之分；以官品分尊卑

地位较高，与王朝关系紧密

承袭有制“应袭之人必先送册上报”

教化为先，作为土司接替的必由之路

定赋税进贡之法

四大宣慰司：贵州宣慰司播州宣慰司思州宣慰司思南宣慰司

贵州宣慰司地域范围分为水西和水东水西政治制度：宗法制：政权与族权相结合则溪制：地缘和血缘相结合，军事和行政相结合“九扯九纵”制：设置九个平行的部门，由九位行政长官负责

播州宣慰司播州第二十一代土司杨铿，于1372年归顺朝廷，朱元璋即下诏为播州宣慰使辖地：遵义、桐梓、正安等明加强对播州的统治赋税方面

定每年纳粮二千五百石，改变了过去只向中央朝贡的作法军事方面驻兵播州，要求杨氏派子弟入国子监学习经过明平播之役后，海龙囤成为杨应龙最后据点，坚守百余日失守，播州700多年的土司制度随之结束。明平播之后，决定将杨氏据有之播州改土归流，实行流官统治。

思州、思南宣慰司思州宣慰司今岑巩、玉屏、石阡、凤岗、榕江

思南宣慰司今思南、印江、铜仁、镇远、施秉

思州、思南二宣慰司，与四川、湖广毗连，自元代以来为湖广通往云南的驿道干线上，经济较为发达。明初在此建有镇远、清浪、平溪等卫所，与土司犬牙交错

贵州建省的过程，也是改土归流的过程。思州、思南二宣慰司改土归流，建立思南、铜仁、镇远等八府。安顺、镇宁、永宁三州，都匀、安顺二府。改贵州宣慰司为贵阳府

唐设羁縻州，由土著首领占有其地。宋势力达贵州后，各少数民族统治者献地纳土，请求“内附”。所谓“内附”，即是承认、接受中央朝廷的统治，有利于维护祖国的统一

两宋与羁縻州的关系比起前代有进一步的发展，封建王朝规定各地的羁縻州都要向中央定期朝贡

贡物：朱砂、石英、名马、水银、犀角、毡、药物、蜜蜡、名酒、铜鼓

回赐：玉器、金币、巾服、锦袍等

土司制度，起源于汉、唐时期的羁糜制度，所谓“羁糜”，就是中央王朝对鞭长莫及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首领笼以职官名号，通过他们进行间接治理，表示对王朝的臣属。汉以后，随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封建王朝任用少数民族首领治理边疆，施以羁縻，史载很多。羁糜制度不断得到发展。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全盛时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空前强大，经济文化繁荣，这与它推行对周边少数民族的和缓、怀柔政策，特别注意团结、任用少数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