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有一代文学

真正把小说纳入文体代嬗轨道加以讨论的是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他在《童心说》中说：“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焚书》卷三）尽管李贽没有明确以通俗小说为明代代表性文体，但从他所描述的文学演进过程来看，通俗小说是足以作为一个时代的代表性文体的。
公安派是明代比较强调新变的一个文学流派，公安派作家大都具有文学发展的眼光和文体代嬗的意识。公安派旗手袁宏道便认为：“……且夫天下之物，孤行则必不可无，必不可无，虽欲废焉而不能。雷同则可以不有，可以不有，则虽欲存焉而不能。故吾谓今之诗文不传矣。其万一传者，或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类……”（《袁中郎全集·序小修诗》）袁宏道的观点虽是针对前后七子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文学复古主张有感而发，并无意总结文学发展规律，然而，他强调文学需要独创（“孤行”），肯定明代民歌的价值，指出“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所以可贵”，无疑是符合文学发展实际的，也可说为文学文体代嬗观提供了思想武器。卓人月所谓“我明诗让唐，词让宋，曲又让元，庶几吴歌挂枝儿、罗江怨、打枣竿、银绞丝之类，为我明一绝耳”（陈宏绪《寒夜录》卷上引），明显受袁宏道思想影响。公安派作家江盈科认为：“要之代各有文，文各有至，可互存，不可偏废。”（《雪涛阁集·重刻唐文粹引》）公安派另一作家陶望龄提出“文也者，至变者也。古之为文者，各极其才而尽其变，故人有一家之业，代有一代之制”（《歇庵集·刻徐文长三集序》）的观点则更接近文体代嬗的发展观，惜未能细加说明。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文学史观的现代意义
王齐洲
内容提要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是中国文学史研究中最重要最有影响的文学史观，这一文学史观受到元明以来“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绝艺”和“一代有一代之所胜”文体代嬗论的启发，同时超越传统的文体代嬗论而具有了鲜明的现代意义。其现代意义主要表现在：以西方现代文学观念作为观察中国文学发展的新视点，实现了文学观念的现代转换；将中国文学史建立在现代科学理论──进化论的基础之上，为认识中国文学发展规律提供了全新思路；提出了符合现代价值标准的文学评价尺度。当然也应该看到，这一文学史观也存在自身的理论缺陷，需要进行科学的分析和总结，以便建立起更加符合中国文学发展实际的真正体现现代思想观念的文学史观。
明确地将文体与时代联系起来探讨文学发展规律的是王国维。1912年，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自序》中提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2]表面看来，王国维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之说与元明以来的文体代嬗论者的意见差别不大，他所提出的楚骚、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也是元代以来被普遍接受的思想，然而实际上，王氏对元曲价值的判断是与传统认识迥然不同的，其中反映出一种现代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向。他说：“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盖元剧之作者，其人均非有名位学问也；其作剧也，非有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之意也。彼以意兴之所至为之，以自娱娱人。关目之拙劣，所不问也；思想之卑陋，所不讳也；人物之矛盾，所不顾也；彼但摹写其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时流露于其间。故谓元曲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无不可也。”[3]
如果说王国维对“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文学史观还缺少理论阐释的话，那么胡适则从文学进化的角度为宣传文学革命的主张对这一文学史观作了颇为深刻的论述。1917年，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指出：“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周秦有周秦之文学，汉魏有汉魏之文学，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学。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凡此诸时代，各因时势风会而变，各有其特长，吾辈以历史进化之眼光观之，决不可谓古人之文学皆胜于今人也。左氏、史公之文奇矣，然施耐庵之《水浒传》视《左传》、《史记》，何多让焉？《三都》、《两京》之赋富矣，然以视唐诗、宋词，则糟粕耳。此可见文学因时进化，不能自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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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人在接受元人文体代嬗发展观的同时，还积极进行理论探索，努力探讨这种代嬗的规律。胡应麟说：“诗至于唐而格备，至于绝而体穷，故宋人不得不变而之词，元人不得不变而之曲。词胜而诗亡矣，曲胜而词亦亡矣。”（《诗薮》内编卷一）这是从文体自身的发展演变来探讨文体代嬗的原因。“后七子”领袖王世贞则说：“《三百篇》亡而后有骚、赋，骚、赋难入乐而后有古乐府，古乐府不入俗而后以唐绝句为乐府，绝句少宛转而后有词，词不快北耳而后有北曲，北曲不谐南耳而后有南曲。”（《艺苑卮言》）这是从文体与音乐以及创作与接受的关系入手来探讨文体代嬗的原因，都是对元人文体代嬗思想的补充和深化。
焦循则全面总结了元明以来文体代嬗的文学发展观，并作了深入的阐述，他说：“商之诗仅存颂……而楚骚之体则《三百篇》所无也。此屈、宋为周末大家……汉之赋为周、秦所无，故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为四百年作者……楚骚发源于《三百篇》，汉赋发源于周末，五言诗发源于汉之十九首及苏、李。而建安而后，历晋、宋、齐、梁、周、隋，于此为盛……至唐遂专以律传。杜甫、刘长卿、孟浩然、王维、李白、崔颢、白居易、李商隐等之五律、七律，六朝以前所未有也……故论唐人诗以七律、五律为先，七古、七绝次之，诗之境至是尽矣。晚唐渐有词，兴于五代，而盛于宋，为唐以前所无，故论宋宜取其词。前则秦、柳、苏、晁，后则周、吴、姜、蒋，足与魏之曹、刘，唐之李、杜相辉映焉……词之体尽于南宋，而金、元乃变为曲。关汉卿、乔梦符、马东篱、张小山等为一代钜手，乃谈者不取其曲，仍论其诗，失之矣。有明二百七十年，镂心刻骨于八股……洵可继楚骚、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以立一门户……夫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舍其所胜，以就其所不胜，皆寄人篱下者耳。”（《易余籥录》卷十五）焦循不仅看到文学发展与文体代嬗相联系，而且明确提出“一代有一代之所胜”，对各个朝代的代表性文体也能从文学发展的角度来考虑，而不受正统文学观念的影响。如果说这些认识主要还是继承元明人已有的思想，那么，他以是否具有文体创造性为评价标准，提出魏晋之赋只是汉赋之“余气游魂”，宋诗“不过唐人之余绪”等等，并主张应该关注一代之所胜，而不要“舍其所胜，以就其所不胜”，甚至打算“自楚骚以下至明八股，撰为一集，汉则专取其赋，魏晋六朝至隋则专录其五言诗，唐则专录其律诗，宋专录其词，元专录其曲，明专录其八股，一代还其一代之所胜”（同上），这些看法和设想十分大胆而新颖，应该说是超过了前人的认识，因而他的文体代嬗观比前人更为完整和彻底。当然，我们也要看到焦循文体代嬗观的局限，如他将明代八股与楚骚、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相提并论，说明他太过于关注文体形式，而忽略了文体内容。另外，他以八股文为明代的代表性文体，而看不到通俗小说的文学价值和社会影响，说明他仍然受传统思想的束缚，未能在明人认识的基础上发展和提升。
明代文学家继承和发展了元人的“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绝艺”的文体代嬗发展观，他们将文体与时代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甚至认为文体的选择决定了作家的成就和地位。例如，胡应麟便认为：“自春秋以迄胜国，概一代而置之，无文弗可也。若夫汉之史，晋之书，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则皆代专其至，运会所钟，无论后人踵作，不过绪余。即以马、班而造史于唐，李、杜而掞诗于宋，吾知有竭力而亡全能矣。”（《少室山房类稿·欧阳修论》）显然，胡氏所确定的各个时代的代表性文体只是综合了元人的意见，而他对文体的时代意义的认识则超过了元人。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在日本的影响下开始创办新式学堂，采用分科教育，文学被作为一个学科逐渐确立下来。为了讲授中国文学史课程，一些学者仿照日本或英国学者编写的《中国文学史》，编写出了自己的《中国文学史》。然而，这些《中国文学史》在引进西方文学思想的同时，又不能无视中国学术的传统，因而大都根据清政府1904年1月13日颁布的《奏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中规定的“中国文学研究法”，将经学、史学、理学、诸子学、词章学等等包容在文学史体系之内，既缺少对文学观念的细致辨析，又缺少对中国文学发展规律的探讨，更无人将文体与时代联系起来考察。这种中西不分和概念不清的混乱现象是文学史学科草创时期难以避免的。
1、对中国文学发展规律进行探讨，并不始于现代。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便有比较清醒的文学史意识。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序》云：“习玩为理，事久则渎，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意，不能代雄。”他已经认识到了文学新旧代嬗的发展规律。刘勰“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文心雕龙·序志》），其中不乏对文学发展规律的揭示。不过，他们在探讨文学发展规律时都没有把一个时代与一种文体联系起来加以总结。尽管沈约有“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之说，刘勰也有“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文心雕龙·时序》）之论，但他们所说“文体”均指语言体式，而非文章体裁[1]。
关键词 文体 时代 文学史观 进化论 现代意义
中国文学发展是否有其自身规律，这是文学史家们十分关注并努力探讨的问题。有了对于中国文学发展规律的准确把握，才能建立起比较正确的文学史观，从而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上发生的各种文学现象和文学事实，科学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为现实的文学发展提供借鉴。文学史观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人们对文学的事实认定和价值评判。“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是中国文学史研究中最重要最有影响的文学史观之一。探讨这一文学史观的形成过程及其现代意义，对于促进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深入和开创21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新局面，不无现实意义。
王思任是将文体与时代精神联系起来思考的明代作家之一，他说：“一代之言，皆一代之精神所出。其精神不专，则言不传。汉之策，晋之玄，唐之诗，宋之学，元之曲，明之小题，皆必传之言也。”（《王季重十种·唐诗纪事序》）又说：“汉之赋，唐之诗，宋元之词，明之小题，皆精思所独到者，必传之技也。”（《王季重十种·吴观察宦稿小题序》）这些认识，除了受到正统文学文体观念的束缚而没有注意到通俗小说外，已经基本勾勒出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的文体代嬗的文学发展观，尽管他的认识还不够稳定明晰。更值得重视的是，他把文体的代嬗与时代精神联系起来，这也是他超过前人的地方。而所谓明代的小题（八股制艺命题方式之一种）是否可以作为一代之盛，正如袁宏道以民歌为明代文学代表一样，则是可以讨论的。
真正明确意识到文体（文章体裁）与时代的联系并把文体递嬗和时代变迁结合在一起来探讨文学发展规律的是元人。例如，虞集便认为：“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绝艺，足称于后世者。汉之文章，唐之律诗，宋之道学，国朝之今乐府，亦开于气数音律之盛。”（孔齐《至正直记》卷三引）这里，虞集实际上已经将文体与时代联系在一起，并初步提出了文体代嬗的思想，开“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思想的先河。由于虞集是元代前期最负盛名的作家，他的“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绝艺”并以汉之文章、唐之律诗、宋之道学、元之乐府（杂剧）为各代之“绝艺”的思想的影响也就特别巨大而深远。元人罗宗信在《中原音韵序》中说：“世之共称唐诗、宋词、大元乐府，诚哉！”袭用的便主要是虞集的观点，只是将“宋之道学”改为“宋词”。既说“世之共称”，说明虞集“一代有一代之绝艺”的观点已被普遍接受。事实也是如此，例如，元末明初学者叶子奇便认为：“传世之盛，汉以文，晋以字，唐以诗，宋以理学，元之可传，独北乐府耳。”（《草木子》卷之四上）除了补充提出晋代以字传世外，其他意见与虞集一脉相承。值得注意的是，叶氏同时还比较了唐宋诗词的优劣，他指出：“唐之词不如宋，宋之词胜于唐，诗则远不及也。”肯定“宋之词胜于唐”，实际上表明他对“世之共称”的宋词的青睐和对以道学为宋之绝艺的保留态度。
清人虽然与明人学风迥异，但对于时代与文体的关系的认识，却仍然承袭明人而有所发展。例如，顾炎武便说：“《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辞，楚辞之不能不降而汉魏，汉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也，势也！用一代之体，则必似一代之文，而后为合格。”（《日知录·诗体代降》）吴伟业则说：“有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文以为之重。”（《梅村家藏稿·陈百史文集序》）邵长蘅更说：“划代而论，则一代有一代之文，不相借，亦不相掩。不相借，故能各自成家；不相掩，故能各标胜于一代。”（《青门賸稿·三家文钞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