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研究中平等与不平等观念之辩_郝大海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2月/16日/第008版

社会学

社会研究中平等与不平等观念之辩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社会学系郝大海

在对人类社会的研究中，“为什么会有不平等出现”是人们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在众多因素中，私有产权对不平等出现的作用受到特别强调，对此，卢梭有一段经常被引用的生动描述：谁第一个把一块土地圈起来，硬说“这块土地是我的”并找到一些头脑十分简单的人相信他所说的话，这个人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的缔造者。但是，如果有人拔掉他插的界桩或填平他挖的界沟，并大声告诉大家：“不要听信这个骗子的话；如果你们忘记了地上的出产是大家的，土地不属于任何个人，你们就完了。”——如果有人这么做了，他将使人类少于多少罪恶之事，少发生多少战争和杀戮人的行为，少受多少苦难和恐怖之事的折磨啊!

无疑这段表述既形象又尖刻。但卢梭针对人类私有产权产生的想象，从科学的视角来看是存在问题的。一方面，他的这个故事似乎是将某一乡村故事搬到了远古，而并没有给出发生在当时的经验证据；提供有效的经验证据，恰恰是得到有效科学结论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从逻辑上讲，如果将这段话理解为一种规范性陈述，即认为“地上的出产是大家的，土地不属于任何个人”，那就不能将其视为关于人类私有产权发生的描述。因为某一事物的发生应该是一个经验事件，而某一事物应该如何则是一种价值判断。

探寻平等观念起源更有意义

以上分析表明，探寻私有产权和不平等的发生，势必会面临找寻经验证据的困难。而且，“不平等的事实几乎肯定是同人类一样古老。在已知的社会中，没有哪一个社会曾有过完全平等的社会制度。从原始的石器时代的共同体到复杂的工业社会，不平等总是一直存在着，尽管其形式和程度有很大的变化”。也就是说，从经验上向前回溯，似乎望不到不平等发生的源头。除了凭借“物质匮乏”、“同类间的怜悯或同情心”等理论概念，诉诸推理去想象原初状态下的人类占有行为外，也找不到其他更佳的方案。

面对如此困境，另一种思路则是暂时先放下对人类原初状态的思辨式想象，沿着人类进化的足迹，找寻人类原初状态的经验痕迹。从进化论的角度看，人类由动物界的古猿进化而来，也就是说，人类是从动物界走出来的。而收集人类原初形态经验证据除了古人类学考古外，另一种较为可靠的经验研究思路则是以类比的视角，从动物行为学的研究中发现一些人类原初状态的蛛丝马迹。以下是一个针对猩猩（它拥有99%与人相同的染色体）行为的实验。

社会性的动物猩猩有阶层之分，其群体由“雄首”（位于最高位的雄性）统领。但当我们向群体内部处于最弱势的猩猩分发水果时，等级高的猩猩就会跑过来，伸出掌心，这是向对方乞求食物的姿势。

这一实验表明，猩猩群体中存在“所有权”观念，即谁先拿到就归谁所有，并不取决于地位的高低。而猩猩的“所有权”观念源于其“领地意识”（即保卫自己固定居所的意识）——这一大多数哺乳动物都具有的特征。对所有权（领地）的尊重，是维持群体稳定、抵御外部侵扰的一种约定，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并作为一种遗传密码被植入猩猩的大脑中。既然如此，不妨做一个大胆的猜想，作为从进化途中分离出来的人类，其大脑深处是否仍残存着对于“领地意识”的遗传密码？“所有权”、财产占有等观念或许就是人类从动物进化为人时带来的，并不存在那种凭借理论概念想象出来的原始状态。也就是说，从进化论角度看，人类的初始状态就是不平等的；而平等观念则是人类的一种发明，恰恰是人类进化的表现。这表明人类不同于动物，也标志着人类真正脱离了动物界。因此，在研究人类不平等观念起源时，是否能改变思路？也就是说，放弃

设想人类初始状态是一种平等状态，进而寻找人类不平等起源的做法；转而通过仔细梳理人类历史和人类思想发展史，探寻人类平等观念的起源。

倡导正面的善或许是一种更有效的方案

从人类思想的发展看，人类平等观念的产生时间并不算太早。在西方学术传统中，早期一些重要的思想家都持“人类社会本质上是不平等的”观念。亚里士多德认为，奴隶制是有利的、是正当的，奴隶天然应该低于主人。有些人生来就注定应该服从，另有些人生来就注定应该统治。他还认为，假如不平等者受到的待遇相称于他们之间的地位不平等，那就没有什么不平等。“第一个为平等辩护的哲学思想似乎来自于后期的斯多葛派，他们对宇宙秩序带有宗教性的崇敬。他们认为人类平等是因为每一个人都能懂得包含在宇宙神圣和谐中的道德律的要求。这样一来，每个人在与神的关系上就是平等的。”马尔库斯・奥勒留在《沉思集》中拥护“一种能使一切人都有同一法律的政体，一种能依据平等的权利与平等的言论自由而治国的政体，一种最能尊敬被统治者的自由的君主政体”。

斯多葛派哲学家之后，基督教以其独特的宗教视角维系着平等观念。“这种宗教是在犹太教的土壤上产生的，宣扬仁慈、公正和同样爱他所有的孩子的天父，即上帝的福音……它宣称没有人太卑下而不能得救，一切人都有希望。”不难看出，基督徒的平等观是建立在他们与超验事物的平等关系基础上的。在这些信徒们看来，彼此之间在俗世是否平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仁慈的上帝面前大家都是平等的。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无论伟大还是卑微、无论美貌还是丑陋、无论健康还是衰弱，这些俗世差别在面对万能的造物主时就都显得微不足道了。其实，在启蒙运动之前，基督教以外的一些传统宗教基本上都持有不平等观念，这点也可从等级最为严格的印度教种姓制度中得到印证。不仅如此，即使是古代世界最具理性的儒家道德观，也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样不平等的伦理观放在首位。在孔子看来，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才是国家和社会稳定的基础。直至启蒙运动，宗教基础被动摇之后，人们才开始追问人类在俗世中是否也应该是平等的？在众说纷纭的各种思潮中，尽管有尼采这样全面否定人类平等观念的学者，但更多学者似乎更愿意从人类是一种理性存在的角度来看待人类平等，坚持处于相同社会情境中的人应该得到平等待遇。

以上叙述表明，平等观念起源于信徒，特别是基于基督徒关于他们与超验事物的平等关系的信仰基础上。在此，基督教对于西方文化的重要性也是管中窥豹，可见一斑；甚至有学者将西方文明的起源归于基督教兴盛的中世纪。但是，这种宗教意义上的平等观念并没有影响到信徒们在俗世里接受不平等的现实，因为在他们看来，灵魂的救赎是第一位的。尽管如此，世俗的恶的确给人类带来苦难，那万能的上帝为此又做了什么呢？此时，“他愿意制止罪恶，而不能制止吗？那么他就是软弱无力的。他能够制止，而不愿意制止吗？那么他就是怀有恶意的。他既能制止又愿意制止吗？那么罪恶是从哪里来的呢？”也就是说，当人类终于意识到，“与其说这个世界的道德之恶是上帝的错，不如说是人类自己自由选择和行为的过错”。或许正是基于此，卢梭对人类进化抱有一种悲观的看法。他认为，人天生是善的，种种制度才把人弄恶，“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为此，卢梭像那个时代大多数学者一样，去找寻人类的原初状态，探寻人类不平等的起源。

受封建时代苦难现实的刺激，学者们对人类前途持一种悲观看法，同时也促使他们去探寻苦难发生的源头。这也不难理解，善良的人为什么总是会希望终结不好的现实状态。既然意识到种种苦难源于不平等，那么探寻不平等的起源，很可能源于对“事物有始有终”信念的执着，即有了开头就一定有结尾。这似乎为终结不平等提供了一种内在的逻辑。但是，卢梭对自己关于人类原初状态的想象其实也并没有十分的把握。他似乎也认为，这是“一种不复存在、或许从未存在过、大概将来也绝不会存在的状态”。既然如此，终结人类社会的不平等，不一定非要诉诸“事物有始有终”的信念，而去寻找人类不平等的起源。面对负面的邪恶，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找出终止邪恶的方法。而倡导正面的善或许是一种更有效的方案；面对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