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的历史沿革

北京大学

新中国解放前共有五个院址以及工、医、农三个学院。第一院在沙滩（现五四大街)，为校本部和文学院、法学院所在地。第二院在马神庙(现沙滩后街)，为理学院所在地。第三院在北河沿，为法学院所在地。第四院在国会街，为旧国会众议院院址。第五院也在国会街，为旧国会参议院院址。工学院在祖家街，医学院在西什库后库，农学院在郊区罗道庄。这五个院址和三个学院，除第四院外，余皆在1952年中国高等院校调整时划分出去，第四院则是1949年被华北大学第二部和新华社接收走的。

京师大学堂（1898-1911年） 1898年7月3日，京师大学堂在孙家鼐的主持下在北京创立，最初校址在北京景山东街（马神庙）和沙滩（故宫的东北）红楼（北京五四大街29号）等处。京师大学堂是中国近代正式设立的第一所大学。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打入北京后，京师大学堂遭受破坏。 1902年12月，京师大学堂恢复。吏部尚书张百熙任管学大臣。吴汝纶和辜鸿铭任正副总教习，严复和林纾分任大学堂译书局总办和副总办。创办于1862年洋务运动期间的京师同文馆也并入大学堂。 1904年选派首批47名学生出国留学。 1904年京师大学堂进士馆开学，招收了最后两批科举进士，即癸卯科（1903年）进士80余名和甲辰科（1904年）进士30余名入学。 1905年国子监停办时，一批未毕业的学生直接进入京师大学堂学习。 国立北京大学（1912-1929年） 1912年5月，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国立北京大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冠名“国立”的大学，严复出任校长。 1917年（民国六年），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义”，使得北京大学思想解放，学术繁荣，北大从此日新月异。 1927－1929年间，北大处于动荡之中，并遭到严重摧残。 奉系军阀攫取北京政权后，于1927年悍然宣布取消北大，与北京其他八所国立大学合并为京师大学校。 1928年改为中华大学，复改为北平大学，复改为国立北平大学北大学院。 1929年北大宣布自行复校，国民政府于8月6日将北大学院改为国立北京大学。 国立北京大学（1930-1937年） 1930年（民国十九年），国民政府首任教育部长、蔡元培先生的高足、曾三度代理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开始执掌北大，翌年一月正式就职。 1931年北大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设立合作研究特款。动工兴建新图书馆、地质馆、灰楼学生宿舍等三大建筑，修建了大操场；理科各系设施得到相当的改善。 到1935年，北大已建成实验室40多个，实验仪器6716件

，标本15788种，药品及实习用具3100多 件，设备条件居于全国高校前列。 1930年到1937年的七年时间里内，蒋梦麟先生一直掌握着北大之舟的航向，竭尽所能，总希望把这个学问之舟平稳渡过中日冲突的惊涛骇浪。北大得以平稳前进，仅偶尔调整一下帆篷而已。蒋梦麟这位中国现代杰出的教育家功不可没。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37-1946年） 1937年9月，北京大学奉国民政府令南迁至长沙，与清华大学、天津的私立南开大学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 1938年临时大学前往昆明，4月2日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全校设文、理、法商、工、师范五个学院，26个系。 1938年5月4日，西南联大正式上课，次年5月北大研究院在昆明恢复并开始招生，研究生学籍分属三校。 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举行结业典礼，光荣地完成了战时大学的历史使命，创造了中国高等教育史的一个奇迹。 国立北京大学（1946-1949年） 1946年7月胡适先生由美返国，9月正式就任北大校长，致力于北大之全面复兴，“把北大做到最高学府，做成功今日最高的学术研究机关”。双十节在国会街北大第四院礼堂隆重举行复校开学典礼。胡适先生以其绝高的威望，延揽名师，可谓济济多士，萃集一堂。 1946年，该校聘任汤用彤为文学院长，饶毓泰为理学院长，周炳琳为法学院长，马文昭为医学院长，俞大绂为农学院长，马大猷为工学院长，樊际昌为教务长，陈雪屏为训导长，郑天挺为秘书长，设33个学系(其中医学系下设18科)、两个专修科及独立的文科研究所，学生总数3400多人，恢复了比过去更大的光荣。 1947年年夏，胡适校长拟提议在北大组建原子能研究中心，并亲自联系钱三强、何泽慧、胡宁、吴健雄、袁家骝、张文裕、张宗燧、吴大猷、马仕俊等九人，“皆已允来北大”，后因时局变化未果。 1947年8月下旬，提出“十年高等教育发展计划”，集中国家最大力量培植五所成绩最好的大学。 1948年国立中央研究院首次院士选举，北大10位教授入选，位居全国各高校之首。 1948年12月15日胡适校长离平南迁，由郑天挺、汤用彤、周炳琳三人主持校务，但表示“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 1962年2月24日，胡适先生在台湾去世，遗体覆盖北京大学校旗下葬，遗嘱“遗留在北京的102箱书籍、手稿、文件，捐赠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1949-） 1952年政府对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文理科的部分师资并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农学院、医学院、地质系、政法专业等脱离北京大学，或组建成新的高等院校，或并入其

他相关院校。院系调整后的北京大学迁校址于原燕京大学校址，成为一所以文理基础教学和研究为主的综合性大学，为中国各行业培养了大批人才。 1981年被国务院批准为首批具有博士、硕士授予权的大学。 1984年10月，北京大学研究生院成立，具体负责全校研究生的培养、教育和管理工作。 2000年4月3日，同根同源的北京大学与北京医科大学合并，组建了新的北京大学。北京医科大学的前身是国立北京医学专科学校，创建于1912年10月26日。学校于1946年7月并入北大。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中，北京大学医学院脱离北京大学，独立为北京医学院。1985年更名为北京医科大学。两校的合并进一步拓宽了北大的学科结构，为促进医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及理科的结合，改革医学教育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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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是两个性质不同也没有任何隶属关系的学校：创建于1898年的北京大学是一所国立大学，初名京师大学堂，辛亥革命后于1912年改为现名；1952年前，它的校址在北京城内，校本部的所在地，在今天的沙滩五四大街那一带。而燕京大学则是一所教会大学，其存在的时间是1918年至1952年；其校址燕园，原是皇家别墅，叫淑春园，是1919年由时任燕京大学校长的司徒雷登从民国初年的陕西督军陈树藩那里购得的，1926年基本建成并投入使用。

1952年，我国大学院系调整，燕大并入北大，燕大不存在了，北大扩大了（并入北大的还有其它院校的一些相关系科），原北京大学迁入燕大校园。1952年前的北大和燕大虽说都是中国著名的高等学府，但他们本来是没有什么关系的，由于1952年的院系调整，它们之间就发生了关系，这个关系说起来非常简单，就是，55年来，著名的北京大学一直坐落于历史上的那个燕京大学的校址上。

埃德加.斯诺，1905年出生在美国密苏里洲堪萨斯。1928年斯诺来到上海担任《密勒氏评论报》编辑，1933年在燕京大学新闻系任教，他从来没有在北京大学任教过。

燕京大学(Yanching University)是20世纪上半叶4个美英基督教差会在北京开办的一所著名的教会大学。在中国高等院校1952年院系调整中，燕京大学被撤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教会大学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起着某种程度的示范与导向作用。因为它在体制、机构、计划、课程、方法乃至规章制度诸多方面，更为直接地引进西方近代教育模式，从而在教育界和社会上产生颇为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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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私立）：
汇文大学（Peking University）（1889）、华北协和女子大学(The North China Union College for Women)（1

864）、通州协和大学（1867）合并而成。

校训：
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

北京大学（公立）：
京师大学堂（1898），后继承燕京大学文理系，迁入校园。

校训：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或 兼容并包

清华大学（公立）：
清华学堂（1911)，后继承燕京大学工程系。

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1952年院系大调整中，燕京大学被分拆，文、理部分科系并入北京大学、工程科系并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迁至燕京大学校园燕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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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燕京大学来(侯仁之文集)

作者:侯仁之


一、中西文化交流与时代趋向
我作为一年级新生进入燕京大学，是在1932年的秋天。那时大学校园按着预定的规划设计，经历了前后十年时间，已经基本建设完成。整个校园里，风景佳丽，光彩焕发，洋溢着蓬勃向上的朝气。这是我初入学时的第一个印象，至今难忘。因此在这里先追记一下这座校园建设的本身所给我的影响。先从以下两个方面说起：
（一）风景如画的校园与中国古典式的建筑。
（二）校园历史的探索与传统文化的研究。
新建成的燕京大学校园，选址在北京城的西北近郊，是历史上有名的园林区。校门西向，遥对西山。校门以内，跨过一个波平如镜的池塘上的一座大石桥，就进入了教学中心。中国古典建筑形式的大楼，三面环列，中间场地开阔，绿草如茵。从教学中心深入校园腹地，岗阜逶迤，林木丛茂。大路起伏，畅通无阻。羊肠曲径，经过其间。出人意外的是穿过这一区岗阜，突然展现在眼前的是一片微波荡漾的湖泊，水光天色，视野开阔，这就是享有盛誉的未名湖。湖中有小岛，点缀其间，平添无限景色。男生的宿舍大楼，一座又一座，并列在湖泊的北岸。深在湖泊南岸冈阜密林之后的则是传统庭院式的女生宿舍。从入学的第一天起，我就为这座校园的自然风光所吸引，只是后来我才了解到，这里原是两百多年前与清朝皇室有密切关系的一座名园，叫做淑春园。园中河流湖泊的上游，来自紧相毗连的勺园。而勺园的开辟，早在三百多年前的明朝，就已经是一座以水取胜的名园了。可是到了1921年燕京大学在这里开始建校的时候，这两处历史名园的建筑，都巳荡然无存。燕京大学正是在这两处名园的旧址上，经过独出心裁的规划设计，充分利用其自然条件，建造起一座独具特色的大学校园。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即这座校园的建筑物，一律采用了中国古典的建筑形式，这更是历史传统与现代化要求的相互结合。
还须指

出，校园的规划设计，乃是在美国建筑师Henry K．Murphy的主持下进行的，实际上这也正是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下所完成的足以代表时代趋向的一种新创造。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燕京大学校园里，还有一些类似景点的建筑物，如小山上古松下的钟亭、俯视水面的临湖轩、湖中小岛上的思义亭和湖边上凌空而立的博雅塔，都是十分引入注目的，而“湖光塔影”更成为校园风景中颇负盛名的写照。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博雅塔和思义亭。
博雅塔的命名和当时燕京大学哲学系的
……



假如燕京大学还存在
章启群

很多人并不知道，现在北大的校园原是燕京大学的旧址，未名湖畔古色古香的楼群、南北阁、六院、钟亭等，包括形制古朴、姿态优美的博雅塔，都是原先燕京大学的建筑，是一个叫墨菲的美国人设计的。而蔡元培、胡适、陈独秀时代的北大校园，坐落在城内五四大街的沙滩，那座著名的红楼现在是文物出版社。就校园景致来说，原来的北大远不如燕大。而就学术影响力来说，燕大与北大也是伯仲之间。燕大的这一切，得力于一个我们很熟悉的名字：司徒雷登，也就是毛泽东著名檄文《别了，司徒雷登》所指的那个人。

燕京大学的前身是由美英四个教会资助的不知名学校，1919年司徒雷登出任校长后，把学校更名为燕京大学，并立即对学校进行改革，开始建设燕园新校区。经过几年的努力，到1929年便正式设立了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总共有近20个系。这时期的燕大，有最充足的外汇经费，有第一流的教授，有风景幽美的校园，成为当时中国最顶尖的大学之一。很可惜，1952年院系调整燕大被撤消，并入北大、清华等，它的存在时间只有33年。33年虽短，却为中国培养了很多杰出人才。仅举一例：1979年，邓小平访美，21人的代表团中有7名是燕大人。据不完全统计，现在的两院院士当中，燕大学生多达几十人。其他方面的杰出人才我们不能一一举出。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

司徒雷登在不到十年之内，把燕京大学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民办学校，建成为与北大、清华齐名、国际知名的一流综合性大学。他凭什么？

首先，在教学思想上，虽然燕大是教会资助学校，但司徒雷登不强调基督教教育，实行自由教学。

其次是师资，司徒雷登用高薪聘请最好的教授，如顾颉刚、邓之诚、容庚、钱穆、郭绍虞、吴其昌、吴文藻、洪谦等位，都是学界翘楚、学术精英。周作人当时是北大著名教授，也被聘去兼燕大副教授。著名的《西行漫

记》作者斯诺三十年代中期就在燕大。

第三，有充足的经费和广泛的国际学术交流。燕大和美国学术界的关系极为密切，法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有协作关系，得到经济援助，可以互换教师。文学院与哈佛大学有协约，得到经济上的大力支持。其它院系与纽约协和神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等都有关系。因而燕大的经费、学术和人才交流，都是有保障的。

司徒雷登这些成功的经验，可以说是老生常谈，我们的大学校长们对此无不烂熟于心。问题是：我们的校长们为什么不能做呢？说到底，还是一个大学的自主权问题，一个制度与管理问题。

燕京大学的成功经验证明，办好一所大学，首先要有一个好的教育环境，包括教育立法和体制，其次要有一个真正教育家的校长。两者缺一不可。这也是一对相辅相成的关系，国家的教育管理机构要给教育家创造机遇和条件，教育家要善于适应和利用国家教育机构的体制和资源。当前中国大学校长中不能说完全没有教育家，或者说整个中国就完全没有教育家，关键还是在于我们的教育体制，只要体制好，就能够选拔出教育家做校长；体制不好，再多的教育家也选不上，选上了也无用武之地。

问题在于，我们为什么没有这样的机制？如何才能形成这样的机制？

本文特别关心并试图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燕京大学是一个教会学校，不同于国立的北大、清华，因此，燕大的成功还向我们提供一个极为宝贵的经验：国家教育行政机构如何管理民间的私立大学，私立大学如何适应国家教育体制和行政机构。这是当前中国教育急待解决的问题。

燕京大学是教会资助的学校，涉及到中国国家的教育主导权问题。这也是近代以来就存在的教会学校的立案问题。早在清代道光十年（1830年），英、美等国传教士就在我国擅自兴办学校，据《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一书所载，到1922年时，大中小学已发展到7300余所，学生有21万多人。在北洋政府时代，舆论界即要求政府收回教育权。这样就出现了教会学校必须向中国政府各级教育机关立案，和教会学校的宗教性课程问题。北洋政府在1925年11月颁布了“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认可办法”，1926年10月广东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于也颁布了“私立学校规程”，这样就把教会学校的立案问题明确了。大学要在教育部立案，如有董事会，中国董事应该过半数，同时规定外国人不能担任校长。

根据这些规定，燕京大学很快向北洋政府请准立案，原校长司徒雷登改任校务长，请在燕大国文系兼课的讲师，实

际是当时教育部次长的吴雷川氏任校长。1935年陆志韦又继吴氏任燕大校长。但是，校务大权及向美国募捐经费等，还是司徒雷登一手包办。“校长”虽不完全是名誉职，实际也只是一个向中国政府出面的“代理人”罢了。同时，在教育方针和思想上，司徒雷登不强调基督教教育，实行自由教学。这样燕京大学与国家教育行政机构之间进行了有效的协调，在各自原则不变的前提下进行妥协、调整。

一个看似非常棘手的问题，司徒雷登不费吹灰之力就解决了。他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在当时比较复杂的情况下，让燕大在办学经费、办学环境条件、师资力量三个方面，都达到一流，具有世界水平。而国家教育行政机构在坚持维护国家利益的基本原则之外，也保持适当的弹性，给私立学校以相当大的办学自主权。

当前中国国家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对于私立大学的管理是存在着十分尖锐的矛盾，因此导致私立大学教育名存实亡（仅存的民办学校实际是公司，不是学校）。从当年教育部的立法、行政，与燕京大学的管理模式的协调，我们或许可以受到启发。虽然时代不同，问题不同，但教育和办学的根本宗旨和方法是不会变的。因此，我想现在的教育行政机构应该借鉴这种模式，创造更好的教育投资环境，吸引社会资金，包括海外、国际的资金。

燕京大学的基金仍然存在，据说有上百亿美元之多。此外还有辅仁等其他大学的教育基金，中国民间每年流失海外的教育资金有上百亿之巨，我们为什么不让这些巨大的资金回来，为我们的教育服务，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腾飞服务？

今年5月，中科院院士、98岁的北大教授侯仁之先生出版了他的新著《我从燕京大学来》（三联出版社），从书名即可看出侯老对于母校燕大的深情。燕大消失了，中国真正的私立大学消失了，这对于中国教育有什么样的影响？当我漫步未名湖畔的时候，经常设想，假如燕京大学复校，假如是司徒雷登这样的教育家重掌燕大，会是一种什么情形？

第一，燕大只要用美国教授一半的薪水（5万美元左右的年薪），就可以聘到中国大陆最顶尖的教授，聘到现在中国大陆高校和学界为数不多、硕果仅存的一些最优秀的学者，也可以聘到全世界相当杰出的华人学者。就是当下的“长江学者”、“跨世纪人才”等等，也没有达到如此高的薪水。因此，目前中国大陆高校包括北大、清华、复旦等无法与之竞争的。这些用高薪聘请的第一流学者，自然会打造一些院系的学术“旗舰”。这些顶尖学者组成的无与伦比的教授队伍，

会成为燕京大学最夺目的风景。中国大陆任何大学无法与之对抗，都会望其项背，自叹弗如。

第二，具有如此高水平的教授队伍，自然会吸引中国最好的学生。因此，燕大的招生在中国大陆也会一枝独秀，打遍天下无敌手。

这两个变化会给整个中国大陆教育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它会给整个中国大陆的教育界带来雪崩般的冲击与整合。

第一个影响是在高校和整个学术界。

首先，它会产生一个真正严肃的而又有影响力的学术评价体系。因为，它不考虑非学术化的外在因素，只用学术的标准来衡量应聘者。这就给中国大陆的学者开辟了一条严谨、科学的学术研究导向。一个真正的学者，会在这里得到认可，体现价值。因此，它产生的社会影响是不可阻挡的。任何在非学术因素影响下获得的光环和头衔，所谓“人大常委”、“政协常委”、书记、部长等等官衔，在这个体系下会一文不名，投机钻营因此在学界失去意义和价值。学者们自然沿着这个路向追求自己的学术道路，否则将一无所获，荒废人生。由于真正学术评价体系的确立，教授治校、学术自由才能够真正实现，所谓学术腐败问题会自然消失，迎刃而解。因为，一旦发现这种情况，学者的学术生命就会终结。这样的“惩罚”足以让以学术为职业的人终身引以为戒。

其次，它会推动高校的真正改革，彻底革除高校的“官本位”痼疾，教师和学生的主体地位由此真正确立起来。因为，没有一流的教授和师资，就不可能成为名校，那样既没有很好的生源，也不能获得国家和社会的教育资源，高校将成为无本之木。在燕京大学高薪聘教的强力冲击下，其他大学例如北大、清华、复旦为了保持自身在学界的地位，也必须聘请最好的教授。而要高薪聘请一流的师资，就必须把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这样，目前中国大学普遍存在的世界唯一的荒唐现象——处长薪水高于教授——将不会持续，学校有限的财力会集中使用到学术研究和教学上来。因为归根结底，大学的学术水平和影响力不是由处长们决定的。因此，高校必须要进行行政、后勤系统的改革。这样就会把当前人员臃肿、效率低下、腐败丛生的中国高校真正推向的改革，而不是停留于表面。在这样的改革面前，大学的生存是首要的，就像我们的国企改革一样，如果不真刀真枪、而是花拳绣腿，它就无法生存。政府的行政干预自然成为一纸空文，“官本位”将被釜底抽薪。

第三，高薪聘请教授不仅会在全社会给学者带来尊严，还会实现真正的社会公正。现在中国

教授的薪水不仅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也远远低于解放前的平均水平。上世纪20年代燕京大学的副教授，月薪200大洋，至少相当于现在人民币10万元以上。现在北京大学一个普通副教授的薪水约4千元人民币，只是当年燕大的25\1。这样的薪水，在中国社会的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的情况下，生活只能保持在社会的中下水平。无论从社会公正，还是学者尊严来说，这样的薪水都是说不过去的。目前有些教授走穴，或者做买卖，当律师，作顾问，挂名董事，……与此待遇不无关系。现在教授之间贫富悬殊之大，令人吃惊。没有社会尊严感的教授自然也会消解了职业的神圣性和责任感。

第二个影响是在中小学。

由于燕大招生的绝对影响力，它可以打破中国高考的模式，冲破的应试教育的堡垒，给中国大陆学生的学习带来新的方式和风气。这将会给中国教育带来无限的生机和希望。关于这一方面问题，笔者有专门论述，故不赘言。

这些现象，质言之，就是真正教育市场化的出现，因而形成真正的大学之间的竞争。只有真正的教育市场化，才能带来大学真正健康的发展，带来中国教育、科学、学术的真正建康发展。

成功的私立大学在世界发达国家教育中举足轻重，成功的私立大学也是中国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过去，燕京大学是中国私立大学建康发展的第一只春燕。现在，我们仍然呼唤并期待中国教育春天的到来！

2009年10月19日夜阑人静时于京西菂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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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在美国筹集资金250万美元，建立燕京大学（当时共花费360万美元建成），燕京大学存在33年，其任校长27年，在不到一万名毕业生中，为中国培养55名院士，后因保护燕大和学生，被日本囚禁三年，后出任美驻中大使。